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4月17日,土耳其公投结果揭晓,修宪成功,土耳其从「议会制」改为「总统制」。反对者认为这一改动会扩大总统的权力,中央集权容易滋生腐败问题,并破坏民主。


而在现代土耳其的前身——奥斯曼帝国崛起与衰落的过程中,机构与意识形态的结合作为统治工具、外加强硬有力的领导者使帝国成为长久存在的神话,而后裙带关系、腐败贿赂等作为政治系统本身存在着「病根」,使其最终的衰落无法避免。奥斯曼帝国的兴衰由多种因素导致,但在这一点上,曾经辉煌无比的奥斯曼帝国可作为埃尔多安政府的镜鉴。

奥斯曼帝国军队

来源:Realm of History


像那个时代的众多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崛起于「地方军」,然而建立不久的权威随即又被正统政权所挑战。但若不是当初的政策创新,便没有从一个穆斯林世界边缘的单纯的「战士之邦(Ghazi state)」到奥斯曼神话帝国的崛起。


同时,作为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政权之一,这个神话的衰落也耐人寻味,值得一探。奥斯曼帝国曾经的存在与繁荣都是作为一个「系统的综合体」,而究其衰落,既有内因又有外因。


奥斯曼帝国的扩张 

来源: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nc.


在笔者学习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最有吸引力的正是存在于奥斯曼帝国整段历史中各种不同因素的互动,在各种不同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才得以见证一个奇迹的诞生与灰飞烟灭。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笔者将用个人观点统筹史实,分析奥斯曼帝国如何在多种因素的「互动」中诞生,如何对外部变化「应激」,内部互动又是如何无力应对外界变化而最终导致了一大帝国的衰落。

 

奥斯曼帝国的上层统治结构

来源: ThingLink


正如开题所述,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综合体」诞生。最初的政权直接继承了大塞尔柱帝国,同时又间接继承了土耳其奴隶兵政权(Mamluk regime)的遗产。


在发展的过程中,奥斯曼帝国不仅拥抱希腊文化,也汲取了亚洲文明。这一点充分地体现在了奥斯曼帝国的各种机构的奴隶兵中,伊克塔制度与伊克塔式行政,贤治官僚体制,对欧莱玛(ulama)的使用等等。这种多元的,融合式的体制避免了单一文化主导下政权体系设计可能有的缺陷。


崛起于「穆斯林世界的边缘」,奥斯曼统治者具有利用宗教作为统治工具的智慧。这样的帝国崛起于有多个宗教团体的环境,因此,主导地位的宗教与其他宗教群体的互动便在这个伊斯兰政权的崛起中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不妨把这种互动的存在理解为政权的一种组织能力,正如米利特制度(Millet System)所体现的宗教宽容,在这种制度下,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不但有自己的宗教权威,更是被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司法权。


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不用再像以前伊斯兰政权统治下那样穿着具有识别性的衣服,更是可以参与经济活动。甚至后来,奥斯曼帝国的部分商业贸易活动和音乐的发展,都要归功于享受着极大程度自由的犹太教徒。


宗教这个因素体现的另一种互动,便是「上下」的互动。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尤为支持乡村地区的苏菲派(rural sufism),尽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菲主义中「屈服」,「尊重」,「无条件服从」等有利于当权者统治的价值观,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自上而下、对于边缘教派的关注使得政权能够更好地统治。


换一种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这种互动作为一种存在于主导地位宗教内部的互动,由此恰与宗教宽容相辅相成。


我们在开题中也谈到了奥斯曼帝国继承了丰富的文化和政治遗产。在接下来要谈到的政治机构互动中,就体现了这些遗产如何被继承的同时又被创新,从而完全融合进政权的统治体系。


首先,是欧莱玛的使用。在帝国崛起的初期(13~14世纪),欧莱玛被给予了极大的独立性和权力。欧莱玛不但为政权提供行政体系的结构框架,更是提供现成的法律以供政权直接采用。然而这种「全权放手」的思想却是根植于大众信仰。在穆斯林被统治者的眼中,对欧莱玛的「完全信赖式」采用,正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石。


同时,欧莱玛又充当了统治阶层与底层被统治者之间的「中间人」。他们既保护被统治者的利益,又同时「盯着」统治者而防止权力的滥用。这种双向的互动有效减少了新生政权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其次,我们谈到欧莱玛,就更要提伊斯兰学校(madrasa)。尽管第一所学校建立于1331年,第一所学院建立于1551年,就新生政权的配套机构建立而言并不早,但我们并不能否认学校系统的逐步完善对官方教义、思想、文化、哲学所起到的宣传作用。


另一方面,强调教义与伊斯兰学说的学校的存在对于穆斯林来说,便是「没有思想上的压迫」,因而被统治者更加趋于服从这样一个外来政权而不是反抗。


最后,我们要谈到Qanun,这种法律根源于伊斯兰教法沙里亚,但更加「与时俱进」,作为一种习惯法对当时的社会进行约束和管理。它涉及面更广也更加细化,从法律到贸易管理甚至度量。作为一种沙里亚的补充在应用中不断被丰富。说到法律,也正是对沙里亚的「坚守」在法律层面给了奥斯曼政权在穆斯林世界的合法性。

 

穆罕默德二世 

来源: 维基百科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政权顶层的互动。对于奥斯曼帝国神话延续最重要的就是一脉强硬的苏丹。从穆罕默德二世的权威到赛利姆一世的残酷统治,我们可以看到苏丹的权力随着朝代更迭被逐步强化,这也让帝国日益强盛。


苏丹们非常注重塑造自己在被统治者眼中「绝对领导者」的形象。苏丹是军队统领,更是集合政治与宗教权威与一身。同时,苏丹这个「职位」的演化也伴随着一种思想的融合,那就是被象征化的爱国主义。


随着这种思想的融入,被统治者对政权的服从变得更加毋庸置疑。苏丹的强权形象不断被加强和巩固,逐渐使得爱国主义与专制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等同起来。


然而,帝国权威逐步演变为苏丹的个人意志,这种演变加速了奥斯曼帝国从「帝国式政体」向「个人意志载体」的转变。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肯定的是强有力的领导者使得帝国足够强势去捍卫和抵抗,使得政权稳定,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帝国演进的方向。


比如,穆罕默德二世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是奥斯曼帝国扩大统治的雄心的开始;苏丹穆拉德和萨菲政权(Safavid)的协议是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化的开始。


谈完了君,我们再来看臣——大雄齐尔(Grand Vizier)的任用。某种意义上讲,大雄齐尔享受的权力和独立性仅次于苏丹。他们负责省级行政系统的管理,也辅佐苏丹处理政治事务。大雄齐尔往往被苏丹直接任命,作为中央管理地方的代表。这种直接任命与最大限度放权的互动使得对帝国的管理更加高效与「和平」。


简单来说,谈及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是帝国的雄心克服了遗传自政权结构内部的弱点,机构与意识形态的结合作为统治工具、外加强硬有力的领导者领导帝国成为长久存在的神话。


然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也同样可以解释为多种因素的互动。我们并不能就此论定这些互动本身是失败的,只是这些互动没有能够最大限度地应激内部和外界的变化,才导致了帝国的衰落。


如众多其他帝国,地方势力的崛起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帝国的衰落。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距离使得统治者无法有效控制省级官员。这使得很多地域性统治者通过收入组建起自己的、独立于中央的军队,进而崛起、挑战中央的权威。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在1720s – 1780s大马士革的地方统治家族al-Azm,在1704-1830s统治巴格达的 哈珊·帕沙(Hasan Pasha)的后代。


传统土耳其军士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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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方势力往往由土耳其兵耶尼切里军团(Janissaries)、地方军队首领、地方统治家族的内亲外戚组织和领导,并逐渐弱化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和最高层统治的权威。


前文中我们提到机构和宗教之间的互动对于崛起而言极为重要,现在我们谈衰落,便要提到一种「间接导致」衰落的互动——苏菲派和欧莱玛之间的互动。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甚至可以说有冲突。究其根源,无非是观点的不同。


欧莱玛坚守法和穆罕默德的言行录(hadith),多少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理性的思维。然而苏菲派更为强调个人经验与宗教事务。我们在前文中也提过,政权为了利用苏菲派教条控制被统治者和维持社会稳定和谐,是支持苏菲派的,所以这种支持便与欧莱玛的利益有所冲突,然而欧莱玛又是政权政治框架构建的关键官员。


尤其是16世纪之后,欧莱玛逐渐被整合进政体,使得他们更像是奥斯曼政权的「发言人」。同时,固定的薪水使得他们越来越缺乏为政权尽心服务的动力和创新意识。欧莱玛需要政权的支持,政权却将支持给了欧莱玛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欧莱玛往往与地方显要结盟以谋取利益。


另一种互动存在于消失的权力制衡与权力分级之中。首先,是统治者(askeri)和被统治阶层(reaya)之间的矛盾。


帝国的衰落直接体现了伊本·卡尔顿(Ibn Khaldun )的理论:最开始的时候,统治者从人民中获得支持,作为回报,他给人民地位和职位。但是随着权力的增长,统治者逐渐使自己远离人民,进而人民变成了他的敌人。就像奥斯曼帝国,最初的时候,高级职位往往被授予军队统领、被整合进现政权的前统治家族的成员、耶尼切里军(Janissaries)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但是后来,尤其是从15世纪末开始,职位开始授予现统治家族的内亲外戚。这样一来,整个统治团体必然「有情绪」,政权也开始在被统治者的眼中失去合法性。更加深远的影响体现在被统治者生活状况的恶化。


典型例子便是从Timar征税系统向Multezim征税系统(一种税务农场)的转变。随着经济的衰退,政府的收入难以完全支撑行政工作、公共工作和军队支持等的财政开支,因此政府采用了Multezim税收系统。


在这种系统下,无论你是耶尼切里军还是普通商人,都会被在政府有需求的时候被给予征税的权力(而之前往往只有地方统治者有征税权力)。过高的税收使得民众的生活苦不堪言。


简单概括,这是从贤治官僚体制向偏好主义的转变,这是顶层内部的互动。统治者向被统治者施加了更重的负担,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从统治变为「压迫与被压迫」,这是上下层之间的互动。这一切的成因,便是在发展中逐渐消失的权力制衡与分级、逐渐增长的边缘势力。


当我们谈论到强大力量的衰落时,我们必不能忽视帝国与外界的互动。长久以来,奥斯曼帝国一直是「自觉的」以及实行自给自足的经济,并且坚信足够的自给自足性。正因如此,奥斯曼帝国缺乏足够具有应激性和及时的变化以应对帝国外部世界的激变。


从经济上来讲,欧洲发现新世界、开辟新航路,使得奥斯曼帝国在贸易中的地位、对贸易路线的掌控能力双双下降。极具竞争力的「新世界」也减少了奥斯曼帝国的贸易收入。同时,帝国仍采用原始的耕作方式,科技发展和军队的组制也基本停留在「原始状态」。


由于经济状况的制约,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力武装军队、发展科技,因此在高速发展的工业时代被远远落在了欧洲的后面。奥斯曼帝国,仍是那个「中世纪之邦」——无论是从经济还是科技、军队而言,更糟的是,也从官僚体制而言。


他们没有与时俱进的装备和官僚体制去应对外界变化的需求。从政治上讲,尽管出现了进步运动如作为对1878年宪法被终止的反应而出现的青年土耳其党人运动(Young Turks Movement)。但如果我们从结果来衡量这些进步运动,起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应对大东方危机(Great Eastern Crisis)的选举式议会、现代宪法在议程上被中止。


帝国在改革上的失败使它无力应对变化与挑战,中世纪形态的生产与运作让政权无法面对民主化潮流和对外界的现代化防卫。

 

青年土耳其党人标志

来源:theyoungturks.co.uk


在互动的角度看,还有一个因素或亦可被认为导致了帝国的衰落。最早可至1579年,穆拉德三世(Murad III)的统治。那个时候裙带关系、腐败、贿赂就已经是政治系统内部的问题。如果政治系统本身就存在着「病根」,那么最终的衰落——即使是长久之后——也是无法避免的。


我们可以看到从互动的角度来分析帝国的崛起和衰落非常耐人寻味。因为帝国本身就是多种不同因素的综合体。尽管帝国有足够的「自觉性」和「自给自足性」,这也无法防止外界影响的渗入。


非常清晰的是,从十八世纪开始欧洲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甚广,甚至于文化、建筑、人们日常生活的方式。因此无论我们以哪种视角探索一个帝国的一生,我们都应该考虑将帝国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完整的实体来思考。


如果我们说是政权自身的对机构与政策的创新和雄心让它崛起和延续,我们同样可以说,也正是因为后来帝国缺乏创新,才导致了这一个神话的衰落。

 

今日主笔 \ 张伟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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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中东研究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