“出土文献与战国秦汉地方行政研究新境”专辑


按语:制度史作为传统的史学命题,得到几代学人浓墨重彩的书写;但由于史志中有关地方制度的记载匮乏,研究多集中于中央。上世纪后半叶至本世纪初,是全国各地楚、秦、汉、吴、晋简牍“爆炸式发现期”,相当一部分简牍为郡县行政系统或与之平行的屯戍系统文书档案,为战国秦汉至三国西晋地方行政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借助出土简牍,配合石刻、铭文、封泥、印章、壁画等材料,重新思考基层行政相关问题,已经有诸多学者提供了示范性研究。有鉴于此,先秦秦汉史公众号拟于4月下旬推出“出土文献与战国秦汉地方行政研究新境”专辑,推介相关研究成果。期待各位前辈、同道支持!

专辑顾问:邹水杰,专辑策划:游逸飞、徐畅,专辑编辑:李凯凯、姚磊。




汉六朝时期的地方性教令


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文学部

[日]佐藤达郎  著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朱腾  译

 

前言


汉代尤其是西汉后半期以降经六朝隋唐直至近世,被称为“条教”或其他各种词汇而由地方长官制定的法令或文告类事物(本文为方便计,将它们统称为教令)屡屡获得公布,这一点是可以通过史书予以明确的。但是,对汉代至六朝时期的地方教令一直以来都停留于偶尔在概括性叙述中极为简单地略加涉猎,[1]详细的探讨似乎无从得见。幸运的是,近年来,因《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甲、乙编[2]的出版,主要是宋代以来的各种官箴书和地方志中较多出现的地方性法规被收集起来;在此过程中,作为这些地方性法规之先驱的秦汉至晋代的地方性教令也被或多或少地提起,学者们的目光逐渐开始投向这方面问题。不过,与后世的类似事物相比,学界对汉六朝之地方性教令的关注仍可谓单薄。然而,第一,如后所述,此类地方性教令时而拥有与律令相竞争的规制力,因此成为探讨王朝的统治体制时不可忽略的思考对象。第二,从西汉后半期开始,此类地方性教令频繁出现,这预示着地方政治的成熟与地方性教令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故教令本身有望为管窥帝国统治理念与地方势力之间的对抗、协作等诸多问题提供一条线索。那么,从西汉后半期至东汉、六朝,随着中央政府的相对弱化与地方分权化的推进,地方性教令大体上又是如何发展的呢?

笔者先前曾在考察法令书写或公布于厅舍等的墙壁上之事时,附带地列举了若干汉代的这种地方性教令并展开论述,[3]本文则将再次罗列汉代至六朝时期的地方性教令并探讨其诸相与发展。

不过,在推进论述之前,笔者想就本文之考察对象的范围做出界定。首先,在地方长官发布的诸多指令中,相比于一次性的指令、布告,本文将侧重于可认为具有一定持续性、恒久性的指令。但是,实际上,这二者之间不能严格区分的情况本来就不少。之所以将它们统括于“教令”这一词汇(在本文中,并未将其视作制度性语词来使用)之下,是因为如后所述,二者涵盖了从可视为法令的明确规定至向吏民讲述道德准则的教敕性事物这样广泛而众多的事项,而且在这些事项间难以画出明确的界线。其次,本文在时段上限定于西汉后半期至魏晋南北朝。将上限设置在西汉后半期的原因如前所述,亦即从此时开始,有关地方性教令的事例逐渐增加;又,将下限设置于六朝的原因则为,从西汉后半期经东汉直至六朝,地方官府的增大及其自主裁量之权限的扩大化倾向始终如一地持续着。至于隋唐以降,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与法体系的整备,地方性教令在帝国的统治体系中处于何种位置,在此基础上又有了何种状况的新发展,与宋代以降的“近世”地方法规之间有何种关系,则只能等待今后来加以思考了。

 

一、汉代的地方性教令及其诸相


(一)西汉后半期地方性教令的流行

    用以证明早在秦代地方长官就已下达教令的事例在睡虎地秦简《语书》中有所记载;[4]进入汉朝之后,景帝至武帝时期的蜀郡太守文翁所推行的文教改革[5]则又为人所熟知。但是,同类事例频繁出现却是从西汉后半期尤其是宣帝朝开始的。出于理解文脉的必要,以下将稍显冗长地引用《汉书·循吏传·黄霸》的记载:

 

五凤三年,代丙吉为丞相……时,京兆尹张敞舍鹖雀飞集丞相府,霸以为神雀,议欲以闻。敞奏霸曰:“窃见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为民兴利除害、成大化,条其对,有耕者让畔,男女异路,道不拾遗,及举孝子贞妇者为一辈,先上殿,举而不知其人数者次之,不为条教者在后叩头谢。丞相虽口不言,而心欲其为之也。长吏、守丞对时,臣敞舍有鹖雀飞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见者数百人。边吏多知鹖雀者,问之,皆阳不知。丞相图议上奏曰:‘臣问上计长吏、守丞以兴化条(师古曰:凡言条者,一一而疏举之,若木条然也。),皇天报下神雀。’后知从臣敞舍来,乃止。郡国吏窃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臣敞非敢毁丞相也,诚恐群臣莫白,而长吏、守丞畏丞相指,归舍法令,各为私教,务相增加,浇淳散朴,并行伪貌,有名亡实,倾摇解怠,甚者为妖……汉家承敝通变,造起律令,所以劝善禁奸,条贯详备,不可复加。宜令贵臣明饬长吏、守丞,归告二千石、举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务得其人,郡事皆以义法令捡式,毋得擅为条教;敢挟诈伪以奸名誉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恶。”天子嘉纳敞言,召上计吏,使侍中临饬如敞指意。

 

此处,秉承丞相黄霸之意而发布私人教令的各地太守的形象被揭示出来。而且,同样被提及的是,这些教令宣扬地方官之名声,很可能作为“私教”而与国家法令相抵触。

另外,笔者还将对上引史料中的“条教”一语的语义及内容做出思考。首先,“条”在语义上大致等同于“兴化之条”的“条”。“师古注”把它解释为“一一而疏举之,若木条然也”,意指具有若干项目的各条。这就如同州刺史所遵奉的“六条问事”[6]将刺史刺察的内容分列于六条的项目中并予以规定一样。其次,有关太守所下达的“教”,笔者虽拟再撰稿以为详细探讨,[7]但仅稍举如下几例,就可大致认为,它广泛地指向从道德训辞至强制告诫的诸多具有教诫性质的教令。

 

及日至休吏,贼曹掾张扶独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盖礼贵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曹虽有公职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从众,归对妻子,设酒肴,请邻里,一笑相乐,斯亦可矣!”扶惭愧,官属善之。(《汉书·薛宣传》)


(王尊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属县曰:“令长丞尉,奉法守城,为民父母,抑强扶弱,宣恩广泽,甚劳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愿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贪鄙,能变更者与为治。明慎所职,毋以身试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厉,助太守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贤……今太守视事已一月矣,五曹掾张辅怀虎狼之心,贪污不轨,一郡之钱尽入辅家,然适足以葬矣。今将辅送狱,直符吏诣阁下,从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随入狱矣!”(《汉书·王尊传》)


博奋髯抵几曰……乃召见诸曹史、书佐及县大吏,选视其可用者,出教置之……顷之,门下掾赣遂耆老大儒,教授数百人,拜起舒迟。博出教主簿:“赣老生不习吏礼,主簿且教拜起,闲习乃止。”(《汉书·朱博传》)

 

由此看来,所谓“条教”或许可解释为数条教诫性的教令。在《史记·张丞相列传》所附黄霸的事迹中,黄霸作为颍川太守“以礼义条教喻告化之”;揆诸上引《汉书》之《黄霸传》的文脉,可较为容易地发现“礼义条教”涉及与礼教相关的道德性内容。又,《后汉书·刘陶传》的末尾写道“……及上书言当世便事、条教、赋、奏、书、记、辩疑,凡百余篇”,将“条教”与时事评论、诗作并举。这尽管是后汉的事例,但从“条教”与诗作等并举这一点来看,它们带有假想其读者的文学性色彩,因此与其说它们是具体的法规,也还不如将其推测为包含教训性内容的事物。若再审视下文将要引用的郑弘或李膺的事例,则正如以“条教”与“法度”、“法令”并列为由来做猜测那样,所谓“条教”恐怕更应被视作对吏民宣扬己身之道德准则的训喻、教敕,而非具有法律性质的明确规定。或许,正是因为“条教”以广大吏民为宣告对象,所以它们既要通过被书写、公布于显眼处来向民众做公示,也要在公众面前被宣读。而且,根据《黄霸传》,此类“条教”具备与律令相竞争的规制力,并成为约束吏民的准则,因此这些训谕的重要性是值得注意的。不过,有关这一点,笔者将在后文中展开论述。

    拥有上述形式与内容的“条教”的宣布在各地是得到鼓励的,因此下引史料所示同一时期的事例虽为散见,却可视作黄霸的直接影响或者说是在同一政治、社会背景中出现的。

 

【左冯翊】宣为吏赏罚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条教可纪,多仁恕爱利。(《汉书·薛宣传》)


(冯立迁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职公廉,治行略与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贷,好为条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为太守,歌之曰……(《汉书·冯奉世传》)


郑弘……兄昌字次卿……次卿为太原、涿郡太守,弘为南阳太守,皆著治迹,条教法度,为后所述。(《汉书·郑弘传》)

 

这些实例均为宣帝至元帝时期之事,尤其是在薛宣与冯奉世的事例中,“条教”的宣布被视作德治的一环大概是可以窥得的。又,在郑弘的事例中,之所以他所设定的“条教法度”能作为善政之证明而为后世所传述,或许就是因为其“条教法度”是以前文所述的形式向民众公布的。

若论及这一时期此种与德治相关的教令在各地被频频发布的背景,则其中之一大概就是众所周知的如下现象:“良二千石”亦即循吏统治在当时被重视。可以认为,以此方针为基础,更兼遵循礼教的德治被推崇,顺应各地风俗、习惯的柔性统治亦获重视;其结果是,在一体适用于全国的律令之外,按照各地情势而设立的地方性教令被积极地推出。例如,下引史料就提到了太守依照当地民情来设定冠婚葬祭制度的事例:

 

颍川多豪强,难治,国家常为选良二千石。先是,赵广汉为太守,患其俗多朋党,故构会吏民,令相告讦,一切以为聪明,颍川由是以为俗,民多怨仇。延寿欲更改之,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长老皆以为便,可施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卖偶车马下里伪物者,弃之市道。(《汉书·韩延寿传》)

 

另外还有参考当地风俗来制定有关农桑之规定的事例:


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汉书·循吏传·龚遂》)

 

以韩延寿的事例论,在规定发布之前先行征得当地父老的赞同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增渊龙夫氏曾对如上所述的汉代规约有所论及并指出,地方长官发布的规约借助了父老对当地的规制力而从社会底部获得了支持,[8]这里所提及的韩延寿的情况或许亦可谓揭示当地势力与教令相关之规制力的一个例证。有关这一点,本文的下一节将再次做出论述。

还需指出,此时期的地方性教令本来就不限于与德政相关者。对黄霸鼓励条教的行为有所指责的张敞即有如下举动:

 

天子征敞,拜胶东相……敞到胶东,明设购赏,开群盗令相捕斩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书调补县令者数十人。由是盗贼解散,传相捕斩。吏民歙然,国中遂平。(《汉书·张敞传》)

 

又,成帝时期历任楚王国内史、沛郡太守的何武创设了关于少吏之任命的“科例”:

 

疾朋党,问文吏必于儒者,问儒者必于文吏,以相参检。欲除吏,先为科例以防请托。(《汉书·何武传》)

 

可以说,由太守发布如此明确的法律性规定正是前述的顺应地方实情而对柔性统治加以追求的结果。


(二)东汉时期地方性教令的诸相及其实质

    以西汉后半期屡屡出现的诸多事例为起始,地方性教令至东汉不仅在数量上进一步增加,而且在内容上也更趋多样化。首先,下引史料记载了若干仍可视为与教化相关之“条教”的实例:

 

(李膺)出补蜀郡太守,修庠序,设条教,明法令,威恩并行。蜀之珍玩,不入于门。益州纪其政化,朝廷举能理剧,转乌桓校尉。(《后汉书·李膺列传》注引《谢承书》)


(史)敞为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条教,见称于三辅。(《后汉书·史弼列传》注引《续汉书》)

 

在李膺的事例中,“设条教”与“明法令”相对,二者各自可以“恩”、“威”来代替;而在史敞的事例中,史敞因擅长教化而卓有政绩,而条教则亦被提及。这两个事例都暗示,条教具有与教化相关的内容。

再者,如下引史料般特别与教化南方民族相关的记载在东汉时代也零散地出现,这大概是与东汉时期汉族向南方的扩张相对应的。

 

(卫飒迁桂阳太守。)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飒下车,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南阳茨充代飒为桂阳,亦善其政,教民种殖桑柘麻紵之属,劝令养蚕织履,民得利益焉。(《后汉书·循吏列传·卫飒》)


九真俗以谢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適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娉,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后汉书·循吏列传·任延》)


(和帝时,许荆稍迁桂阳太守。)郡滨南州,风俗脆薄,不识学义。荆为设丧纪婚姻制度,使知礼禁。(《后汉书·循吏列传·许荆》)

 

除此之外,如下列史料所见,自西汉龚遂以来,劝课农桑作为循吏统治的具体政策也获得实施。

 

延平元年,(黄香)迁魏郡太守。郡旧有内外园田,常与人分种,收谷岁数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农’,《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禄之人,不与百姓争利。”乃悉以赋人,课令耕种。(《后汉书·文苑列传·黄香》)


(秦彭迁山阳太守。)兴起稻田数千顷,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塉,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于是奸吏踞蹐,无所容诈。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齐同其制。诏书以其所立条式,班令三府,并下州郡。(《后汉书·循吏列传·秦彭》)

 

又,古有作为西门豹之逸闻的针对邪教淫祠的禁令,此类禁令在东汉时期或许亦作为礼教主义之一端且伴随着原始道教的成长等民间宗教的发达而屡屡被发布。

 

(第五伦拜会稽太守。)俗多淫祀……前后郡将莫敢禁。伦到宫,移书属县,晓告百姓。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诈怖愚民,皆案论之。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民初颇恐惧,或祝诅妄言,伦案之愈急,后遂断绝,百姓以安。(《后汉书·第五伦列传》)


(宋均迁九江太守。)浚遒县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众巫遂取百姓男女以为公妪,岁岁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后守令莫敢禁。均乃下书曰:“自今以后,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扰良民。”于是遂绝。(《后汉书·宋均列传》)


(张奂拜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产子及与父母同月生者,悉杀之。奂示以义方,严加赏罚,风俗遂改,百姓生为立祠。(《后汉书·张奂列传》)

 

褒赏规定作为这种禁令的对立面也是存在的;以上一部分所列西汉张敞的事例为始,至东汉时代,有关追捕盗贼的购赏规定在史书中渐趋多见(至于汉简中的相关规定,下一节将重新予以探讨)。若举数例,即可见如下记载:

 

(鲁恭)迁乐安相。是时,东州多盗贼,群辈攻劫,诸郡患之。恭到,重购赏,开恩信,其渠帅张汉等率支党降……(《后汉书·鲁恭列传》)


(张霸为会稽太守。)霸始到越,贼未解,郡界不宁,乃移书开购,明用信赏,贼遂束手归附,不烦士卒之力。童谣曰……(《后汉书·张霸列传》)


(建武)十六年,琅邪、北海盗贼复起,宗督二郡兵讨之,乃设方略,明购赏,皆悉破散,于是沛、楚、东海、临淮群贼惧其威武,相捕斩者数千人,青、徐震栗。(《后汉书·张宗列传》)

 

上列禁令或褒赏规定如“吏辄行罚”、“严加赏罚”等语词所示设立了针对违反者的罚则和针对遵守或立功者的褒赏,因此可以认为它们蕴藏着一定的法的强制力。另一方面,无法想见许荆对违反“礼禁”的行为设定罚则;如此一来,就必须认为诸多地方性教令所具有的法的强制力是强弱不一的。

紧随于此,若论及诸多教令的持续性,正如本部分曾提及的《李膺传》中的“设条教”及上一部分所引用的郑弘事例中的“条教法度,为后所述”等语句所示,可以推测众多教令皆非一时性规定,而是具有一定恒久性的。再看如下实例:

 

(宋均)迁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数为民患,常募设槛阱而犹多伤害。均到,下记属县曰:“……可一去槛阱,除削课制。”其后传言虎相与东游度江。(《后汉书·宋均列传》)


(廉范)建初中,迁蜀郡太守……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乃歌之曰……(《后汉书·廉范列传》)


(陆康)除高成令。县在边垂,旧制,令户一人具弓弩以备不虞,不得行来。长吏新到,辄发民缮修城郭。康至,皆罢遣,百姓大悦。(《后汉书·陆康列传》)

 

据上引史料,在宋均、廉范或陆康赴任时,前代以来的“课制”、“旧制”、“先令”仍然在发挥作用,宋均等遂以其特殊的管理方式而将它们废除,因此可以说,按照通常情形,历任太守、县令在其任上是会对它们予以持续地承袭的。

那么,它们在大体上又是以何种形式于各地被保存下来?《后汉书》提到,宋均“除削课制”,廉范“毁削先令”。若此类词句并非修辞,而是实有其文字所示之意,则可认为,他们所削除的是文书化的条文。这些文书的保管场所首先似为地方官府。在时代稍晚的三国魏末,豫州刺史王沈“探寻善政,案贾逵以来法制禁令,诸所施行,择善者而从之”(《晋书·王沈传》;后文还将引用之);由此可知,自魏初的豫州刺史贾逵以来至王沈的时代,历代“法制禁令”皆藏于豫州刺史之治所,王沈似对其有所取舍和选择。

此处,笔者将尝试思考此类时常伴有法之强制力的地方性教令与律令的关系。在上一部分曾提到的《黄霸传》中,国家律令与作为“私教”的条教被明确地置于对比状态中,且后者被认为存有干涉前者的危险。又,如下事例论道:


本初元年春正月丙申,诏曰:“……顷者,州郡轻慢宪防,竞逞残暴,造设科条,陷入无罪……。”(《后汉书·孝质帝纪》)

 

该记载将“轻慢宪防”的州郡不停地随意创设“科条”的行为视为一个问题,并借此揭示了置立于正规法律亦即律令的框架之外、脱离律令之本旨且与州郡之自主裁量权相关的“科条”的存在。另外,作为旁证,下引史料曰:

 

今典州郡者,自违诏书,纵意出入。每诏书所欲禁绝,虽重恳恻,骂詈极笔,由复废舍,终无悛意。故里语曰:“州郡记,如霹历;得诏书,但挂壁。”(崔寔:《政论》,收入《全后汉文》卷四六)

 

可见,在地方末端,与其说重视中央下达的诏令,还不如说重视州郡的“记”。笔者认为,这里的“记”广泛地包含了州郡下达的诸种指令,[9]因此其中或许也有本文所探讨的地方性教令。进一步说,上引《宋均列传》所提及的有关捕虎的规定表明,尽管在汉律中已有涉及购赏金的规定,[10]但可能因地方官的裁量而被撤废的“课制”同时也是存在的。由上述内容观之,诸多地方性教令与律令大致处于有别或补充关系,且由各地长官根据其独立裁量权制定。在这一点上,应当认为,地方性教令与同为地方性法令的挈令有所不同。有关挈令的性质,一直以来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据近年间的籾山明氏之说,挈令是各官府从皇帝下达的诏令中适当抽取并汇集其必要部分而形成的,由此残存着诏敕及作为其二次编纂物的“令”本身所内含的特质。[11]如此,正因为挈令具有以王者之言为法源的性质,所以如籾山氏亦已指出的那样,张汤可通过公布廷尉挈令来“扬主之明”,[12]但是在《黄霸传》中,责问点则为条教的宣布所增长者乃太守而非皇帝的“名誉”。

又如,据《汉书·地理志》,作为四郡设置后朝鲜半岛之情势,“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这所谓六十余条的“犯禁”不用说是包含如乐浪挈令(《说文解字·十三篇上》所引)般的法令的,但地方长官独立制定的地方性教令肯定也存在。

    

(三)汉简所见地方性教令

汉简尤其是西北边境出土简正可谓与某地方行政、军事相关的文书群,因此从中似乎亦可发现上文所述的地方性教令。首先,上一部分列举了从典籍中发现的购赏规定,在汉简中则有被称为“购赏科别”的文书群。若以其中某些记载为例,则可见如下内容(对史料本身,不再作训读*,而只是添加句读):[13]

 

●捕斩匈奴虏反羌购赏科别(E.P.F22:222)

●其生捕得酋豪王侯君长将率者一人、吏增秩二等、从奴与购如比(E.P.F22:223)

 

藤田高夫将这些规定视作“与律令等相类似之法规的‘科’”,并将其界定为律令之外的符合另行标准的法。[14]它们究竟是科,抑或是被称为科的法规,这一问题暂且不论,[15]但综合上一部分所引典籍中的事例来看,它们与律令不同,恐怕更有可能是地方上创设的规定。

又,在近年出土的额济纳汉简中存有暂以“专部士吏辄”为题而编缀起来的八枚简。有关其性质,李均明氏将其理解为“边塞当局依法律并结合当地实情颁布的行政规范”。[16]

在此类众所周知的事例之外,以本文所关注的问题点论,还可发现如下记载:

 

太守府书,塞吏武官、吏皆为短衣,去足一尺,告尉,谓第四守候长忠等,如府书,方察不变更者●一事二封  七月庚辰,掾会、佐严封。(E.P.T51:79)

 

这段记载是张掖太守府下达的命令从甲渠候官一直传送至其下属组织的所谓发信记录。据太守的指令,吏之衣服的长短被确定,而此规定好像令人想起了西汉末朱博的逸事[17],或许正可被视作郡太守所设立的地方性教令之一例。

 

       韭三畦  葵七畦

城官中亭治园条  其故多过条者勿减

       葱三畦  凡十二畦

(506·10A)

“城官”亦即候官可能附随有农园,以上就是用来设定在此种农园中耕作之劳动量的法规,因此可被视作由都尉府或候官这一层级创设且如上一部分所见一般的劝课农桑的规定。

 

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府书曰,吏民毋犯四时禁,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毋犯四时禁者,敢言之。(E.P.F22:50A)

建武六年七月戊戌朔乙卯,甲渠郭守候,敢言之。府书曰:吏民毋犯四时禁,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毋犯四时禁者,敢言之。(E.P.F22:51A,52)

 

这两段史料是甲渠候官对“府书”亦即都尉府或太守府下达的文书[18]所列每个季节的禁令做出的答复,所以“吏民毋犯四时禁,有无四时言”这一命令亦可算是由郡一级发布的地方性教令之一。而且,这两段史料收录了建武四年与六年的报告文书,所以不能否定各年发布的教令为同一种教令之可能;或者说,建武四年甚至其前发布的教令直至六年仍然有效。此种情形或许也正揭示了地方性教令的持续性。

 

●吏士明听教(E.P.F22:245)

告吏,谨以文理遇士卒 病致医药,加恩仁恕,务以爱利省约为首 毋行暴殴击(E.P.F22:246)

●告诸吏士卒,有冤失(E.P.F22:404)

●告诸吏士卒,以(E.P.F22:405)

●告诸吏士,务(E.P.F22:843)

 

上引五例虽非出自同一册书,但均以清晰且较大的文字书写而成。不仅如此,简246还标有句读记号,故可被推测为供众人诵读之物,抑或是公布于候官内壁之“扁书”的实例。尽管这五份文书的发布者不明,但由于它们均为以处于末端机构的吏士为直接对象的训令之文辞,因此它们所指向的与其说是诏敕,还不如说似乎与地方政府之部门所发布的文件相对应。终究无法超出以上推测的范围。

 

二、六朝时代地方性教令的发展

 

从东汉时代开始表现出增加趋势的地方性教令至六朝时代进一步呈事例增加与多样化之势,其中似亦有一种持续的倾向性。本节将摘取若干六朝时期的地方性教令,并尝试通过它们来管窥此种倾向性(尽管对魏晋、东晋南朝、北朝分别加以考察似乎是普遍的,但本节拟不区分时代而对总体的倾向性予以大致的把握)。

首先,有关发布教令之主体,在汉代有极少数涉及县令的事例,[19]其他则几乎均指向郡太守,但至三国以降,由州刺史发布教令之事例急剧增加。先前曾提及的王沈作为曹魏末的豫州刺史“案贾逵以来法制禁令,诸所施行,择善者而从之”(《晋书》卷三九《王沈传》),据此可见魏初贾逵以来由历代豫州刺史发布的“法制禁令”的存在。除此之外,尽管对刺史发布教令的事例无暇一一列举,但仍将出示如下一例:

 

(刘弘西晋末为荆州刺史、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旧制,岘、方二山泽中不听百姓捕鱼,弘下教曰:“……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齐中酒、听事酒、猥酒,同用曲米,而优劣三品。投醪当与三军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别”。(《晋书》卷六六《刘弘列传》)

 

以上亦为荆州有州层级之“旧制”,且“旧制”为新任刺史之“教”所撤废或改定的事例。若说此类由州发布之教令增加的背景,或可想见为六朝时期州成为地方行政单位这一点。

在上文提及的王沈事例中,王沈参照了历代前任的事迹;如此一来,至六朝时期亦可见在前代统治地方之先例不断蓄积的基础上参照此类先例而发布教令的事例。

 

傅子曰: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前尹司马芝,举其纲而太简,次尹刘静,综其目而太密,后尹李胜,毁常法以收一时之声。嘏立司马氏之纲统,裁刘氏之纲目以经纬之,李氏所毁以渐补之。郡有七百吏,半非旧也。河南俗党五官掾功曹典选职,皆授其本国人,无用异邦人者,嘏各举其良而对用之,官曹分职,而后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为本,然持法有恒,简而不可犯……(《三国志·傅嘏传》引《傅子》)

 

与王沈事例相同,作为河南尹傅嘏之参考的司马芝、刘静、李胜等历代河南尹的“治法”是被文书化且藏于官府中的。所谓“裁刘氏之纲目”、“李氏所毁以渐补之”大概就是指对诸多前代的具体法令有所动作之意。

又,以下为参照遥远的西汉时代之治绩的事例:

 

(杜预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又修邵信臣遗迹,激用滍淯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众庶赖之,号曰“杜父”。(《晋书》卷三四《杜预列传》)


(北魏时,崔衡为秦州刺史。)先是,河东年饥,劫盗大起。衡至,修龚遂之法,劝课农桑,周年之间,寇盗止息。(《魏书》卷二四《崔衡列传》)

 

杜预事例所提及的“分疆刻石”并不单纯是边界标志,而是如“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的召信臣事迹所示,为有关水利规约之类的记录。杜预、崔衡皆参照了西汉著名循吏的事迹,其为政的背后因素当然是从六朝时期广为诵读的《汉书》中获得的知识。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知识在读书人中成为规范且约束为政者。

 与此种历史性规范并行,下引事例又指出:

 

(东晋时,殷仲堪为荆州刺史。)又以异姓相养,礼律所不许,子孙继亲族无后者,唯令主其蒸尝,不听别籍以避役也。佐史咸服之。(《晋书》卷八四《殷仲堪列传》)

 

可见,在发布地方性教令之际,“礼律”成为了参考准则。需要说明,这里的“律”尽管几乎可视作礼的同义语,但更具体地说,当指晋朝的律,所以越智重明氏认为,曹魏所认可的异姓养子至晋时在制度上被否定了。[20]与历史性知识并存的礼之规范意识的存在由此显现;至于它与国家律令的关系,将在后文中再做论述。

上引《殷仲堪列传》写道殷仲堪的教令得到了州府僚属的一致赞同。换言之,正因为获得僚属的支持,教令得以发布;否则,如下引事例所示,教令若遭到僚属们的批驳,则不得不被撤回。

 

(曹魏末,王沈为豫州刺史。)至镇,乃下教曰:“……其宣下属城及士庶,若能举遗逸于林薮,黜奸佞于州国,陈长吏之可否,说百姓之所患,兴利除害,损益昭然者,给谷五百斛。若达一至之言,说刺史得失,朝政宽猛,令刚柔得适者,给谷千斛。谓余不信,明如皎日。”主簿陈廞、褚曰:“奉省教旨……愚谓上之所好,下无不应。而近未有极谏之辞,远无传言之箴者,诚得失之事将未有也。今使教命班下,示以赏劝,将恐拘介之士,或惮赏而不言;贪赇之人,将慕利而妄举。苟不合宜,赏不虚行,则远听者未知当否之所在,徒见言之不用,谓设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须后。”


沈又教曰:“夫德薄而位厚,功轻而禄重,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处也。若陈至言于刺史,兴益于本州,达幽隐之贤,去祝鮀之佞,立德于上,受分于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忠也。惠加一州,仁也。功成辞赏,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怀其道而迷其国哉!”褚复白曰:“……未闻张重赏以待谏臣,悬谷帛以求尽言也。”沈无以夺之,遂从议。(《晋书》卷三九《王沈列传》)

 

设重赏以开言路并借此为自己留下名声的刺史王沈的心理似已透过这段史料而被揭示出来,僚属们的谏止则或许是他们在察觉王沈的企图后采取的举动。州郡僚属的出身多源于由作为地方之主的有实力者阶层构成的母体,所以他们的意向可以左右长官的教令;若据此推测地方人士之舆论的影响力在地方性教令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映,或许也无大碍。事实上,在前文提及的西汉韩延寿的事例中,韩延寿也是在征得地方父老之赞同的基础上发布教令的,因此像这样对地方人士之意向或者说舆论有所觉悟并以此为前提而发布教令实为长官所追求者,这可以说是约束地方性教令的又一种规范。一如下面的史料所载,循此规范者将得到当地人众的高度评价:

 

(西晋)袤在广平,以德化为先,善作条教,郡中爱之。(《晋书》卷四四《郑袤列传》)

 

不用说,这段史料所关涉的就是对郑袤之政绩的评价了。

在郑袤的事例中,郑袤以“条教”而获得郡中众人的敬慕,但如上一节所说西汉郑弘因创设“条教法度”而“为后所述”那样,当地人众的评价并不会停留在一个时代,而是会一直流传至后世。在此,笔者想提示与后文的论述有所关联的一个问题点,即通过教令而形成的所谓地方官之善政的记忆[21]会蓄积起来;如此,这种记忆在大体上说一方面会给予郡中士大夫的舆论以一定的方向性,另一方面对地方官来说,在他们当政前就已存在的那些善(或者恶)的事迹就会作为一种训诫而发挥作用。[22]

前文曾指出,各地的教令以“私教”之名阻滞国家的一元化统治,但如果上文所列各种规范赋予了条教一定的方向性,那么,条教与国家统治理念(具体是指诏敕律令)间的关系似乎就需要再做思考了。在前引殷仲堪事例中,条教与国家律令这二者处于整合状态。再看如下事例:

 

(曹魏末,王恂为河南尹。)魏氏给公卿已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武帝践位,诏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晋书》卷九三《外戚王恂列传》)

 

可见,郡守(河南尹)之教令遵照“诏禁”之意旨而对“诏禁”本身有所补强。又如下列事例:

 

(南朝宋时,羊玄保为宣城太守。)先是,刘式之为宣城,立吏民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若获者赏位二阶。玄保以为非宜,陈之曰:“……今立殊制,于事为苦……臣忝守所职,惧难遵用,致率管穴,冒以陈闻。”由此此制得停。(《宋书》卷五四《羊玄保列传》)


(北周时,崔猷)迁京兆尹。时婚姻礼废,嫁娶之辰,多举音乐。又廛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织成文绣者。猷又请禁断,事亦施行。(《周书》卷三五《崔猷列传》)

 

这些事例中的教令是在向中央政府请示并获得认可后下达或撤废的,自然也是与国家方针相协调的产物。进一步说,国家还会如下引事例那样积极地对教令予以褒扬和推崇,并以一州一郡之事为典范向其他地区普及:[23]

 

(西晋初,王宏为汲郡太守。)抚百姓如家,耕桑树艺,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尽事宜,在郡有殊绩。司隶校尉石鉴上其政术,武帝下诏称之曰:“……其赐宏谷千斛,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晋书》卷九○《良吏王宏列传》)


(南朝梁时,杨公则为湘州刺史。)湘俗单家以赂求州职,公则至,悉断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诸州以为法。(《梁书》卷一○《杨公则列传》)


(北魏时,窦瑗)转中山太守,加征东将军。声誉甚美,为吏民所怀。及齐献武王班书州郡,诫约牧守令长,称瑗政绩,以为劝厉焉。(《魏书》卷八八《良吏窦瑗列传》)

 

如此一来,为全国所共有的事例在各地再次成为先例而被参照,而教令的更进一步出现似乎也就不难想象了。在这样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共有与反复之累加的基础上,地方统治的应然样态、牧民管的应有形象逐渐被理念化(不当地说,则可谓类型化)。

又,与以上探讨相关,有一点需要注意,即在上列北魏窦瑗的事例中,其政绩向州郡公开,成为对牧守令长予以勉励的“诫约”,因此其政绩自然也转变为地方官们的戒鉴;而在西晋王宏的事例中,武帝欲令天下对王宏之政绩皆有所闻,其意图之一亦为通过表彰模范化的政绩来形成劝诫。前文已指出,通过前代教令传承的前代善政之记忆对地方官们来说是一种训诫;尤其是在进入北朝后,随着中央集权的再强化,通过表彰善政而形成劝诫的做法似乎是得到积极实施的。这里还将引用一个与上引记载相似的事例:

 

(北魏时,穆罴为汾州刺史。)前吐京太守刘升,在郡甚有威惠,限满还都,胡民八百余人诣罴请之。前定阳令吴平仁亦有恩信,户增数倍。罴以吏民怀之,并为表请。高祖毕从焉。罴既频荐升等,所部守令,咸自砥砺,威化大行,百姓安之。(《魏书》卷二七《穆崇列传附穆罴列传》)

 

据此可知,汾州刺史穆罴为褒赏前任太守及县令的治绩而向中央做推荐;结果,其管辖下的郡守县令们皆主动以良政自勉,因此善政类事迹可被视作约束其他地方官的指针。前文曾论道,地方性教令最初往往带有向部下吏员讲述为政经验之训诫的性质,而据以上探讨,则可做这样的推测:地方性教令由于会对其他地域或后来的长官们产生影响,[24]因此已成为对他们的劝诫与勉励或者说是一种官箴。前文据《黄霸传》的记载指出,作为训诫的教令成为了约束吏民的准则且拥有与律令相比况的重要性,而在上述国家试图对一郡一州之善政予以积极推广之情景所隐藏的则是对官员内部的此种规约的重视。

笔者曾在之前已发表的拙文中指出,魏晋时期的官箴延续了汉代以来的美文论调,开始作为自己与他人之政务的戒鉴而带有实用意义。[25]一言以蔽之,上述地方性教令的官箴性可以说也是以这一时代的精神气质亦即礼、历史性规范意识之高涨为背景形成的。

 

三、结语

 

上文已明,在汉六朝时期以郡、州为主的地方行政单位中,从教诫性规定至具体法规的多层次的教令基于地方长官的裁量权而被发布。从宏观上看,这些教令在汉代的正式出现似乎可被视作一种指标以揭示统一帝国内郡县制的大致完成及以此为基础的地方统治的成熟。也就是说,作为一体性、一元性统治原则的另一面,尤其是在所谓豪族势力开始伸展的西汉后半期以降,依照各地固有的情势而实施柔性统治成为一种需要,这大概就是所谓地方性教令增加的一个背景。若以具体法规为关注点,则可认为,此类法规与各地的实际情况相合,且内含律令所不载的细则,或者说是遵照律令诏敕之主旨而将其具体化,故发挥了律令之补充的作用。魏晋以降,此种补充性随着律令的整备而增强;在汉代时期被视为律令框架之外的“私教”以至于受到责难的教令也获得了国家的认可和鼓励,而这一点通过所谓补充性本身或许亦有可能得到些许理解。又,若考察教诫性教令,由于教诫为诏敕律令本就具有的性质(《盐铁论·刑德篇》云“令者所以教民也”),因此尽管教令与诏敕律令之间原来存有互相竞争的危险,但两者之理念的调和也逐渐被推进。

诸多地方性教令不用说是地方长官以其自主裁量权发布的,但因为他们在发布教令时以同时代或既往的各种事例为典范,且对遵循礼或法的规范意识有所感悟,所以模式化教令的出现逐渐成为一种倾向。史书提到了复数人物的类似治绩,其原因不仅仅在于治绩以传承而混同,或许也在于所谓模式化本身。进一步说,一方面,屡屡出现的当地士大夫的舆论或直接或暗示性地起到了规制作用;另一方面,对这些地方士大夫们来说,过去的长官们的治绩与教令已成为历史记忆且约束着他们的意识。[26]在此意义上,长官与地方士人间的影响可以说是相互的。以此种相互作用的累积为基础,理想的牧民官形象及应然的地方统治理念之逐渐成熟是可以被预想出来的。比如,西魏的六条诏书[27]等就可被视为中央——地方之理念调和的一种精华。

若考虑到东汉至六朝时期地方分权化的发展,则该时期内各地之“私教”的增加与多样化就是理所当然的。即便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教令所内含的某种方向性得到了北朝的认可,也一直获得南朝的肯定。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南朝与北朝对所谓方向性的一致接受与隋唐的再统一态势有何种关联性,且以再统一的帝国为基础又形成了何种发展。这些问题本来就超出了本文的探讨范围,或许可列入今后的课题中。此外,尽管本文特意把六朝时期的事例视作一个整体加以总括性分析,但正如先前已论及的那样,在划分时期的基础上对各时期的特征或倾向予以更详细的比较和探讨实为必要,此亦可谓今后的课题。



注释:

1. 参见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第二编第二章第二节“郡守”之三“自设条教”,齐鲁书社1984年第一版。

2. 参见杨一凡等编:《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甲、乙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版、2009年版。

3. 参见拙文“漢代の扁書·壁書——特に地方的教令との關係で——”,载《關西學院史學》三五,2008年。

4. 参见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不过,《语书》中的“故腾为是而修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一语可被理解为南郡守再整理律令并下达之意,难以说成如后述那样由地方长官制定与律令有别的独立规定。

5.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文翁》载:

 

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6. 《续汉书》卷一一八《百官志五》“州刺史”条注引蔡质《汉仪》:“诏书旧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断理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

7. 参见拙文“关于汉魏时代的‘教’”,载《法律文化研究》第六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待刊。(“漢六朝期の地方的教令について”一文发表时,《法律文化研究》第六辑尚未出版,故有“待刊”之说。现在,“关于汉魏时代的‘教’”一文已正式发表于《法律文化研究》第六辑之上,可参阅。——译者注)又,中村裕一所著《唐代官文书研究》(《唐代官文書研究》,中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章第二节“教”对从南朝至唐的“教”做出了探讨,其间也简单地提到了汉代的“教”。

8. 参见《新版  中國古代の社會と國家》第四章“戰國秦漢時代における集團の「約」について”,岩波书店1996年版(初版为弘文堂1960年版)。

9. 参见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第九章第三节“记”,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鹰取祐司:“漢簡所見文書考——書·檄·記·符”,载冨谷至编:《邊境出土木簡の研究》,朋友书店2003年版。尽管汪桂海的《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将记与教视为同一种文书之别称的做法未必准确,但正如下引史料所示,在《后汉书》卷四一《宋均列传》中似有揭示“记”包含地方性教令的实例:

 

迁上蔡令。时府下记,禁人丧葬不得侈长。均曰……竟不肯施行。

 

而且,此语作为县令对太守之教令不予服从的例证也可谓意味深长。

10. 池田温的“中國古代の猛獸對策法規”(收入《律令制の諸問題——瀧川政次郎博士米壽記念論集》,汲古书院1984年版)复原了如下律文:

 

能捕虎一,购钱三千,其狗半之。能捕豺貀一,购钱百。


11. 参见籾山明:“王杖木簡再考”,载《東洋史研究》六五-一,2006年。

12. 《汉书》卷五九《张汤传》:“补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谳疑,必奏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法廷尉挈令,扬主之明。”

 按:此语是指“不再将史料翻译成日语”。——译者注

13. 以下所引简文依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中华书局1994年版)及谢桂华等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下)》(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14. 参见藤田高夫:“漢簡中における軍功賜爵について”,载《古代文化》四五-七,1993年。

15. 滋贺秀三所著“漢唐間の法典についての二三の考證”(收入氏著:《中國法制史論集  法典と刑罰》,创文社2003年版)否定了汉科的存在。

16. 李均明:“额济纳汉简法制史料考”,载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7. 《汉书》卷八三《朱博传》:“(琅邪太守朱博)又敕功曹:‘官属多褒衣大祒,不中节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

18. 一般来说,居延汉简中的“府书”是指都尉府下达的文书,但在前文所列举的E.P.T51:79简中,“太守府书”也被换称为“府书”,因此有关这里所引用的两段简文,其中的“府书”也涉及与民政相关的内容,相比于将其解释为来自都尉府的书,把它们视作来自太守府的书似乎更为妥当。

19. 除了上文已提及的《后汉书》卷三一《陆康列传》之外,以下史料大概也是一例:

 

……(缺)……为正,以卒为更,愍念蒸民劳苦不均,为作正弹,造设门更,富者不独逸乐,贫者……(缺)……。(《隶释》卷五《酸枣令刘熊碑》)


20. 参见越智重明:《魏晉南北朝の政治と社會》第五章“異姓養子”,吉川弘文馆1963年版。

21. 在这方面,若稍举数例,则可见如下记载:

 

(仓慈为敦煌太守,民夷称其德惠,后皇甫隆为太守。)敦煌人以为隆刚断严毅不及于慈,至于勤恪爱惠,为下兴利,可以亚之。(《三国志》卷一六《仓慈传》注引《魏略》)


(吴谢景为豫章太守。)在郡有治迹,吏民称之,以为前有顾劭,其次即景。(《三国志》卷五九《吴主五子传附谢景传》)


22. 尽管在前文中已有论及,但此处仍将指出,下引东汉时代的记载表明,书写于官衙墙壁上的历代太守的政绩会成为后任太守的戒鉴:

 

郡府听事壁诸尹画赞,肇自建武,讫于阳嘉,注其清浊进退,所谓不隐过,不虚誉,甚得述事之实。后人是瞻,足以劝惧,虽春秋采毫毛之善,罚纤厘之恶,不避王公,无以过此,尤著明也。(《续汉书》卷一〇九《郡国志一》“河南尹条”注引应劭《汉官仪》)


23. 在这方面,上一节第二部分所提及的秦彭之事迹可以算是一个先驱性的例证:

 

(秦彭迁山阳太守。)兴起稻田数千顷,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塉,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齐同其制。诏书以其所立条式,班令三府,并下州郡。(《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秦彭》)


24. 比如,下引东汉时代的事例就指出,一郡的条教在州内会成为广受遵循的模范:

 

以威名迁齐相,亦颇严酷,专任刑法,而善为辞案条教,为州内所则。(《后汉书》卷七七《酷吏列传·周纡》)


25. 参见“漢代の古官箴  論考篇”,载《大阪樟蔭女子大学(学藝学部)論集》四二,2005年。

26. 例如,光武帝曾令各郡的上计掾探寻历代太守的治绩;对此,蜀郡掾则做出了这样的答复:


 帝尝召见诸郡计吏,问其风土及前后守令能否。蜀郡计掾樊显进曰:“渔洋太守张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讨奸。前公孙述破时,珍宝山积,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职之日,乘折辕车,布被囊而已。”(《后汉书》卷三一《张堪列传》)


27. 有关西魏的六条诏书,谷川道雄所著“西魏‘六条诏书’所见的士大夫伦理”(“西魏「六條詔書」における士大夫倫理”,载《中國中世社會と共同體》,國書刊行會1976年版)已有详细分析。

 


本文原题为“漢六朝期の地方的教令について”,载《東洋史研究》六八-四,2010年;中文版载于周东平、朱腾主编:《法律史译评》(201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6-65页。



感谢朱腾先生提供稿件!

编辑:李凯凯


我们致力于学术传播!

(下载iPhone或Android应用“经理人分享”,一个只为职业精英人群提供优质知识服务的分享平台。不做单纯的资讯推送,致力于成为你的私人智库。)

作者:佚名
来源:先秦秦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