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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对毛泽东著作十分熟悉,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已渗入到他的“骨髓”里


提起田家英这个名字,很多人会感到陌生。因为他既不是功盖天下、誉满中华的开国元勋,也不是身经百战、勋业彪炳的军事统帅,而是一个在不出名的秘书岗位上毕生奋战的实干家,是一个坚持实事求是,勇于用生命捍卫真理的无畏战士。



田家英自青年时期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至“文化大革命”中惨遭陈伯达、江青一伙的诬陷迫害而自杀身亡,共计18年。在这18年里,他呕心沥血地宣传和普及毛泽东思想;夜以继日地参与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通过各种形式进行调查研究,沟通党中央、毛主席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他无私无畏,敢于指出党在工作中出现的失误,甚至不惜与毛泽东相左;他刚直不阿,在党内斗争出现错误偏向时,不惜牺牲自己保护同志,同危害党的事业的野心家、阴谋家作坚决的斗争。


田家英不愧是一位共产党员,不愧是一位好秘书、好助手。


1948年8月,年仅26岁的田家英在胡乔木的推荐下担任了毛泽东主席的秘书。解放以后,他又担任了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务。毛泽东极为zan赏田家英的工作,曾多次给予很好的评价。1958年,毛泽东号召干部下放,几位省委书记都向毛泽东提出,希望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毛泽东拒绝了他们的要求,风趣地说:“田家英我不能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理论与实际不一致的。”



编辑毛泽东著作,宣传和普及毛泽东思想,是田家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从到毛泽东身边开始,他就一直认真学习和领会毛泽东思想,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解放以后,中国青年出版社曾把他的笔记以《一个同志的读书笔记》为题,印成内部读物。田家英对毛主席著作非常熟悉,哪个同志要查找毛泽东的某些论述,他可以立刻告诉你在哪篇文章里。他曾这样说过:“毛泽东思想已渗入到我的骨髓里。”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田家英参加了《毛选》一至四卷的编辑工作。文章的选定、整理和注释,文字的校订和出版印刷,大量的工作由他承担,他以满腔的热情和极端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这项工作。田家英对自己和他领导的同志要求极严,不允许出丝毫的差错。他经常引用清代著名学者包世臣的一句话:“每临行文,必慎所许,恒虑一文苟下,重诬后世。”说明编辑出版工作中任何细微一疏忽,都可能损害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甚至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


田家英还是《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的编辑者。从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开始,田家英就注意收集毛泽东的诗词。有些诗词正是由于他的收集才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如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是一例。1949年春天,党中央、毛主席由西柏坡迁到北京香山。当人民解放军攻占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兴奋万分,当即吟咏出《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一首。此诗即由田家英抄录收藏。在编辑毛主席诗词时,他把这首诗送给毛主席。毛泽东说:“对了,还有这一首。”同意把它收入毛泽东诗词集。


……


由于顶撞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引来杀身之祸,“文化大革命”初期,一顶“篡改毛主席著作”的大帽子戴在了他的头上


田家英是个有强烈革命正义感的党员,是个坚持和捍卫真理的勇猛斗士。


田家英在长期的接触中对陈伯达、江青、康生之流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野心家、阴谋家早有觉察,并同他们进行过不妥协的斗争。


江青是田家英极端厌恶的一个人。她30年代的丑史,她到延安初期与康生的关系,田家英早有所闻。江青平时生活讲究,养尊处优,颐指气使,作风霸道,对待身边工作人员凶狠。对此,田家英常常嗤之以鼻。除工作关系不得不与江青打交道外,对她尽量回避。对田家英这种冷淡而蔑视的态度,江青极为恼火,总是寻找机会加以报复。北戴河会议上,田家英因主张包产到户受到错误批评,江青趁机大骂田家英是“资产阶级分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就伙同陈伯达等人对田家英进行诬陷和迫害。



老奸巨猾的康生,惯在党内兴风作浪整人害人,田家英认为康生是个危险人物,对他必须有所提防。


田家英手下有个小人物,叫戚本禹。此人名利思想极重,喜爱投机钻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秘书室开会批评过他的恶劣的思想品质。戚本禹毛病很多,田家英后来将他调离秘书室。戚本禹即与陈伯达、王力、关锋等人结成一伙,而陈伯达更是双手欢迎,把他弄到《红旗》编辑部。戚本禹对田家英怀恨在心,“文化大革命”中成为迫害田家英的凶恶打手。


1965年,在京剧《海瑞罢官》的问题上,田家英坚持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把此剧说成是为彭德怀翻案,不同意对作者吴晗进行批判,这导致了他的杀身之祸。


1964年前后,江青、康生就多次在毛泽东面前诬蔑说《海瑞罢官》有重大阴谋,是替彭德怀翻案。毛泽东曾叫田家英阅读《海瑞罢官》的剧本,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之后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看法: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大阴谋,如果硬说这个剧本有阴谋而展开批判,以后没有人敢研究历史,敢写历史剧本。但是江青、康生仍在毛泽东面前鼓动。


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海瑞罢官》打成大毒草。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田家英等人谈话时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田家英对毛泽东的意见有保留。为了缩小运动的打击面,保护可能受到伤害的同志,在整理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时,田家英毅然删去讲话中涉及彭德怀的内容,因为他认为这不符合事实。他还删去了毛泽东表扬关锋、戚本禹的一段谈话。


此事被关锋得知,他与戚本禹合谋向江青告密。江青立刻给田家英加上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


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田家英意识到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降临,首当其冲的是知识分子。他气愤地说:“这是一场文字狱,是整知识分子的运动。”1966年初,田家英对国内日益升级的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忧心忡忡,对江青等人借机兴风作浪的行为表示了极大愤慨。他对来京的侯高岳说:“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我的人生座右铭。真理我要坚持到最后,直到停止呼吸,绝不出卖灵魂,绝不向错误屈服。”表达了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为真理而斗争到底的决心。



1966年5月,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由此开始。22日下午3点,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和王力、戚本禹等人来到中南海田家英住地,安子文代表中央三人小组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当晚,在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会议上,办公厅一个负责人又给田家英加上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眼前发生的一切,田家英早有预感。自从整理毛泽东杭州讲话一事被人告发,中央一系列重要会议,直至正在进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都没有让他参加,田家英已经意识到处境的险恶。大祸临头,他没有丝毫的惊慌和胆怯,清理文件的工作从下午持续到深夜12点。田家英晚饭也没吃。妻子董边为他做了一碗汤面,端到他跟前,可他尝也没尝。他愤愤地告诉董边:“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坏人会有好下场。”


夜里,戚本禹打来电话,没等接完,田家英已盛怒难平,将电话机摔在一旁,大声骂道:“他算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要我去签字,我偏不去签。”这一宿,他彻夜未眠,双眉紧锁,怒容满面,一言不发地久久沉思。名利地位,身家性命,在田家英早已是身外之物。他暗下决心,义无反顾,要以死抗争。23日上午,在“菊香书屋”内一间书房里,田家英怀着满腔悲愤离开了人世,结束了自己44岁的年轻生命。他留下了遗言,最后的两句话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果然,时隔15年,陈伯达、江青一伙终于得到了他们应得的“恶报”,被押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法庭。同年春天,田家英的追悼大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本文摘自《中南海风云人物沉浮录》,顾保孜 著,杜修贤等摄影,贵州人民出版社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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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史客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