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难封”问题再考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4级历史学专业   张霖坤 


摘要:西汉时期著名军事将领李广戎马一生却未能如愿封侯,最终因“失道”自刎令世人为之惋惜,“李广难封”也成为了怀才不遇的代名词。李广究竟为何难封侯,本文在整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其不擅长交际缺乏、政治敏感度的主观性格特征和军功不够客观事实并结合西汉对外国防政策的变化等方面予以考证和论述其原因所在。

关健词:李广   军功   封侯


电视剧《汉武大帝》中的李广


一:“李广难封”问题的由来与学者之见

西汉名将李广,精于骑射、骁勇善战一生与匈奴大战七十余场,令当时的草原霸主匈奴颇感畏惧,“号曰“汉之飞将军”[①],但正是这样一个名满天下的将领却不得封侯,元狩四年的漠北决战李广更因”失道“而选择自杀,未得封侯的遗憾以及悲剧性的结局让李广备受当世人的同情,”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②]。而伴随着“成一家之言”的《史记》流传并广为认可,李广逐渐成为那些壮志难酬的文人骚客、失意官吏的精神寄托。高适的《燕歌行》中的一句: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则更是将李广幻化为针砭当时军队建设弊端、寄托人们呼唤与寻找军魂的希望”[③],落破才子王勃更是在名篇《滕王阁序》留下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直接感叹。

由上看来,李广的命运无疑激起了人们同情。而“李广难封问题”也成了一引起世人瞩目与讨论的历史问题,并逐渐上升到了人物史研究方法的高度。有关李广封侯问题最早由汉文帝提出。:“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④]后来李广从弟李蔡和李广部下的军吏和某些士卒都得到了封侯,从而引起李广的苦闷与疑问,曾自问:“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方士王朔给了李广这样的答复:“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⑤]以上两条是《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对‘李广难封”的直接记载。

历代学者围绕这条对于李广难以封侯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考证,比如“汉代以后的学者则多从主观方面分析“李广难封”的原因。宋人何去非认为,李广难封是由于其治军不严;明人董份认为,李广杀羌降卒及杀霸陵尉是其难封的原因;清王夫之则认为,李广是因为无功不能封侯。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在前人基础上,从新的视角展开更为深入的讨论,如“杨咸从当时的用人政策分析认为,李广的悲剧是由于封建社会亲贵用事,即用人惟亲造成的”;[⑥]张德芳认为:“李广难封”的原因应从西汉王朝内部寻找,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始终尖锐,李广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自然不能逃脱斗争的冲击,统治阶级的尔虞我诈造成了李广悲剧性的命运“。[⑦]而就李广自身的内部因素看来,高兵先生认为李广难封原因出自个人,概括来说就是李广“自负其能”。表现在其领兵作战时往往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注意谋略,治军方面也是如此;此外还表现在私受梁王印和杀霸陵尉两事上。王太阁先生从李广政治、军事两方面的弱点论证了“李广难封”原因。指出:“李广在战场上是巨人,在官场上则是侏儒,其政治幼稚病表现为没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李广没有辩才和权术,性情质朴笃厚决定了他不会、也不屑于奉迎拍马、巴结权贵,并且刚直不阿、轻犯“虎威”,这就必定会使当权者扼腕切齿,无法封侯也就势在必然了。从政治上的幼稚到军事上的指挥无方,导致其往往过大于功“。[⑧]也有较多研究者从主、客观两方而进行综合分析,以求客观而全面。“周晓痴先生认为客观原因是李广总不能达到“中首虏率”这个硬性封侯标准和汉武帝的疑惑、卫青的排斥,主观原因是他治军不严、心胸狭窄以及诱杀降羌的恶劣影响等。黄立新认为李广难封悲剧的形成既有来自汉朝统治者方而的原因,也有李广自身的性格缺陷,最根本的原因是封建专制制度对人的个性的遏制与残杀“。[⑨]颜吾茎、姚小鸥、崔明德等学者也持相同观点,并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

总体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位学者就李广难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非常明显的史学成果,对后人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李广难封”问题仍然未有定论,特别是在学者们提出的李广难封众多的原因中哪个才是根因,李广本人的带兵方式又有着哪些不足?武帝与卫青是否刻意打压排斥李广?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尚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因此,本文将建立在《史记》基础上,重新梳理史料,审视后人对李广本人才能、人品、军功的考量,将李广与同时期反击匈奴将领在性格能力等方面进行对比,结合西汉对外国防政策的历史变迁,梳理李广在文,景,武三朝的军事表现,在整理前人已有的观点基础上从主、客两个方面论述李广究竟为何难以封侯。

二:“李广难封”原因分析         

(一)不善交际、缺乏政治敏感度,屡次触犯统治者的忌讳

从《史记 李将军列传》中的“广讷口少言”以及“口不能道辞”这两处记载中可以看出来,李广是沉默寡言、不善交际的性格,符合陇西“质朴”的民风。李广在这种的环境中长大,这一方面使得李广可以心无旁骛的投入军务,闲暇时间也“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⑩]。但同时也反映出李广性格中消极的一面,即李广本人对于官场上人际关系复杂性的不敏感以及对朝中政治风向标的不察觉,是一个缺乏政治敏感性的职业军人。具体表现在李广私受梁王印以及与灌式家族往来密切这两件事情上。

1:在随军平定七国之乱时,私受敏感人物物品的不智。

汉景帝即位后李广先后担任陇西都尉与骑郎将,吴楚七国叛乱的到来无疑是李广建工大好时机,他随从太尉周亚夫反击吴、楚叛军,在昌邑城下夺取了敌人的军旗,立功扬名。这对于吴楚叛军的士气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也鼓舞了被困在睢阳城内的梁国守军。但李广却 “以梁王授广将军印”,造成的结果就是“还,赏不行”。

首先,梁孝王刘武是汉景帝刘启的弟弟,自幼受到其母亲窦太后的宠爱,史载:“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11]而在当时汉景帝尚未立储君的情况下,窦太后想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让自己喜爱的幼子刘武继承皇位。《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景帝与王燕见,侍太后饮,景帝曰:“千秋万岁之后传于梁王。”太后喜说。窦婴在前,据地言曰:“汉法之约,传子適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帝约乎!”於是景帝默然无声。太后意不说“。[12]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汉景帝看来,“千秋万岁之後传王”一句更多的是抒发母子三人相见,共享天伦之乐的感慨,酒后戏言终归是戏言,立储乃国家大事,必须谨慎对待;汉景帝作为一国之君,对立储之事有着绝对的发言权,即便是自己的母亲,汉景帝也需要吸取诸吕之乱带来的教训,按照正当的程序行立储之事。但梁孝王刘武仗着自己备受母亲的宠幸而骄横跋扈。“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馀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於平台三十馀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於天子。出言,入言警。”[13]一个藩王在待遇方面想方设法的与天子靠拢,这无疑有损汉景帝作为一国之君的威严,使得汉景帝对梁王与梁国有了芥蒂。在平定七国之乱的过程中,梁国军队成功的牵制了吴楚军队的主力为周亚夫的反击争取了时间,梁王在战争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三月。吴楚破,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梁国所在地为天下形胜之所,史载:“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其富庶堪比京师:”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於京师”。[14]汉景帝可以接受梁王在窦太后心中的地位高于自己的事实,甚至也可以容忍梁王在待遇方面千方百计的朝天子靠拢的骄惰之心,但七国之乱的直接教训就是让汉景帝意识到了削弱藩国实力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因此强盛的梁国与骄横的梁王必为汉景帝所不容。

梁王授李广印,是挖中央墙角的不机行为,景帝对李广接受梁王印的事件不满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李广不仅触犯了当时中央官员不得私自接触诸侯王的忌讳,而且让汉景帝对李广的忠诚度表示了怀疑,当时汉景帝视地方诸侯为腹腋患,李广私受梁孝王将印之事更是触到了其最大的病,这里的“赏不行”指的就是汉景帝未给李广封侯。因为‘’从《史记》和《汉书》诸表可以检出,景帝时代除去王子、外戚及匈奴降者外,得封候者共10人。这10个人全是和吴楚之乱有关人员.其中9人是因为父亲任扳乱的诸侯国的官吏,其余6人全以“击吴楚功侯”。[15]事实如研究者所言:“李广早年私受梁王将印而失去了前半生唯一一次封候机会”。但李广毕竟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了大功,因此在平叛后,李广从品秩千石骑郎将调任品秩两千石的上谷太守,从和平的内地来到屡遭匈奴入侵的边塞。个人认为,汉景帝如此安排,无疑是在惩罚李广的同时对其进行一定的补偿,并希望其能够在边塞展其所长、将功补过。

2:败受贬后,曾与灌氏家族人员往来密切。

元光五年李广被废为庶人,这一时期“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16]颍阴侯名灌强,是西汉开国元勋灌婴的孙子。灌婴以军功起家,后位居太尉之职,之后又担任丞相之职,然而晚年灌婴本人却因为济北王刘兴的谋反而遭受到了牵连,最终死于任上。其孙颍阴侯灌强因罪失掉了侯爵之位,也使得侯位中断了两年。到了元光三年汉武帝子封灌婴的孙子灌贤为临汝侯,让他作为灌婴的继承人。按照巩保平先生的说法,“一度赋闲于京师近地的李广,与此类有犯罪前科的士宦子弟交往,所谓“人之过,各于其党”,这些不智之举同样显示出他的政治智谋之低“。[17]

灌氏家族到武帝时期已经衰弱,但其恶名仍然为百姓所痛恨。这其中又以灌夫为典型代表。根据《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夫不喜文学,好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颍川儿乃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18]可见作为地方豪强的灌夫已经是一个危害一方的地头蛇般的人物。经历了汉朝初年的休养生息,地方上形成了相当一批强宗豪族势力,史称“于是,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19]伴随着汉武帝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以及为反击匈奴筹措资金的需要,这些危害社会治安的豪强地主自然就成为了必须要被整治的对象。而名声不佳实力较大的灌氏自然也在其中。李广与罪状累累的灌氏家族的人有来往或许只是单纯的朋友之间的来往,但是在统治者眼中无疑留下了非常不好印象。作者在此虽然没有直接点明,但结合其本人在史记创作中”春秋笔法”的普遍应用,司马迁在这里无疑对李广与灌氏家族之人来往有责备惋惜之情。

(二)性格偏执、心胸狭窄,缺乏大局观

1:公报私仇,杀死霸陵尉

后世对李广的诟病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李广没有容人的气度。这绝非空穴来风,元光五年,李广废为庶人赋闲在家。在一天夜里李广外出饮酒。回来时走到霸陵亭,霸陵尉喝醉了,大声喝斥,禁止李广通行。李广的随从说:"这是前任李将军。"亭尉说:"现任将军尚且不许通行,何况是前任呢!"便扣留了李广,让他停宿在霸陵亭下。没过多久,匈奴入侵,韩安国迁调右北平。汉武帝遂召见李广,任命他为右北平太守。李广请求携霸陵尉一起赴任,到了军中就把他杀了。虽然霸陵尉因醉酒对李广的态度欠妥,但他毕竟是做到了令行禁止。可李广竟因此耿耿于怀,这件小事体现了李广自尊心强而少气量,而这一点恰恰是一个优秀的统帅或者领应该尽力去避免的。与李广同时代的军事将领韩安国,曾因犯罪而下狱,遭到了狱吏田甲的羞辱,据《史记韩长儒列传》记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20]但是韩安国被释放担任梁国内史一职后并未对田甲秋后算账,史载:“田甲亡走。安国曰:“甲不就官,我灭而宗。”甲因肉袒谢。安国笑曰:“可溺矣!公等足与治乎?”卒善遇之”。[21]而卫青更是比李广大度得多。李广自杀后,其子李敢认为父亲的死是卫青造成的,所以击伤了卫青,以卫青当时的权势和影响,处置李敢易如反掌,但是卫青居然息事宁人地将这件事“匿讳之”。李广公报私仇杀死秉公执法的军事将领,大敌当前却先杀死自己人,造成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2:屠杀降将、行为不妥

李广曾说“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22]不杀降者”是自古以来交战中的惯例。这不仅为了让敌人尽早投降,也是以较小的代价换取更大的胜利的一种手段。再说缴械投降的俘虏已手无寸铁,屠杀这些处于弱势的非战斗人员是有悖天理。项羽“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受到了世人的一致遣责,也给他自己身后留下了不可洗刷的污点。对于边远民族,华夏政权讲究的更多是以德服人,轻易不以武力解决问题。李广汉军宿将却对其无视,可以说李广本人缺乏应有的战略眼光,王朔对李广说: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直接一针见血得道出李广性格当中偏激残忍的一面。

综上来看,李广沉默寡言的个性使得他专心军务不问政治,远离汉朝决策层与权力中心的他在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上显得手足无措,他很难看透封建官场人事安排下的政治考虑,对于或明或暗的政治信号更是无从下手。尽管李广一生低调做人,但出于缺乏政治的敏感性,李广先后两次在人际交往这方面触犯封建统治者的忌讳,为其所不容(甚至与方术之人的往来本身就犯忌)。而李广偏激的性格使其在处理和同僚与敌人的问题时容易过激的举动,对于大局有着负面的影响。

西汉承秦制,袭二十等军功爵制度,第二十级乃“彻侯”(汉武帝时为了避讳改之为“列侯”)“彻侯又分王子侯、恩泽侯以及功臣侯”,李广既非刘氏宗亲也非外戚,更无任何条件受到恩泽,其封侯之路只有依仗军功。但早在刘邦时期就通过封爵之誓和白马盟誓确立了“使功臣传祚无穷”、”非有功者不得封侯”的原则,即非刘氏宗亲来说只要积功即可封侯,而且生活在一个“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的“尚武”西汉社会”,[23]凭借军功斩首千级或者俘虏地方高级长官都可以封侯的(自身损失不能超过杀敌数量),汉武帝全面反击匈奴后在原有军功爵的基础上又创立”武功爵”,这无疑是给将士提供了更多积功封侯的机会。”据《史记·卫将军骠骑传》的记载,卫青“自卫氏兴,大将军青首封,其后枝属为五侯。其校尉裨将以从大将军侯者九人。其裨将及校尉已为将者十四人,霍去病:“其校吏有功为侯者凡六人,而后为将军二人。”[24]。“以卫青、霍去病为首,属下将领有明文记载的封侯者就有24人,裨将校尉提拔为将领者也有16人”。[25]李广自己的部下也有众多的人封侯,“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可见李广在汉武帝时期没有封侯的根本原因是军功不够,而性格上的缺陷只是导致其难封侯的次要原因。

(三)    自负其能,治军无纪律

(1)李广作战自负其能,率性而为

典属国公孙昆邪曾对汉景帝这样评价李广:“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26]许多人皆认为这是公孙昆邪向汉景帝进谗言贬低李广,但个人认为公孙昆邪在这里是褒扬了李广骁勇善战名的同时又指出了李广恃勇而为的缺陷,并为李广今后的命运而担忧。联系“景帝初即位至前元三年(前154)吴楚反之前的三年中,李广先后任陇西都尉和骑郎将,而公孙昆邪此时担任的恰恰是陇西太守。因此,在景帝初即位的三年中,公孙昆邪和李广有一段时期的上下级关系。公孙昆邪对李广这位曾是自己下属的才气非凡的青年是极为关心爱护的。“[27]他其实是站在一个客观甚至同情李广的立场来看待问题,所说的这番话于李广也算忠言逆耳,并无贬低之意。

李广生于并成长于“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28]的陇西之地,成年后的李广的确实是一个武功超群的武将。早在汉文帝时,李广就凭借“善骑射,杀首虏多”被任命为郎中令,其好勇力常常表现在他“冲陷折关及格猛兽”上。李广的骑射技术在当时几乎是无出其右,在《李将军列传》中光是描述“善射”这一点的就多达11处。故牛运震在《史记评注》中指出“一篇精神在射法一事,以广所长在射也。开端‘广家世世受射,,便是一传之纲领。以后叙射匈奴射雕者,射白马将,射追骑,射猎南山中,射石,射虎,射阔狭以饮,射猛兽,射裨将,皆叙广善射之事实”。[29]

在冷兵器时期“好勇力”对军人而言固然有益,但只有武力还不能算一个完美的军人,尤其是参与大兵团作战的高级将领,对他们而言更重要的是管理部队和策划战略、指挥作战的能力。但李广率性而为、冲动冒险的风格却并非一个优秀的将军应该具备的特点。这种性格反映到李广的带兵方式中则无疑容易让军队受困,《史记李将军列传》不乏这方面的记载:汉景帝时期,匈奴入侵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善射的天性使得李广忘记自己是一军统帅,呈起了个人英雄主义,置大军于不顾,亲自率百余骑脱离大军深入到草原腹地去追逐三个射雕手。在得到射杀两人俘获一人这样一个还算让自己满意的结果后,李广却发现自己已被数千匈奴骑兵合围,一来敌众我寡不能硬拼,二来草原空旷匈奴骑兵迅如闪电无法逃脱,三来“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不会有任何的援兵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冒险地前进到离匈奴二里远的距离,并且“皆下马解鞍”以迷惑敌人,最终使得”胡皆引兵而去“。虽然这次李广凭借自己过人的勇气对匈奴形成了极大威慑并最终迷惑对手而侥幸逃脱,但也不能掩盖其冲动、自负的缺陷。倘若计谋被识破,自己被俘或者战死是小事,但上郡的军队会因为群龙无首而被乘胜追击的匈奴骑兵歼灭,上郡人民定会遭到匈奴军队的荼毒。在战场上“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用此,其将兵数困辱,其射猛兽亦为所伤云”无论打仗还是狩猎,李广都这样冒险、任性而行,所以“数困辱”,也曾被猛兽所伤。

战争是对双方军队主帅智慧的考量,”兵者,诡道也“;[30]“治军与治国大不相同,《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说的就是兵无常势的道理,[31]在作战中更讲究的是“上兵伐谋”[32]。对于统帅的考量,首先要考虑他的智谋,在智、信、仁、勇、严中“智”排在第一位原因即是如此;“刘劭在《人物志.英雄第八》中格外重视将帅的智谋,“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可以为将”,否则“力能过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断事,可以为先登,未足以为将帅”。[33]战争,随时面临的是生死考验,《孙子兵法》:“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34]其意在于告诫统治者一定要谨慎对待战争,对于军事将领亦是如此,对于那种缺乏战略目标以及战略价值而轻启战事的做法,孙武更是持反对态度,《孙子兵法火攻篇》云:“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怒战”。[35]《尉缭子 战权》:“故知道者,必先图不知止之败,恶在乎必往有功”。[36]强调了重视战前准备反对浪战的重要性。但反观李广,其做法更多是在逞一己之勇玩个人英雄主义,甚至喜欢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跟敌人硬碰硬,这样无疑犯了兵家大忌,增大了受困与失败的风险,李广受性格影响下的带兵方式贯穿其一生。因此李广并不具备运筹帷幄的帅才,清人王夫之更是认为李广仅是个名誉动听而没有实际本领的角色而已。“广未有功,则曰‘数奇’,无可如何而姑为之辞尔。其死而知与不知皆为垂涕,广之好名市惠以动人,于此见完...…广之得此誉也,家无余财也,与士大夫相与而善为慷慨之谈也……东出而迷道,广之为将可知完广死之日,使天下为之流涕而弗使天下为汉之社楼、百万之生灵痛哭焉,不已愈平”。[37]

(2):治军松散、缺乏纪律性

《史记•李将军列传》说李广出兵时,“行无部曲行陈,就善水草屯止,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 “在汉代,将军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军侯一人。”, “行无部曲行陈”意思其实是指李广军队行军无秩序,扎营不严整。刁斗乃白天用来做饭晚上用来打更之物,李广军队晚上不打更人人自便,这相当于大军晚上酣睡之时无人在巡逻警戒。“莫府省约文书籍事”更是不利于军令上传下达。

不难看出,李广麾下的军队是一支缺少铭文规章制度约束,组织散漫、纪律涣散的部队,而缺乏严明纪律的部队其军事效率注定不会很高。《孙子兵法·军争篇》[38]曾说:“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孙子兵法行军篇》亦云:“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39]而值得讽刺的是,与李广同时代的将领皆以治军严格著称,前有周亚夫的细柳营以军容整齐军纪严明著称,汉文帝参观后赞叹周亚夫为“真将军”;中有程不识的“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后有卫青的“人臣奉法遵职而已”。

和匈奴单一的骑兵军种不一样,汉军一直是多军种的军事集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以元狩四年漠北决战的卫青部为例,陆军最起码包括骑兵步兵还有车兵这三个兵种;这种多兵种的陆军军队结构无疑要求密切的配合和充分的后勤保障,在这方面,从汉武帝对不能按约定时间赶到约定地点的将军的严厉处罚中可以看出汉军对组织协调性的高度重视,“汉法,博望侯留迟后期,当死,赎为庶人”。[40]、“合骑侯敖坐行留不与骠骑会,当斩,赎为庶人”。[41]李广军的兵种是什么我们目前无从考证,但从李广生于陇西这样的“靠近戎狄之地”、精于骑射的特征以及历任边郡太守与匈奴数十战的从军经历来看,李广军主要应由骑兵组成;从“就善水草屯止,人人自便”的宿营方式我们可以说李广部是一支“匈奴化”程度很深的部队,“骑兵富于机动性与战斗力,在战斗中多以迂回战术,或绕敌两侧,或断敌后路,出奇制胜、速战速决,但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在整个冷兵器时代,总是把人数众多的步兵作为基本部队,把能量巨大的骑兵部队作为精锐部队,两者配合作战”[42]但李广在充分发挥骑兵“急疾捷先”,“驰骤便捷”优势的同时却忽视了汉军重视协调、纪律严格的传统优势;严格的军事纪律是一支军队的灵魂,而李广恰恰违背了”治军从严的原则”。他与士兵之间更多的是靠个人威望或关系友好来维持,这一方面李广能与士兵同甘共苦, “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43]这种爱兵如子的作风也使得士兵愿意为李广效劳。但同时过于依赖私人关系而缺乏严明的纪律约束也使得李广军队在应付小规模的流动作战与依托城池的防御战尚有所成绩,但在多兵种大兵团的集体作战面前其军纪律涣散,军令不通的弱点就暴露得十分明显;更不用说由于缺少夜间的警戒系统而容易遭到敌人的突袭导致自己陷入困境。李广作战屡次失利,在与其他部队的协同行动中不是先遇就是误期最终影响战争全局,无功而有罪,难以封侯,很大程度上也因为他自己治军方式存在问题。

(四)文景时期的对外政策和武帝的新战略思想带来的约束和限制       

     (1)文景时期的军事收缩防御政策注定了李广无大作为。

李广一生最大的敌人是匈奴。匈奴是一个兴起于春秋后期的游牧民族,在战国后期开始与中原诸侯国加剧冲突。由于匈奴逐水草而居的天性致使他们的行踪常常飘忽不定,再加上“急则人习战攻以,其天性也”,[44]因此总体上看,从战国到秦代,秦、赵、燕和统一后的秦朝,对匈奴皆采取战略防御的方针。秦始皇去世后国家烽火重启,北边的防御体系也趋于瓦解,河套地区出现了‘真空期”。而此时匈奴冒顿单于东袭东胡,西破月氏,南征白羊楼烦,北逐丁零;建立了一个疆域空前庞大的强大政权。这时期的匈奴有着一支人数超过三十万、能征善战的骑兵;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政权建设” 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後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同时单于总部,左右贤王还从分别漠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对中原王朝形成了致命的威胁。” 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45]

汉兴,匈奴为患更甚。但经过秦末和楚汉战争,刘邦立国后首先考虑的是恢复经济休养生息,《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46]但日益严重的边患却让刘邦不得不把匈奴问题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来看待,这才会有刘邦借韩王信叛逃匈奴为由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但白登之围注定是一场打出汉匈双方实力差距与骑兵差距的遭遇战,’特别是战后朝野上下弥漫着一种对于匈奴的畏惧情绪,曲调低沉哀伤的的民谣“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毅弩”,正是这一社会心态的真实写照”。[47]

鉴于汉初的国力与军力都不足以反击匈奴,汉朝政府不得已对匈奴采取外交上和亲与军事上收缩防御相结合的政策。这一政策从白登之围后一直持续到汉武帝前期,即汉军依托边地的关隘对匈奴骑兵进行者阻挡拦截防御还有局部的出击。在这种军事收缩防御政策下汉军方面被大大束缚了手脚,因此汉朝对匈奴的战争没有也不可能取得大的战果,军事将领们自然也就没机会积功封侯了。通过《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中我们可以得知:”文帝时封侯十人,可分四类:拥立文帝和追随高祖的功臣;力战匈奴身亡之人之子;匈奴相国降者;功状不详者。景帝时封侯十八人,有三类:击吴楚功臣;父在吴楚反中死事者;匈奴王降者。”[48]可见在文景两代无一人以击匈奴积功为侯的,而与李广同一时期的韩安国与程不识二位将军在此期间也都未封侯,因此李广本人并不只是一个特例。

李广最开始在文帝十四年以良家子弟的身份参军,身为士兵的李广虽然说是精通骑射剽悍善战但他不可能凭个人勇力就积功封侯。后来李广进入了中央被任命为郎官,关于“郎”在西汉前期的的性质,黄今言先生在他的《秦汉史文存》中的《简论秦汉军队的特点与影响》一文中做过如下解释:“秦至西汉初期,郎中令领辖的郎卫实力较弱。郎卫队伍基本上是以文职面目出现的侍从‘。当然郎卫也有”执戟宿卫”“出充车骑”的任务,但它实际上是仪仗队,实力并不是很强。”[49]李广被任命为中郎,等于就相当于是汉文帝的贴身侍从官,在当时国内无战事的情况下立功封侯自然无从谈起(有人曾经提出汉文帝把李广这样一个精于骑射的青年才俊留在身边而不是派往边境是用人不当,进而指出汉文帝本人的决策也是影响了李广封侯,比如《史记评林》载凌约言评本传曰:“汉文帝惜广不逢时,自以其时,海内又安不事兵革,广之才无所用耳,末年匈奴入上郡、云中,帝遣将军令免、张武、周亚夫等以备胡。中称其选用材勇而独不及广,知而不用,何取于知耶?”个人认为汉文帝的人事安排的确没有做到人尽其力,存在着没有知人善任的可能性,但单凭这一点就说汉文帝本人阻塞了李广的封侯未免过于牵强,即便李广去了边疆,在军事上收缩防御大背景影响下,缺乏带兵经验的李广也是很难立下功劳的,更不用说封侯了,这一点我们依然可以用《史记惠景间侯着年表》文景两代无一人以击匈奴积功为侯来解释,故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景帝时李广因为个人政治上的不成熟而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丧失了一次绝好的封侯机会,之后李广辗转边关历任太守,虽然皆以“力战成名,”但由于受到了军事收缩防御政策大环境的制约,李广个人即便“才气无双”也很难突破环境的束缚,因此文景时期的李广难以封侯主要是受到了当时客观现实的制约。

(2)汉武帝时期李广的军事思维已落后于时代

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汉朝在汉武帝时期有了战胜匈奴的综合实力,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50]据统计当时仅中央地区的太仆负责厩养的官方马匹数量就有36万匹,养马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汉朝骑兵军团的壮大;在“拜爵入粟”政策下的边疆屯田的开展为战争提供了就近的后勤保障;炒钢技术的成熟使得以环首钢刀为代表的适合马上搏杀的武器应运而生,给游牧民族带来巨大杀伤。在物质与技术条件皆具备的情况下,选将用人就特别关键。汉武帝任用卫青、霍去病等新一代将领,他们一反旧时以步兵为主力、依托边塞亭隘消极防御的姿态,在战略战术上勇于革新,他们或充分发挥骑兵的机动能力与远程奔袭能力出塞至匈奴腹地给其以纵深打击,亦或他们通过多兵种军团的配合方式通过发挥汉军兵器先进的长处给匈奴以大规模杀伤。无论哪种,都是建立在变被动挨打于主动出击的基础上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汉庭的边患。汉朝在新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其反击匈奴的战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相应的,不仅卫霍得以封侯,从行将校也有许多人积功封侯。

但这是否能说明,汉武帝喜新厌旧,疏远打压李广呢?个人认为,从元光二年的马邑之谋到元狩四年的漠北决战,在这十几年里汉武帝对李广的态度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下面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一时期李广出击匈奴的表现以及汉武帝对他的看法:

(1)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这场战役,由于匈奴军臣单于识破了汉军的意图,30万汉军无功而返,李广自然跟其他将领一样无赏无罚。此时汉武帝还无法从实战中了解李广的领兵打仗能力,因此他心中对李广更多的是对这样一位三朝老将的敬重。

(2)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命令包括李广在内的四路骑兵各一万人分别从四个方向出击匈奴,这一仗是对汉朝骑兵军团作战能力的考验。值得注意的是,四员将领中只有李广一人是经验丰富的老将,其他三人:公孙贺、公孙敖还有卫青经验与李广相差甚远,其中卫青还是首次带兵打仗的新人。不难看出这一战汉武帝实际上是对李广寄予厚望,希望身为三朝老将经的他能够带领年轻将军扛起反击匈奴的重担。不幸的是,此战李广匈奴遇到单于的主力,兵败被俘(至于为什么李广会遭遇成倍于己的匈奴军队,个人认为正是文景时期李广“以力战成名”给侵扰匈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匈奴认为李广是这一时期汉朝最优秀、给自己造成最大伤害的将领,那么出于维护匈奴的利益需要,就需要尽快消灭这个隐患。从这个思路来推导的话便不难发现,在元光六年的战斗中,面对四路汉朝军队、面对缺乏带兵经验的两位公孙将军、面对初出茅庐的卫青,匈奴人自然会把精力放在他们的“宿敌”李广那里,以至于“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51]因此此战说李广为名声所累而败北并不为过。)虽然又侥幸逃脱,但一万骑兵的全军覆没是汉朝骑兵军团的巨大损失,这一战李广辜负了汉武帝的重托,反倒是新人卫青避实就虚直捣龙城歼敌七百。因此从这时候开始,汉武帝对李广的看法开始逐渐发生了转变。

(3)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韩安国为匈奴所败,汉武帝征召了赋闲在家的李广,命其为右北平太守接替韩安国的指挥。李广在右北平太守任上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52]但也说明了雁门战役后汉武帝已经认识到了李广只适合打边地防御战而不适合大规模兵团的出击,因此把李广调到右北平实际上是让李广做回了景帝时期驻边守境的老本行。即便这样,汉武帝或许仍然是担心已经年老的李广是否还能继续在边境上完成自己的使命,兴许正是出于这种顾虑在郎中令石建死后李广被迅速调回中央接替其职位。

(4)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李广被任命为后将军随军出征,一来汉武帝选择了让李广部殿后依然是吸取了之前的教训。目的是为了减少损失同时保证李广这位老将的安全;二来让李广随军出征也是在给其立功的机会。结果“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53]

(5)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夏季,当时汉匈有两处战场;霍去病与公孙敖率领数万主力精骑出陇西北地千里,斩杀匈奴三万余人;而李广与张骞分别率军四千与一万出右北平应对入侵雁门代郡的左贤王,此役李广与张骞实际上是牵制左贤王部以策应西路霍去病部主力,本就难以取得战果。李广军不幸被十倍于己的匈奴军队合围,虽然杀出重围,但杀伤与损失相抵,无罚无赏。(有人认为李广先后两次出兵的时候遇到成倍于己的敌军是”数奇”的表现,个人认为雁门战役如前文所解释,李广可能是为名声所累,但元狩二年这次应当是汉武帝有意的限制李广出兵的数量,这样做无疑是为了减少损失)

(6)元狩四年的漠北决战,李广主动请缨,汉武帝最初不答应,但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并任命其为前将军,但对于这样一个年老且长打败仗的将军是否可以担当前锋的位置汉武帝时有所考虑的。因此在实际行军中卫青才会有“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54]李广也才会在极不情愿地情况下与右将军赵食(yi)其(ji)一同出兵。结果是军队迷路,战役结束后李广自认为”无颜面对刀笔吏”选择了自杀。对于李广自杀,个人认为“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与西方文化心理中“罪感取向”的价值观念不同,东方民族的文化心理中有着强烈的“耻感取向”的价值观念,受这样价值观念影响下的华夏民族产生了强烈的群体本位的意识,即非常关注或者在在一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还有所起的作用并非常重视整个社会群体还有别人对自己的评价”。[55]从该视角来看的话,便不难发现李广作为一个将门之后,在西汉这样一个“崇武尚武”,富有开拓精神的社会,李广有着很强烈的建功立业的荣誉意识,但当看到同僚接二连三的封侯自己却一无所得时,就会产生强烈的“羞耻感”,当李广最后一次封侯的希望破灭后,在强烈的自尊心与羞耻感的双重作用下选择自杀也是合乎情理了。

    综上所述,汉武帝对于李广的态度是有着从敬重-信任-怀疑-数奇的变化过程。但并不代表汉武帝本人就打压李广,相反,汉武帝最开始对李广元光五年李广兵败当死“赎为庶人”后,赋闲三年没被起用随大军出征,不能单看成是对李广的惩罚,更重要的是汉武帝已经知道李广只适合守成而不适合参加进攻性战役,故之后只任命他为右北平太守,元朔六年出征时只任命他殿后。元狩四年的大战李广请战在一开始的时候亦遭拒绝。汉武帝清楚地看到了李广出塞只会损兵辱师的事实,他不希望把败军之将放在前锋位置的。汉武帝考虑良久才以李广为前将军,而又暗地里告诉卫青这一做法也是因为考虑了李广年老且不适合参与进攻性战役的实际情况,从保证取胜这一最终目的出发,又照顾到这位老将的自尊心。可以说,汉武帝对李广是量才而用。并在保障大局的前提下尽量为李广提供立功的机会。即便李广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央任职没有出塞的机会,但考察一下李广在汉武帝时期所任职务便可以发现,李广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至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担任未央卫尉、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担任郎中令,都是位列九卿秩比两千石的要职,其中卫尉在西汉统辖南军,主要负责宫内的安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未央宫又是皇帝本人的居所。汉武帝任命李广为未央卫尉等于将身家性命托付于李广,自然对其极其信任。所以综上来看汉武帝打压李广之说并不能成立,或者说汉武帝对李广的“雪藏”并不能定义为打压。

也有人提出卫青任人唯亲用公孙敖换掉李广,才让李广错失封侯之机,“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在此基础上提出卫青对李广的排挤,如《史记评林》载朱翌曰:“始广欲居前,青既不听,以东道回远固辞,固遣之广子敢。既受上指,母令广当单于,乃责其失道,使自杀,青真人奴也哉。怅杀其父,击伤青也。”[56]个人认为这一点值得商榷,一来卫青如此明目张胆的行为与其“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的处事风格大相径庭。二来公孙敖在这件事情中只是一个小角色,卫青用熟人公孙敖代替李广,即便有任人唯亲的成分,但任人唯亲绝不是导致李广自杀的最终原因。因为卫青是受了汉武帝本人私下的命令,即便没有公孙敖,卫青也会严格遵循汉武帝的指示用其他人换掉李广。退一步说,即便是让李广担任前锋,但是他就一定能里立功封侯吗?这位年老力衰、行军无秩序,打仗少谋且深受防御思维束缚的老将真的能担此大任?是否又像之前那样遭遇敌人合围而’困辱”呢?在决定汉匈双方命运的漠北决战中,李广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会不会因他一人的失利而影响全局呢?所以,把李广调离先锋位置既把风险降到了最低,保证了战场大局不受影响,同时也避免李广部与单于精锐的正面接触,保障了李广的安全;再有就是也在保障大局的前提下让李广这位老将随军出征也是为其创造立功机会。因此汉武帝的人事安排在当时的环境下无疑是最佳的。

总  结

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段话高度评价了司马迁和《史记》尊重并忠于历史的。但司马迁也是一个情感丰富的史学家,在秉笔直书的同时也会流露出个人情感取向。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六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中见其旨者,唯太史公能之。”司马迁强烈的倾向性和对历史人物鲜明的爱僧、褒贬,寓乎文中,但其愤慨之情,却溢于言表。李广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明代唐宋派代表茅坤曾曰:“李将军于汉,为最名将,而卒无功,故太史公极意摹写淋漓,悲咽可涕。

一般认为,《李将军列传》是《史记》中“无韵之离骚的代表篇”。聂石樵认为:“(司马迁)对李广为报效汉朝,深践戎马之地……但却被排挤陷害的感叹,即渗透着自己忠而见谤、下狱被刑的悲愤。至于李广耻于‘对刀笔之吏’而自尽,更饱含着自己由于身受狱吏的摧残而对狱吏的切肤之恨。……这是司马迁对李广的赞扬,也是他对造成李广不幸结局的汉代统治阶级的批评”[57]。司马迁本着对李广遭遇的同情、怀着自己因辩护李广孙子李陵而遭酷刑的悲悯、对汉武帝穷兵黩武的批判、对卫青作为外戚的“柔媚取于上”的鄙夷而将自己的感情、爱憎融入到《史记 李将军列传》中,使得他笔下的李广不是那个总打败仗不得封侯的落魄将军,而是一个才气无双、骁勇善战、爱兵如子、精于骑射的军事天才。故黄震在《黄氏日超》中就说:“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跪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司马迁借李广“以舒其愤””,不惜一定程度上违背“实录”的内涵而尽全力打造这样一个军事明星。因此《史记李将军列传》全文处处洋溢着司马迁对李广的钦佩崇敬之情,使得这一篇人物传记感性多于理性,抒情强于说理,文笔多于史笔,;伴随着《史记》地位的逐步被认可,李广成为了无数后人怜悯同情的对象,成为了才高被抑、无可申诉者的精神寄托,这种心理态势甚至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了华夏民族精神世界的重要一环。但在历史研究中,对李广问题的探讨已不能再简单地附会前人的咏叹,不能用感情偏见与个人喜恶来代替历史评判、更不能脱离史料和史实。而应站在一个更高的立足点上,从事实出发,从社会大背景下考察历史人物的行动从而把握其命运,通过分析、量化该人物对于历史进程所起到的作用来评判其价值大小与贡献多少,这么做才是人物史研究的出发点。因此从整个汉武帝时期反击匈奴大背景下看,“对于李广这样一个在历史上享有盛名的老将军来说,在新时期的军事舞台土,他已经是一个多余的人了,”[58]以李广、韩安国、程不识为代表的旧式军人在运动战和与迂回战为主要战术引领下的反击匈奴的舞台上仍固守着战略防御作战思路,这注定了他们不会在战场上有太大作为,李广本人带兵方式的致命缺陷更是让其无论在什么时段的在战争中都不同程度的饱受挫折。纵观李广在汉武帝时期的军事表现,其战功与卫霍相比相去甚远。据统计,卫青前后一共七次北击匈奴,共斩首并俘虏五万多人;霍去病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先后四次出塞,斩首并俘虏了十一万人,“而李广在汉武帝时期出击匈奴,先后四次以将军身份带兵出塞,两次无功,两次获罪以致带罪自尽。其中两次失师,“尽亡其军”,一次“为虏所生得”。《史记 李将军列传》里甚至未见李广在任何一次战役中的杀敌数。两相比较,相形见绌。李广难封,性格的偏激以及政治见识的短浅仅是次要原因,而军功不够才是根本原因。

 



[①]  司马迁《史记 李将军列传》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②]  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

[③]  黄朴民《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也说李广》《人物春秋》北京2014年08期

[④]  司马迁《史记 李将军列传》

[⑤]   司马迁《史记 李将军列传》

[⑥]   杨咸《.李广不能封侯辨》,《湘潭师专学报》,1982年,第3期  25页

[⑦]   张德芳《.甘肃历史名将—李广》《.社会科学(兰州)》,1984年,第2期 32页

[⑧]   王太阁.《李厂为何难封》《殷都学刊》,1988年, 第3期:  30页

[⑨]   巩宝平《李广难封之因诊释》《长安大学学报件》社会科学版第12卷第2期 2010年6月

[⑩]  司马迁《史记 李将军列传》

[11]  司马迁《史记 梁孝王世家》

[12]  司马迁《史记 梁孝王世家》

[13]  司马迁《史记 梁孝王世家》

[14]  司马迁《史记 梁孝王世家》

[15]  姚小鸥.《什么是“李广难封”的真正原因?—兼与高敏先生商榷》.《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第52页

[16] 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

[17]  巩宝平《李广难封之因诊释》《长安大学学报件》社会科学版第12卷  第2期 2010年6月第117页

[18]  司马迁《史记 魏其武安侯列传》

[19]  班固《汉书 食货志》

[20]  司马迁《史记 韩长孺列传》

[21]  司马迁《史记 韩长孺列传》

[22]  司马迁《史记 李将军列传》

[23]  彭卫《游侠与汉代社会》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3年9月第42页

[24]  司马迁《史记•卫将军膘骑列传》

[25]  萧平汉《军功不够是“李广难封”的根本原因》《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0年4月第80页

[26]  司马迁《史记 李将军列传》

[27]  陈筱芳《李广难封浅说》《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一九九0年第四期第89页

[28] 班固《汉书 地理志》

[29]  杨宁宁《从汉匈战争中认识真实的李广》《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32卷第69页

[30]  孙武《孙子兵法 始计篇》北京中华书局,2011

[31] 黄朴民《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10月第1版第66页

[32]  孙武 《孙子兵法 谋攻篇》

[33]  燕国材.《汉魏六朝心理思想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年第35页

[34]孙武《孙子兵法 始计篇》                             

[35]  孙武《孙子兵法 火攻篇》

[36]  黄朴民《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第184页

[37]  王夫之《读通鉴论汉武帝》转引自萧平汉《军功不够是“李广难封”的根本原因》《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2000年4月第81页

[38]  孙武《孙子兵法•军争篇》

[39]  孙武《孙子兵法 行军篇》

[40]  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

[41]  司马迁《卫将军骠骑列传》

[42]  龚留柱 《关于秦汉骑兵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 1990年第二期 第10页

[43]  司马迁《史记 李将军列传》

[44]  司马迁《史记 匈奴列传》

[45]  司马迁《史记 匈奴列传》

[46]  司马迁《史记 平准书》

[47]  宋超 <汉匈战争对两汉社会心态的影响》《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04期 第62页

[48]  陈筱芳《李广难封浅说》《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一九九0年第四期第89页

[49]  黄今言《简论秦汉军队的特点与影响》《秦汉史文存》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年3月 第258页

[50]  司马迁《史记 平准书》

[51]  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

[52]  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

[53]  司马迁《史记 李将军列传》

[54]  司马迁《史记 李将军列传》

[55]  王和《名将世家与秦帝国的兴亡》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29页

[56] 陈潇《史记•李将军列传》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 2009年, 硕士 第13页

[57]  聂石樵《司马迁论稿》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年1月第1版  第230-231页

[58]  姚小鸥.《什么是“李广难封”的真正原因?—兼与高敏先生商榷》.《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感谢作者授权发布,编辑:姚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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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先秦秦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