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30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任弼时同志诞辰110周年。近期,怀着崇敬的心情,笔者采访了任弼时的小女儿任远芳。根据她的讲述,笔者将“党内的母亲”任弼时的那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记述如下。

青年时期的任弼时

坚持实事求是,为党保护了一批好同志

 

任弼时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坚定地维护党的团结,反对轻易搞“路线斗争”,倾力抵制了各种“左”右倾错误,因而挽救和保护了许多革命同志免遭迫害和杀害。由于他在处理问题上周到细致,待人和蔼可亲,关心爱护干部群众,情系民众疾苦,于是,很多同志遇到问题都愿意找他解决,因此他被赞誉为“党内的母亲”。

1933年1月,执行王明“左”倾昌险主义的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根据地后,进一步推行其“左”倾冒险政策,以“否定过去,打倒一切”的手法,在党内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先在福建批“罗明路线”,接着在江西整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当时任弼时虽然也执行了这些极“左”政策,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而不推波助澜。

在敌后万(安)泰(和)边境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当时被一名“AB团”分子供认为“AB团”总部负责人。有位领导同志决意要逮捕张爱萍,并把材料送给了任弼时。任弼时不信这一口供,因为他熟悉张爱萍的历史。张爱萍在上海做过秘密工作,曾几次被捕,以后又到红军工作,负过伤,后来又负责青年工作等,这绝不是一个“AB团”分子能做到的。因此,他提出对于这样的重大案件,“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的工作检查中来找根据。”

他要顾作霖去万泰地区进行调查。经过详细的调查了解,结果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为了防止肃反扩大化,他在组织部门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后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查!”尤其“不得随意乱抓人,乱杀人,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这一指示,无疑对当时的“左”倾错误是一次严肃的抵制,因而保护了一些同志没有受到伤害。

可是不久,临时中央认为他“贯彻政策不力”。5月,免去了他的中央局组织部部长职务,派他去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

任弼时到达湘赣边区省委所在地禾川镇以后,最为当地干部所称赞的,就是他同执行“左”倾错误政策的一些领导人做斗争,将党的许多好同志,从肃反扩大化的迫害下及时解救出来。

当时,边区省委在代理书记陈洪时(湘赣红军长征后叛变)、副书记刘士杰(长征中叛变)的把持下,利用改组省委的机会,打击和迫害原省委书记王首道、原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原省军区总指挥张启龙等许多重要领导干部。任弼时来到时,袁德生已被杀害;王首道被攻击为“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多次进行大会斗争,已撤销了一切职务;张启龙被攻击为“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判了两个月徒刑,准备杀害。被他们乱抓乱杀的,还有其他许多同志。

任弼时反对这种乱抓乱杀的做法。在他主持的省委会议上,他强调指出:在肃反中不能随便抓人,更不能乱杀人,抓人杀人都要有确凿的证据,杀人必须经过省委的批准。根据他的意见,省委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并成立了裁判部。他还坚决抵制了陈、刘两人提出要在军队中肃反的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以后,张启龙从保卫局被释放出来,被陈、刘诬陷的张子意也被保护下来了,曾一度受排斥的张平化、王恩茂、曾涤等人,也不再受迫害,并给安排了工作。而真正的反革命内奸却受到了镇压。上述许多被解救出来的同志在回忆起这段历史时,都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说:“我们都是幸存者,是任弼时同志救了我们!”

1938年后,任弼时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还发现并解决了被宗派主义干部路线打击的同志的问题。他和周恩来一起,使被“挂”了3年的原中共绥远省委组织部部长吉合(张期生)和失去工作不被理睬的师哲,顺利返国参加抗日战争。特别是使沉冤六载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郁得以平反。

陈郁是工人出身的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6月来到共产国际管辖的苏联国际列宁学院中国部学习,其间还担任过学生部的党支部书记。苏联“清党”“肃托”结束后,陈郁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化名为“彼得”,放逐到伏尔加格勒(后改名为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做工。整整5年,陈郁被排斥在党组织之外。为此,陈郁写了12封申诉信。1938年10月,任弼时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9年初,他的秘书师哲与共产国际东方处处长马尔特维诺夫一起,清理王明、康生留下的一堆档案材料,从中发现了陈郁的多次申诉,才知道陈郁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任弼时看了对陈郁的处分决定后,认为理由站不住脚,当即报告了共产国际干部部,并把陈郁请到莫斯科,听取了他本人的申诉,让他回厂等候共产国际的批复。

1939年11月,周恩来与邓颖超来到莫斯科,听了任弼时的汇报后,一面决定要陈郁办好离厂手续,到共产国际招待所来;一面亲自与共产国际监委一起处理陈郁的问题。共产国际监委在研究陈郁的全部材料后,做出了取消1933年给他的“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恢复组织关系,请中共代表团送其回国工作等决定。

1940年2月25日,陈郁和任弼时随同周恩来、邓颖超、蔡畅、陈琼英等一起回国。陈郁每每想起此事,都禁不住潸然泪下:“如若不是弼时,我恐怕早就死在异国的土地上了。怪不得很多同志都称弼时同志是‘党内的妈妈’,我认为,对于这个光荣的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

1943年3月,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开展党的整风运动。但是,当时直接负责这项工作的康生,却背离党的思想路线,违背党的干部政策,主观地要各机关各单位都提出几个人作为突破点,并随心所欲地指名道姓,一次就圈定了陕甘宁边区的一份200人名单,给这些人戴上特务、叛徒、反革命的帽子,全部关了起来;接着又在中央机关各部委逮捕了很多人。这样一来,把审干变成了肃反,搞得人人自危,甚至连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党的“七大”代表也成了怀疑的对象。

任弼时发现这些情况以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他说:“即使真有其事,用这种形式也是错误的。”他特别不同意对“七大”代表的任意怀疑。为此,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研究过很多次,认为应当坚决纠正在审干中出现的扩大化的错误。1943年,中央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九条方针。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严禁逼供信的政策。从而使整风运动走上健康的轨道。

与张国焘展开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调集了130个团,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压来。当时,把持根据地红军总部的张国焘,曾两次来电指示,要红二、六军团在“敌人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向据有堡垒阵地的强大敌人实行所谓“进攻路线”。任弼时等没有按照这个错误的指示去做,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毫不迟疑地改变战略方针,坚决实行战略转移。

11月18日,总部下达了突围命令。19日,又分别在刘家坪的干田坝和瑞塔铺的枫树塔,举行了誓师大会。会后,红军连夜出发,向湘中挺进。在任弼时等人的率领下,红二、六军团飞渡澧水,连克老鸦口、关门岩、杨家溪一带的碉堡群,突破了敌人在澄水沿岸布置的约二三十里的所谓“双层封锁线”,再以每天一百四五十里的急行军,直袭沅陵的沅水渡口大宴溪,全歼守敌,架桥渡江,迅速占领了辰溪、浦市、溆浦、新化、蓝田、锡矿山等城镇,控制了广大的湘中地区,实现了红军突围作战的第一步计划,前后只用了10天时间。

12月11日,红二、六军团又由溆浦的谭家湾、底庄、桥江等地出发,离开湘中地区,开始第二步战略转移。

按照任弼时等首长的部署,各部队以勇不可当之势,佯进资水。敌人误认为红军要重返湘赣边区,急忙向东截堵。但红军到了高沙、洞口地区后,突然掉头向西,甩开了敌人。1936年1月5日,在晃县的新店坪地区,又给尾追之敌章亮基所部以沉重打击,然后从容向黔东进军。12日,红军攻克石(阡)城。原拟在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根据地,实现战略转移的第二步计划,但由于形势变化,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已不可能,只得沿着云贵高原乌蒙大山进行迂回,于3月底来到黔滇交界的盘县、亦资孔地区。这时,任弼时曾想利用当时的有利形势,创立新的根据地,坚持江南游击战争,并将这一打算请示总部。总部没有同意这个意见,来电要他们最好过江,与四方面军会合北进。任弼时和贺龙、关向应等执行了这一电示。在四方面军的策应下,二、六军团渡过了天险金沙江,翻过了大雪山,通过了藏族区,于6月底在甘孜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时,党中央自陕北来电,将红二、六军团编为红二方面军。

掌握着红四方面军领导大权的张国焘,对前来会师的红二方面军极尽挑拨离间、拉拢欺骗之能事。他给红二方面军派遣“工作团”,给红二方面军的干部送枪送马,封官许愿。他一见到任弼时,即以“统一北上思想”为理由,提出要召开红二、四方面军联席会议,妄图以“多数”压“少数”,强迫红二方面军的一些领导干部跟着他走,甚至企图采取撤换红二方面军干部等手段,把红二方面军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实现其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的罪恶目的。

从朱德那里得知张国焘坚持南下自立伪中央,把持红军总司令部,隔断中央与红二方面军的联系等阴谋活动后,任弼时非常气愤,立即将这些情况告诉了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张子意等,然后坚定表示:“我不同意张国焘的那一套”。贺龙等也坚决表示赞同任弼时的立场。这样,不但使张国焘对二方面军的阴谋无法得逞,而且增加了四方面军指战员抵制张国焘错误领导的信心。

由于任弼时等与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以及二、四方面军的指战员要求北上与中央会合的强烈愿望,张国焘不得不改变其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行为,取消伪中央,同意部队北上。

在同张国焘的错误领导进行斗争期间,任弼时做了许多工作。他曾同四方面军的干部如傅锺等做彻夜长谈,还应邀向四方面军战士作报告。对于被张国焘关押隔离并进行迫害的干部,他更加关怀备至,想方设法把他们解救出来。

廖承志回忆自己这一段经历时曾说:“那时我是张国焘的犯人之一。和我一起坐张国焘的牢的同志,还有罗世文、朱光、徐一新等同志。我们是被分开了的,我则被押解着跟队伍向沪霍前进,谁也不敢和我打一个招呼。我也不愿意和任何人打招呼,因为一打招呼就会连累别人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和任弼时同志会合了。那是在一个草地的小坡上。我远远看见张国焘和一个身材不高、脸孔瘦削、长着小胡子的人在谈话。我猜到那一定是任弼时同志。我们队伍正从他们面前通过。弼时同志远远看见我走近了,他笑着站起来,走向我这边,和我握手。他笑着问:‘你是廖承志吗?我就是任弼时。’我那个时候很窘,不知如何是好。那时张国焘也很狼狈,他装起笑面虎似的笑脸,用他那种怪腔怪调问弼时同志:‘怎么,你认识他吗?’弼时同志笑着说:‘老早认得。’其实弼时同志和我那时并不认得。然后弼时同志严肃地对张国焘说:‘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他,请你告诉我。’这之后,我到了沪霍。我、罗世文、朱光、徐一新立即被恢复了局部的自由。”

 “能坚持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

 

1948年4月23日,任弼时和周恩来一起,从阜平县城南庄率领中央机关大队来到西柏坡。5月26日,毛泽东等也来到西柏坡。从这时起,直到1949年3月,这里是党中央的所在地。

任弼时这时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他的病早在党的“七大”前就严重地发作了,常常感到疲劳、头晕,不能看东西。他带着重病协助毛泽东领导了整风和组织召开了党的“七大”。抗战胜利后,他的身体相当坏,书记处的会常常不能参加,不得不半休了。那时,毛泽东从重庆回来,身体也不大好。

斯大林知道了这种情况后,就派了米尔尼科夫医生(大家都叫他米大夫)来到延安,给我党的高级干部做了一次身体普查。他把普查结果报告了毛泽东:“除了任弼时外,所有干部的身体都是健康的。”米大夫说:“任弼时的病情是严重的,随时都会发生问题,如果护理好,还可能维持一个时期,建议马上休息。”为此,党中央决定要他休息。

1946年,任弼时到侯家沟休息过一段时间。1947年底,又在距中央所在地杨家沟三十里的一个村庄休息过一段时间。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休息。他带病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做了许多工作。在杨家沟期间,还写出关于土改问题的著名报告。

到了西柏坡,任弼时身体更坏了,但他的工作并没因此减轻。他和周恩来、朱德等一起协助毛泽东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还和周恩来抓了协调各大区经济物资、人力、军火等方面的工作。为了把物资送到前方,他经常和负责交通的吕正操、滕代远等一起研究各种物资调运的问题。他常常说:“我们后勤工作要时刻想到前方。”

他还协助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党中央重要会议。如1948年9月会议,1949年1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是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期间,他带病夜以继日地研究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城市工作问题、工业和农业生产问题、财政政策和人民负担问题,以及知识分子问题等。

任弼时常常忘记自己重病在身,工作起来,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有病的人。有些经常和他接触的人说:“他就是这样一个忘我的人,工作起来好像病都被赶走了。”其实,他的病是一般人难以忍受的,是靠了坚强的意志来战胜病痛、坚持工作的。他虽然如此病痛难忍,但很乐观,经常给人讲他对病有“适应性”。

1949年春,有一天他工作到深夜3点,警卫员邵长和感到首长太辛苦,就找米尔尼科夫大夫一起去劝说。他一见他们俩人就问:“你们俩都起来干什么?约会的?”邵说:“首长该休息了!”他打了个哈欠说:“现在,你们俩的任务是休息,我的任务是工作。咱们各不相扰。”米大未随机改口说:“你工作时间长了,我给你测量一下血压和脉搏,看有什么变化。”任弼时没办法,只得说:“这倒可以。”

米大夫先量了他的血压,又听了他的心脏,检查的结果,是高血压又升到220毫米录柱,加之心律也不齐,有风吹一样的杂音,脉搏每分钟达110次。米大夫说:“首长,你应该立即休息。”说完,就给他打针吃药,并让邵长和收拾床铺,让他躺下。但他慢慢地从床上坐了起来,说:“不会那么严重吧?我的病是常年老病了,已经习惯,有了抗病力。”当米大夫和邵长和仍坚持劝他休息时,他说:“没有关系,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担,能坚持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说着说着,心情激动起来,他把手一挥,握着拳说:“我们的工作,只许往前赶,不许往后拖呀!”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不久,任弼时随同党中央于1949年3月23日由西柏坡移驻北京。到北京后,他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又亲自领导召开了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团代会期间,他的病情又严重起来,党中央决定要他立即休息。

由于病情越来越恶化,他被迫在团代会开完后,到莫斯科去治疗。尽管当时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对他的疗养很关切,也没有使他安下心来去过疗养生活,他想的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各项建设事业。他常说:“大家都那样艰苦地去工作去斗争,我哪能老休息呢?”当他经过疗养,自我感觉稍为好些时,就立即动身回国。

任弼时是1950年4月回来的,原来中央决定让他继续休息一个时期,但他在身体略有好转时,就要求参加工作,并给毛泽东和党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说道:“……最近几天我每日看电报文件及报纸总共在4小时左右,尚能支持得住,不感觉太疲倦,自然初期不要过分疲劳,但做点儿工作如分管组织部和青委,我想是可以的,请加考虑。”

任弼时恢复工作不久,便要求医生把工作时间增加到8小时。实际上他的工作常常超过规定的时间。这年7月,他参加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10月,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大会。朝鲜战争爆发后,他非常关心战局的发展,常常在深夜里批阅电报,研究文件,查看地图。有时头痛得厉害时,就叫女儿轻轻地捶一捶,接着继续工作。由于疲劳,经常需吃安眠药才能休息。有时刚吃过药,听到电话铃响,又马上起来,问是不是通知开会,如果是开会,他就一定要参加。

10月19日,他在重病中为了准备召开全国党的组织会议,还找武安县(今武安市)委书记和区委书记、支部书记来谈组织工作中的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并做了详细的笔记。

10月26日晚,他还在认真研究朝鲜的战局。但是,由于疲劳过度,病情恶化,27日12时36分,他那颗为革命一直忙碌的心脏逐渐停止了跳动。

为了纪念任弼时,毛泽东亲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周恩来号召人民学习他“奋斗不止、至死不息的自我牺牲精神”,“顽强对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坚持原则、服从真理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叶剑英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党内的母亲”任弼时,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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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文史精华官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