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著  亦方/译

来自公号: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译者说明:本文是米塞斯于1942年4月在《社会哲学与法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and Jurisprudence 7,no. 3 (April 1942)],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Social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1990年该文被收录在米塞斯的文集《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Money, Method, and Market Process)》(中文译本由戴忠玉 刘亚平译 姚中秋校,于2007年8月出版)。在网上也可找到由彭定鼎翻译的译文。重译此文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读者特别是经济学爱好者更加清晰与准确地把握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上的不同,以增强对经济学之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鉴别力与免疫力,早日摆脱经济学之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困惑与迷思。此外,感谢朱海就教授在翻译过程中所给予的支持与帮助。



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奠定于十八世纪。在此之前我们所发现的只有历史学。当然了,历史学家们的著作充满了自我标榜为对所有不分时间与环境的人类行动都有效的暗示,即便在没有明确地提出这样的一些命题时,他们也必然地是将他们对事实的领悟与他们的解释建立在这种类型的假设之上的。但是,从未有人尝试通过专门的分析来澄清这些隐含的假设。


另一方面,人们普遍信奉的是:在人类行动的领域中,除了好与坏的标准之外没有可用的其他标准。如果一项政策没有达到它的目的,那么,它的失败就会被归咎于人的道德缺陷或政府的懦弱。只要有好的人和强势的政府,任何事情都是能够做到的。


那么,到了18世纪,迎来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政治经济学的那些奠基者们发现了在市场运行中的规律性。他们发现:每一种市场状态都对应着某个价格状态,并且只要有东西试图改变它,一种恢复到这种状态的趋势就会使其显现出来。这种洞察开辟了科学的新篇章。人们开始惊奇地意识到人类行动是可以从不同于道德判断的其他角度来研究的。他们被迫承认一种可以与他们已经熟悉的自然科学领域中的那种规律性相提并论的规律性。


自从坎蒂隆、休谟、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他们那个时代以来,经济理论取得了持续性的——尽管并不是稳步的——进展。在这一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学已经变得远不只是一种在立基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社会框架里有关市场运行的理论。它成为人类行动或人类的选择与偏好之一般性理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社会认知的那些要素都是抽象的,并不可以还原为任何能够被感官感知的具体形象。为了使它们更容易想象,人们喜欢求助于比喻性的语言。一段时间以来,生物学的比喻很是流行。有一些著作家过度使用这种比喻而将其推向荒谬的极端。这里只提到利林费尔德这个名字就足够了。【注释1:参见保罗·冯·利林费尔德(Paul von Lilienfeld)的《社会病理学(La Pathologie Sociale)》(巴黎,1896年)】


当今,有关力学的比喻是使用得更多的。其运用的理论基础可以在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观点中找到。实证主义轻率地撇开了历史学与经济学所讲授的所有东西。在它的眼里,历史学根本就不是科学;经济学则是一种特殊的形而上学。实证主义提出要用社会科学来取代这两者,而这种社会科学则必须是用已在牛顿物理学中得到理想地运用的实验方法构建起来的。经济学必须是实验性的、数学化的和定量的。它的任务是测量,因为科学就是测量。每一个陈述都必须接受事实的验证。


这种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每一个命题都是错误的。


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可能被建立在“经验”——在自然科学使用“经验”这个词的意义上——基础之上。社会经验是历史经验。当然了,每一个经验都是关于过去的某种东西的经验。但是,使社会经验区别于构成自然科学之基础的那种经验的是:社会经验总是关于复杂现象的经验。自然科学将其所有成功都归功于它的那种经验是实验性的经验。在实验中,变化的不同要素都是在隔离状态下被观察的。对变化的那些条件的控制提供给实验者以找出每一种结果之充足原因的手段。不用考虑其中所涉及的哲学问题,他就会持续地积累大量的“事实”。这些事实都是科学家用来构建其理论的“砖瓦材料”。它们被视为是科学家可使用的唯一“原材料”。他的理论一定不能与这些事实相矛盾。它们是终极性的东西。


社会科学不能用实验方法来研究。它们所研究的经验是复杂现象的经验。它们是与声学处在同样的位置,要是科学家的“原材料”只是聆听一首协奏曲或瀑布声的话。当今的时尚是把统计局称为实验室。这是在误导。统计学所提供的“原材料”是历史性的,这意味着它们是复杂的力量之结果。社会科学永远都不会享有观察只有一种要素变化而其他的条件不变之结果的优势。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社会科学永远也不能用经验来验证它们的那些陈述。它们要研究的每个事实与每个经验都可以有多种解释。当然了,复杂现象的经验永远都不可能以实验证实或证伪的方式来证实或证伪一个陈述。我们没有任何其含义得到所有人一致评价的历史经验。毫无疑问的是:直到现在,只有那些将其社会秩序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基础上的国家才达到高一点儿的社会福祉与文明之阶段。但尽管如此,却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对那些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种无可争辩的反驳。在自然科学的领域里,也有关于解释那些复杂事实的不同看法。但在那里,解释的自由是受到其不与实验所验证的那些令人满意的陈述相矛盾这个必然要求的限制的。在那些社会事实的解释中,并不存在这样的限制。只要我们不受限在一些原则——其逻辑性质我们打算稍后再讲——的限定范围之内,我们就可以做出关于它们的任何断言。然而,在这里我们已经不得不提到的是:每一个关于历史经验之意义的讨论都会在不知不觉中转入到对这些并没有任何进一步提及经验的原则的一种讨论。人们也许开始讨论的是进口关税或俄国苏维埃制度的经验教训,但他们将很快地转入讨论区域贸易的一般理论或者同样的那种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纯理论。


做实验的不可能性同时也意味着测量的不可能性。物理学家要研究数值与数量关系,因为他有权利假设在那些物理性能之间存在某些不变的关系。实验会提供给他以赋予这些性能的数值。而在人类行为中,没有这样的恒定不变的关系,没有可以用作为测量的标准,也没有能够确立这种类型的一致性的实验。


统计学家在研究价格与供给之间或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那些关系时所确立的东西都只有历史意义。如果他推算出从1920年到1930年亚特兰蒂斯岛的土豆供给量上升了10%而价格下降8%,那么,关于土豆供给在另一个国家或者另一个时期所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变化,他并没有说出任何东西。这种对需求弹性的测量不能与物理学家的测量——比如说那些原子之具体的密度或重量——相提并论。当然了,每个人都意识到的是:人们关于土豆以及所有其他商品的行为都是可变的。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评估同样的东西,甚至同一个人的估值也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我们不能把个体用以相同方式做出反应的那些类别来归类,也不能确定引发相同反应的那些条件。在这些境况下,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一个搞统计分析的经济学家是史学工作者而不是实验工作者。统计乃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


在每门科学中,导致用方程式的表述的那些考虑都是非数学性质的。方程式的表述是有实际意义的,因为它所涉及的那些恒定不变的关系都是通过实验方法确立的,还因为在函数中通过代入具体的已知数值推算出那些未知的数值是可能的。由此,这些方程式将成为技术设计的基础;它们不仅是对理论性分析的完善,而且也是实际工作的起点。但是,在经济学中,那些数值之间没有恒定不变的关系,方程式是没有实际应用的价值的。即使我们能够解决关于用方程式来表述的所有疑虑,我们也还应当意识到它们是没有任何实际用途的。


但是,针对经济问题的数学化处理必须提出的主要反对意见则是出自另一个理由:它确实不能处理有关人类行动的实际运行,而只能处理经济学家为了工具性的目的所构造的虚拟概念。这就是静态均衡的概念。


为了把握变化的后果和市场经济中利润的性质,经济学家会构建一个在其中没有变化的虚拟体系。今天就像是昨天一样,而明天就像是今天一样。不存在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活动也就不涉及风险。但是,作为对利益的补偿,那些互补性的生产要素之价格总和会恰好等于产品的价格,这也意味着没有给利润留下空间。而这个虚拟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它甚至不能自圆其说。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个体们将不会行动,他们不必去做选择,他们只是在过无所用心的生活。没错,正是因为经济学不能做实验,所以经济学必然会使用这个概念或者一些其他类似的虚拟概念。但是,它的使用应该限制在其被设计所用的那些目的。静态均衡这个概念的目的是研究成本与价格之间的关系之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润之性质。除此之外它是不适用的,把时间耗在它上面是徒劳的。


目前数学在经济研究领域所能做的全部就是描述静态均衡。那些方程式与无差异曲线处理的乃是一种虚构的事物状态,而这种虚构的事物状态在任何地方都永远不会存在。它们所提供的是一种关于静态均衡之定义的数学表达。因为那些使用数学的经济学家是从“经济学必须用数学的术语来处理”这个偏见出发的,所以,他们把对静态均衡的研究看作是经济学的全部。这个概念的纯工具性特征被这种成见所掩盖了。


当然了,数学并不能告诉我们关于用什么途径才能达到这种静态均衡的任何东西。对实际状态与均衡状态两者之间差异的数学计算并不能替代逻辑的或非数学的经济学家们所使用的方法,他们的方法能够让我们构想只要数据不发生进一步的变化就必然会导致均衡的那些人类行动之性质。


专注静态均衡是误导性的,回避了对那些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尽管这种均衡概念的实用价值不应被低估,但它对一个问题的解决而言只是一种工具。在任何情况下,对静态均衡的数学阐释都不过是经济学中的小把戏。


曲线的运用也类似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把商品的价格描述为两条曲线——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交叉点。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我们对这些曲线的形状一无所知。我们后验地知道价格,即我们假定它们就是那些交叉点,但我们无论是在事前还是在事后都不知道曲线的形状。因此,曲线的表现形式不过是用图形来表示理论以便人们更容易理解的一种说教手段。


使用数学的经济学家会倾向于把价格视为是对价值的测量或视为是等同于商品。对此,我们必须要说的是:价格并不是用货币来测量的,相反,价格是用于交换商品的货币的数量。价格并不等同于商品。只有当买者对商品的价值评估高于价格而卖者对其价值评估低于价格时,购买行为才会发生。没有人有权利不顾这一事实和在存在价值评估差异的地方假设价值相等。当双方的任何一方把价格视为是与商品等同时,没有交易会发生。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每笔交易都是双方的一次“讨价还价”。


物理学家都是从外部来思考他们的研究对象。他们不了解在一块落下的石头的内部——即在它的“灵魂”中——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他们有机会在实验中观察石头的下落并进而发现他们所称的落体定律。从这种实验性知识的那些结果开始,他们构建起他们的那些从特殊到更一般、从具体到更抽象的理论。


经济学探讨的是人类行动,而不像人们有时候说的那样是探讨那些商品、那些经济数量或那些价格。我们并没有用人类行动做实验的能力。但是,我们自己就是人类,我们有什么会在那些行动的人之间发生的知识。对于行动的人赋予其行动的意义,我们是知道一些的。我们知道为什么人们都希望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我们知道不安乃是他们所带来的那些变化之终极性的诱因。一个完全满意的人或者一个虽然不满意但并没有找到任何改进手段的人根本就不会行动。


因此,经济学家——正如凯尔恩斯所说——在他的研究伊始就已经掌握了关于构成其研究主题的那些现象的终极性原理,而人类对那些终极性的物理原理则没有任何的直接知识。这就是社会科学(道德科学或人文科学[moral sciences],德语为Geisteswissenschaften)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差异。使得自然科学成为可能的是做实验的能力,而使得社会科学成为可能的是掌握或领悟人类行动之意义的能力。


我们必须区分对人类行动之意义的这种领悟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我们构想和我们理解。


我们构想一个行动的意义,即是说,我们会把一个行动处理成这样。我们在行动中会看到通过手段的运用达到一个目标的努力。在构想一个行动的意义时,我们会把它看作为达到某个目标的一种有目的努力,但是,我们并不关注所提出的目的与所使用的手段的性质。严格说来,我们构想行动实际上是构想它的那些逻辑的(行动学的)性质与范畴。在这种构想中,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通过演绎分析来发现蕴含在行动之基本原则中的所有东西和将其运用于不同种类的那些能够想得到的情况。这种研究是人类行动的理论性科学(行动学)特别是其迄今为止最为成熟的分支——经济学(经济理论)——的主题。


因此,经济学并不是基于经验或者从经验中推导(抽象)出来的。它是一个演绎体系,开始于对人类之理性与行为的那些原则的洞察。事实上,我们在人类行动领域的所有经验都是基于与受限于我们在心中有这种洞察这一前提条件的。若没有这种先验的知识和源自于它的那些定理,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意识到在人类活动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关于人类活动与社会生活的经验都是建立在行动学与经济学的理论之上的。


意识到这样的一个事实是重要的:这种程序与方法并不只是为科学研究所特有的,也是对那些社会事实的通常理解模式。这些先验的原则和从中得出的推论不仅为专业的经济学家所使用,而且也为处理经济事实或经济问题的每一个人所使用。非专业人士处理事情的方式与科学家处理事情的方式并无显著的不同;只是他有时会少一些批判性和在考察其演绎推理的链条中的每个步骤时会不够仔细,进而有时会更容易犯错误。人们只需要观察对当前那些经济问题的任何讨论就会意识到:这种讨论的进程很快地就转向对经验没有任何涉及的一些抽象原则的探讨。例如,如果没有退回到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者的一般性原则,你就没法讨论苏维埃制度。如果没有退回到有关工资、利润、利息与价格的理论——这意味着市场社会的一般性理论——你就没法讨论工资和计时工作法案。“纯粹的事实”——让我们撇开“是否存在这样的事情”这个有关认识论的问题——并不会排除各种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都需要通过理论上的洞察来阐明。


经济学不仅不是来源于经验,甚至也不可能通过求助于经验来证实它的那些定理。我们必须再次强调,每一个关于复杂现象的经验都可以而且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的。同样的一些事实,同样的统计数字会被认为是对相互矛盾的理论的证实。


对比社会科学处理经验的技术与自然科学处理经验的技术是有益的。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经济学著作:它们在提出了某种理论之后,都会在其附录一些章节中尝试通过求助于事实来验证这个理论。这并不是自然科学家会采取的方法。自然科学家会从由实验所确定的那些事实开始和用它们来构建他的理论。如果他的理论得出某个推论,而这个推论将预测出一种尚未在实验中发现的事态,那么,他就会阐述究竟那种实验对于他的理论将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实验的结果与预测相符,那么,理论似乎就被证实了。这就是自然科学所采取的方法从根本上明显不同于社会科学所采取的方法的地方。


为了使经济理论面对现实,我们不应当试图通过对事实——其他人以不同的方式解释过的——的肤浅解释来证明我们的理论。这种靠不住的程序并不是理性的讨论可以在其中出现的方法。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一定要问问关于我们在推理中所隐含的行动之特殊条件是否与我们在仔细考虑中所发现的关于现实之片断的那些条件相一致。货币理论(更确切地说是间接交换理论)是否正确并不涉及所考察的现实经济制度是采取间接交换还是仅仅采取以物易物这个问题。


在这些理论性的先验考虑中所使用的方法是一种关于推断性构想的方法。经济学家——以及非专业人士在其经济推理中也是如此——构建一个关于并不存在的事物状态之形象。这种构想的原材料来自于对人类行动之状况的洞察。这些推断性构想所描述的那种事态是否与现实相一致或者能够与现实相一致,对于它们的工具性效能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甚至那些绝对不可能的构想也能够由于给我们以设想是什么东西使它们无法实现和它们在哪些方面不同于现实的机会而提供有价值的帮助。就经济推理而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推断性构想是不可或缺的,而这与这种社会是否能够实现的问题无关。


最广为人知和最频繁使用的推断性构想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关于静态均衡状态的构想。我们完全意识到这种状态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如果不考虑一个没有变化的世界,我们就不可能研究那些变化的种种含义。任何一位现代经济学家都不会否认的是:这个推理性概念的应用在阐明企业家的利润与亏损之特征以及成本与价格的关系中已经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帮助。


我们所有的经济推理都会运用这些推断性概念。确实,该方法有它的危险;它很容易使自身出错。但是,我们必须要用它,因为它是唯一可利用的方法。当然了,我们在用它时必须非常小心。


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从那些先验的原则开始的一个纯粹的逻辑推理如何能够告诉我们关于现实的一些东西?对此,我们只能这样来回答:人类思想与人类行动两者有着同样的根源,它们两者都是人心的产物。因此,从我们的先验推理中得出的那些正确结论不仅在逻辑上是无可辩驳的,同时也以其提供的那种绝对的确定性适用于现实,只要相关的那些假设是在现实中存在的。拒绝一个经济学的结论的唯一方式是证明其中含有逻辑上的错误。至于所得到的那些结论是否适用于现实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同样,这一点只能通过证明所涉及的那些假设在我们想要解释的现实中有还是没有对应物来决定。


因此,历史经验——在其都是过去的某种东西之经验的意义上,每一个经济经验都是历史性的——与经济理论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同于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经济理论并不是来自于经验。相反,对于掌握经济史来说,它是不可或缺的工具。经济史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经济理论的那些教义。相反,正是经济理论使我们有可能构想有关过去的那些经济事实。


但是,为了在人类行动的世界中找准我们自身的定位,我们需要做的并不只是构想人类行动的意义。行动的人与纯观察的历史学家不仅要像经济理论所做的那样构想行动的那些范畴,而且他们还要理解(英文为understand,德语为verstehen)人类选择的意义。


 这种对行动之意义的理解是历史研究的一种特殊方法。一位历史学家不得不尽可能地通过运用由人类行动的理论性科学——行动学及其迄今为止最为发达的部分即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两者所提供的一切手段来确认事实。但这还不够,他还必须走得更远。他还必须研究所考察的历史事件所独有的那些条件。个性是难以言说的。个性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是给定的,它确实是不能被详尽解释的,也不能被追溯到其他的独立存在物。在这种意义上,个性是非理性的。那些历史学科所使用的特殊理解的目的是通过一个心理过程来把握个性的意义。它将确定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面对的是个体。它要弄清行动着的个体们的那些价值评估、目的、理论、信念与错误——简言之,他们的全部哲学——以及他们用来设想其必须行动的那些条件所使用的方法。它将使我们进入到行动的环境之中。当然了,这种特殊理解并不能与诠释者的哲学隔离开来。在自然科学中和在逻辑学与行动学的先验性科学中所能够达到的那种科学客观性的程度,永远都不可能被特殊理解领域中的道德科学或历史科学所达到。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理解。历史可以用不同的观点来写。历史学家们可以对能够以理性的方式确立的每一件事都达成一致,然而他们的那些解释则会存在非常大的意见分歧。因此,历史总是会被重写。那些新的哲学要求对过去做出一种新的阐述。


历史科学中的特殊理解并不是一种纯粹理性的行动。它是一种认知:即理性已经耗尽了它的全部资源,我们除了可以给出某种非理性的解释之外什么也做不了,而这种解释也是无法对其进行详尽与独特的描述的。这些就是理解所必须完成的任务。尽管如此,它是一种逻辑工具,并且应当被这样使用。它永远都不应当被滥用于向历史研究“走私”蒙昧主义、神秘主义以及类似元素的目的。它并不是胡言乱语的护身符。


强调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求助于一种被错误地解释的“理解”,会为某种类型的历史主义的滥用提供正当性。逻辑学与行动学的推理和自然科学的推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理解所否定。然而,无论历史资料的来源所提供的证据是多么强大,也无论一个事实在与它同时代的理论之观点看来是多么合乎情理,只要它不符合我们的基本原理,我们就不能接受它。女巫的存在与巫术的实践都充分地被法律诉讼所证实了,但我们不会接受它。许多法庭的判决都会把这样的主张记录在案:人们会通过破坏收支平衡来使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但我们并不相信这样的行动有这样的效果。


再现过去不是历史学的任务。这样做的尝试将是徒劳的,也是靠人类的力量所不可能做到的。历史学是用概念来描述过去。历史研究特有的那些概念都是类型概念(type concepts)。历史方法的这些类型只有通过特殊理解的运用才能建立起来,它们也只有在使其得以存在的那个理解之框架内才是有意义的。因此,并不是每一个在逻辑上有效的类型-概念都能被认为是为了理解的目的才有用的。如果在一个归类中组合起来的所有元素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么,这个归类在逻辑意义上就是有效的。类别实际上并不存在,它们永远是人心的产物,人心在观察时发现事物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至于一个在逻辑上是有效的并且是基于充分考虑的归类是否能够用于对给定“数据”的阐释,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例如,毫无疑问的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类型或类别——它不仅包括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而且也包括德国的纳粹主义、西班牙佛朗哥将军的体制、匈牙利霍尔蒂海军上将的体制,以及一些其他体制——能够以一种逻辑上有效的方式构建起来,它也能够同一种称作为“布尔什维主义”的类型相对照,“布尔什维主义”包括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匈牙利贝拉·坤的体制,以及慕尼黑短暂的苏维埃时期的体制。但是,这种归类和从中产生的推断——它表明过去二十年的世界被划分为法西斯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两个部分——是否是理解当今政治状况的正确方式,则是值得商榷的。你能够通过用其他类型而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这个历史阶段。你可以区分为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然后让民主主义的类型包括西方资本主义体制,而让极权主义的类型既包括布尔什维主义也包括其他所谓法西斯主义的归类。你是采用第一种分类还是第二种分类取决于你用以看待事物的整体模式。理解将决定所采用的分类法,而不是分类法决定理解。


历史科学或道德科学的那些类型-概念不是统计学上的平均数。大部分用于分类的那些特征都是不能被赋予数值的,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表明用统计上的平均数来构造它们是不可能的。这些类型-概念(在德语中人们使用理想类型这个术语,为的是将它们同其他科学的类型-概念特别是生物学的类型-概念区别开来)不应该同用于构想人类行动的那些范畴的行动学概念混淆起来。例如:“企业家”这个概念在经济理论中是用来表示一种特殊的功能,即它是给不确定的未来准备的。在这方面,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应当被认为是一位企业家。当然了,在经济理论中的这种归类的任务不是区分人,而是区分功能和解释利润或亏损的来源。在这种意义上,企业家是导致利润或亏损的功能的人格化。在经济史中以及在探讨当前的经济问题时,“企业家”这个术语表示的是这样的一类人:他们从事的是工商业,但他们也许在很多其他方面都迥然不同,甚至“企业家”这个通用的术语似乎是毫无意义的和只被用于一种特殊资格的认定,例如大型(中型、小型)企业、“华尔街”、军火企业、德国企业,等等。在历史学与政治学中使用的“企业家”类型永远不可能有行动学概念的“企业家”所具有的那种概念上的准确性。在生活中你永远不会遇到这样的人:他们仅仅是一种功能的人格化。(注释2:出于完整性的考虑,我们必须提及的是:企业家这个术语在法律上还有第三种用法,应当将其同上述两种用法仔细地区别开来。)


以上论述证实了这样的结论:在社会科学的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社会科学将其进步归功于它们的那些特殊方法的运用,并且必须沿着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质所需要的路线继续前进。它们没有必要采用自然科学的那些方法。


把数学的运用推荐给社会科学和相信社会科学能够以这种方式变得更加“精确”,这是一种谬误。数学的应用并没有使物理学变得更加精确或更加确定。让我们来引述爱因斯坦的话:“就数学命题而言,只要它们涉及到现实,则它们就不是确定的;而只要它们是确定的,它们就不会涉及到现实。”与之相比,行动学的那些命题则是不同的。当涉及到人类行动的现实时,这些行动学的命题全都是有其精确性与确定性的。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两者——人类行动科学与人类行动本身——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人类的理性。假设定量方法能够使它们变得更加精确将是一个错误。每一个数值表达都是不精确的,因为人类的测量能力有其固有的局限性。至于其他要说的东西,我们已经在前面阐述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定量表达之纯历史性质时就说过了。


那些改革者——他们希望通过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改进社会科学——有时候会试图通过指出社会科学的落后状态来为他们的努力之正当性辩护。没有人会否认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都还远远不是完美的。每一位经济学家都知道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但是,有两点应当牢记在心。首先,目前的社会与经济状况之令人不满意的状态与经济理论的所谓缺陷是毫无关系的。如果人们并不把经济学的那些教义用作他们制定政策的指导,那么,他们就不能把他们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经济学这门学科。第二,如果某一天有必要从根本上改革经济理论,那么,这种变革在方向上也不会沿着目前的批评者们所建议的路线推进。这些反对意见都被永远地彻底驳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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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凤凰财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