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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改变命运”似乎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几百年前,很多中国读书人寒窗苦读几十年,为的是考取功名,求得一官半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为的是获得一张进入各行业的“通行证”。当大学文凭历经60多年后变得不再金贵,大学毕业生的择业观伴随着时代发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建国初期,由于当时国家极度缺乏振兴经济的科技型人才,1951年当时的政务院决定,大学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有计划地统筹安排,要将他们用于国家最需要发展的领域和行业中,这也是内地毕业生包分配制度的起点。在这样的就业政策下,肩负起建设国家重任的大学生毕业后不存在找不到工作的问题,并且绝大多数都能“学以致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也意味着要遵循一个原则——服从组织安排。五十年代流行一句俗语:“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句话就充分概括了那个年代大学生的择业观。


1953年进入大学,毕业后直接留校任教的金老师回忆起当年毕业分配时的情形仍历历在目。“大学毕业的时候,学校三天就完成了全年级100多个学生的工作分配,有的留校任教,有的读研究生,有的被分到外地工作。分配结束后,留校的同学给要离校的同学织毛衣,准备些东西,之后就送他们上火车去单位报到。”金老师说:“那时候我们在面对工作分配时没有任何杂念。现在回想起来,感觉那时候就是听党的话,跟党走。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只要支部书记一说,保证都是正确的,身边到处都是正能量。”现如今,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近10年的金老师过上子孙绕膝的闲适生活。“我们毕业的时候提倡为国家健康工作50年,这也是我当时的志向。可是从1959年工作到2003年退休,算起来还不到50年呐,所以现在想起来还是特别遗憾。”五六十年代大学生身上的“使命感”历经五十多年依然延续着。


我们都是“公务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无论招生还是就业均带有明显的计划特性。高校毕业生就业属于“统包统分”模式,“由国家包下来分配工作,负责到底”“统筹安排、集中使用、保证重点、照顾一般”。那时候大学生是各单位争抢的对象,只要是大学生,抢到手再说,干什么再议,工作后都会享受国家干部待遇,可谓人人都是“公务员”。


1984年毕业的崔佳说,“临近毕业的时候国家会给学校一套分配方案。比如我们班有30个学生,就收到30个分配去向——去哪几个省、哪些单位,各分几个人,基本上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个方案公布以后,学生根据自己的意愿报名。当然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有的岗位没有人报,有的岗位同时有几个同学报的情况,此时辅导员、系主任给同报一个岗位的几个同学做工作。说起当年她的理想工作,回原籍是首要的,“而且作为理工科的学生,我们最希望毕业后能够进研究院、科研所,因为觉得这样的工作单位才是搞学问的地方”。不过同样是科研院所也会被分成“三六九等”。八十年代初毕业于北京某高校的黄伟回忆,他们毕业分配工作报志愿的时候,会以天安门为中心、王府井为半径画个圈儿,在圆圈以里的科研院所都是同学们最想去的工作单位,圈外面的就相对差些。从崔佳和黄伟的回答中不难看出,可能由于被贴上了“骄子”的标签,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在对理想工作的定义中略带几分知识分子的“清高”。


虽然八十年代大学生毕业后不愁没有饭吃,但如果碗里的饭并不可口,大多也只得硬着头皮往下咽。“其实我们对自己分配到的工作单位和岗位并没有概念,所以虽然是自己选的工作,最后发现不满意的情况也会有。我的一个同学工作报到的时候才知道是在一个小县城工作,由于不太理想,就直接报考研究生了。考研可以算是我们那个年代改变自己工作命运的一条‘捷径’。”崔佳说。八十年代中期从辽宁财经学院毕业的邢越回忆,他的同学中也有因毕业时被分到一个央企的直属单位,但是二次分配时被分到四川省一个地级市而感到失望的。“那个同学到了工作单位后就感觉虽然对岗位还算满意,但是从城市的经济条件、人文环境角度看都不是很理想,这也很现实。不过总的说来大家都会接受分配,即便有点怨言的最终也都会通过自己努力奋斗改变。总之八十年代的就业不像现在完全市场化,很少有因为工作不满意而辞职的情况,毕竟辞职以后想再找到一份工作就比较困难了。


1987年是大学毕业分配制度的一个转折。那一年,首次出现大学生被接收单位退回的现象,从事后有媒体对此现象的报道中得知,单位人才相对饱和以及大学生不能带来明显的效率和利益是部分单位“退货”的原因。1989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教委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毕业分配制度的报告》,这也是用人单位与毕业生“双向选择”制度的开始。在这样的政策下,用人单位择优录取学校推荐的毕业生,毕业生开始有了择业自主权。虽然有了选择的权利,但当时的大学毕业生求职时还是会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例如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外资企业陆续进入中国内地。在市场经济、商品社会冲击下,“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论调甚嚣尘上。一些大学毕业生被外资企业百倍于普通人工资的高薪所吸引,但据八十年代末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邓颖说,那时候想进外企的前提是有一个北京户口。另外,由于是学校向用人单位推荐毕业生,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和负责推荐的老师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私下里学生家长利用职务之便给老师送人情,以期毕业分配时老师能适当给予“照顾”。


大树底下好乘凉


进入九十年代,尽管这时的大学生昔日的无上荣光不再,但基本也不愁工作。据《人民日报》报道,1992年3月杭州举办的全国高校毕业生供需见面会变为一场“人才争夺战”,一些工科院校的供求比例为1∶10。不少大学不得不高挂“免战牌”“毕业生告罄”“无人可供”。1996年,大学生求职迎来重大政策变革。人事部发布《国家不包分配大专以上毕业生择业暂行办法》,标志着从此大学生毕业不包分配制度的正式施行,大学毕业生被完全推向了“市场”,当然也有更多选择的权利。择业观也在这个时代经历了“为国家”到“为小家”的转变。


九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择业注重实际,大都是选择国营单位,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工资不低、福利全,大到解决住房,小到每月发毛巾肥皂之类的劳保——成为他们择业的首选目标。1999 年毕业的何南找工作时就对大型国企青睐有加。“其实后来觉得这些想法未必都对。因为工作之后发现,其实私企在对个人能力的培养以及公平竞争等方面更具备优势。”何南说。


九十年代末在东北某高校读大学的徐文除了将国企列为择业首要条件,还对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工作情有独钟,对薪资要求倒是比较模糊:“我现在还记得特别清楚,工作第一个月的奖金系数是0.2,拿到手只有几百块钱;后来一个月能挣1600元,这就高兴得不得了。”虽然当时的外企工资很高,一些进入外企的中专生每个月都能挣到两三千,但是可能“大树底下好乘凉”,旱涝保收的国企还是当时很多大学生择业时的首选。“不过15年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互相一打听,那些毕业后到国企工作的同学后来因为收入的问题跳槽到外企的也不少。”徐文说。


我的地盘我做主


自1999年大学扩招到现在,大学毕业生则很难再享受到“抢手”的待遇。当“国之栋梁”“天之骄子”等称号因高等教育的普及逐渐在大学生的身上淡化的时候,国家使命感与责任感也慢慢从今天的大学生的肩头卸下,他们更注重获得一方可以实现自我的“舞台”。他们在界定理想工作时嘴上说着找工作对薪资等“硬条件”无欲无求,实则对“软条件”提出了更多新要求。


2003年考入上海某高校的孟雨上学时对未来工作的设想是挣钱不一定多,但要自己喜欢,并且工作氛围一定要好,自由、轻松一些。“大三下半学期找工作的时候发现这样的工作好难找!”到了大四,几经权衡下,孟雨也加入了考公务员的大军。


“当时我对公务员的理解是收入稳定、工作少,可以有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现实还是和想象有挺大差距的。”如今的孟雨会抱怨工作压力大,与同学们相比自己的收入又不理想。“虽然我在政府机关工作,是一个科级干部,但是手下一个人也没有。从写文章到安排会务、做PPT,方方面面都要亲力亲为。晚上和周末还总加班,并且还没有加班费……”说到工作中不如意之处,孟雨更是滔滔不绝。


除了注重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符合个人兴趣,同事间的关系是否轻松、和谐也是这个时代的大学生在选择工作时看重的条件。已经工作两年的北京某高校毕业生杨洋去年年底因为工作中的人际关系问题萌生了要离职的想法。


“我工作的部门平时工作比较辛苦,部门领导人还算不错,就是不会主动和我沟通。今年年初,领导让我跟着一个30多岁的女同事学习业务,我跟她相处不来,这让我平日工作时心情特压抑,再加上工作确实辛苦,年初的时候就提出想换个工作环境。”后来,领导找杨洋进行了一次谈话,同意给他换一个科室再适应一下,情况转好后他也没再想离职的事情。


在工作中指望领导主动找自己谈心,因为和某位同事相处不好就要“拍拍屁股走人”,想必这些想法对20年前的大学生来说可谓“逆天”。不过换个角度想,现在的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从小就习惯了被家长迁就的他们在职场中依然奉行“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而把这种择业观发挥到极致的莫过于一些选择自主创业的大学生。2009年毕业后经营一家餐馆的章凡在还是在校生的时候就萌生了创业的想法。他总想在年轻的时候做点让自己瞧得起的事情,打拼一番事业,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最重要的是,他“不想进企业为别人卖命”。如今,餐馆由于经营不善已经在2013年初转让出手,章凡也迫于现实先进入了一家公司上班。但是他的创业激情不减当年,只不过目前苦于不知道该做什么项目。“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能有个‘过来人’给我传授些经验,让我少走些弯路。”章凡诉说着他目前的苦恼。


不过,现在的高等教育管理者还应该担心的是,这些缺少具有成熟创业经验的“创业菜鸟”真的已经准备好进入商业战场了吗?毕竟,在险象环生的创业之路上,能够存活下来才是成功。


                          (文中人名均采用化名)

主要参考文献:


[1]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演变[N].中国教育报,2009-01-07(8).

[2]吴晓波,郭亦乐.好一场“人才争夺战”全国高校毕业生分配协调会侧记[N].人民日报,1992-0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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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麦可思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