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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被西方打醒中国这头狮子

何时睡到自然醒?

历史大学堂官方团队作品

《雪松说事》专栏   文:林雪松



上一次说到,某种程度上中国是被西方列强一脚一脚踹进近代世界的。(点击查看上期文章)


这其实是来源于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理论。


他认为中国社会在儒家学说的统治下保持着极大的稳定性,当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求贸易机会时,这个古老的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闭关自守,盲目排外,后来由于西方不断的挑战刺激了中国的觉醒和发展。


今天就来聊一聊,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能不能自己觉醒?如果能的话,要等到什么时候?



(图)右二费正清,右一梁思成,右三林徽因



聊这个问题之前还是不得不聊一些打引号的“历史哲学”。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叫做“历史不能假设”,不管专业还是非专业的,大家似乎都会用,用的还挺顺手。


而我们今天预设的话题的就是个假设的话题,所以这句话要是不先解释清楚,那后面的文章就都变成废话了。


“历史不能假设”这句话是没错的,但是它被很多人理解错了。


我先列举两个命题,大家不妨思考一下这两句话是不是一个意思。


命题一:历史不能假设;


命题二:历史不该假设。


这两句话显然不是一个意思,命题一强调的是“可能性”,命题二强调的是“必要性”,这在逻辑上差别很大,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对这两个词用的一直是很模糊的。


“能”和“该”不是一个意思,一个是“can”,一个是“should”,但是很多人把“历史不能假设”理解成了“历史不该假设”。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是不学“逻辑学”的,等实在绕不开了我们就把逻辑学放到数学里去学。


学人文学科不研究逻辑,这在西方是无法想象的。


“历史不能假设”这句话说的是用“假设”的方式去思考历史是无结果的,因为任何一个细微历史事件的变化都会导致蝴蝶效应,每个事件变化会产生很多种可能,每种可能又会产生很多种可能,推下去就是指数性增长,无数种可能,远远超过计算量了,所以用“假设”的办法去思考历史一定思考不出来一个结果,但是“无结果”并不等同于“无意义”。


那么“假设”历史的意义在哪呢?


经验在一个人的决策中所占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经验。


但是获得知识不能只是靠经验,难道要把世界上的南墙都撞一遍才能知道那条路正确吗?


这样太笨了。


好比做一道历史选择题,如果你研究了这道题为什么选A,那你就只学会了一个知识点,如果同时还能再研究研究BCD为什么是错的,就能一下掌握四个知识点。



(图)托马斯·莫尔( St. Thomas More 又作 Sir Thomas More , 1478年2月7日 — 1535年7月6日),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才华横溢的人文主义学者和阅历丰富的政治家,以其名著《乌托邦》而名垂史册。



研究本来就是一个从假设到实证的过程,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能够演绎的。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时代,这就更好理解了。过往的历史就是我们的“数据库”,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一系列相关学科的一些规律性的研究成果就是我们的“算法”和“模型”,有了样本和数据,算法和模型,我们就能定性地预估历史发展的趋势。


历史学存在一些先天性的缺陷,导致它只是一门学科而不能成为一门科学。


首先是数据准确度低,因为史料不可能完全真实;其次是人文社会学科的结论往往有规律没定律,它只能定性研究没法定量研究,我们可以用“基尼系数”来反映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但是不可能算出来一个常数,说基尼系数达到某个点必然引发社会动乱。


基于以上原因,未来显然不可能通过历史来预测,但是完全可以参照历史来预估。


结束了这些抽象的思辩,我们返回预设话题——如果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能否自己步入近代社会?如果能的话,要等到什么时候?



(图)清明上河图



十四、十五世纪,意大利正处于分裂状态,封建主义因素相对薄弱,加之地中海沿岸的优越地理位置,商品经济逐渐发达,手工业和农业初步分离,兴起了威尼斯、弗罗伦萨等一大批工商业城市。在这些城市中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工场手工业,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


此后,资本主义萌芽在欧洲的土壤中茁长成长,长成参天大树,并展现了惊人的力量。


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在这种惊人力量的驱动下,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张,可以说直到二战结束,冷战局面形成,绝大部分世界一直是被资本主义所主宰。


那么同样或类似的“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古代史中是否有出现,又是何时出现的呢?


现在公认最晚在明朝中叶,江南的丝织业,广东的冶铁业中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到清中叶已经得到了一定发展。


也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北宋,甚至更早的唐代。


如果按照明代计算,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时间就大致与西方相同,如果按照宋朝或者唐朝计算,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要远远早于欧洲了。


既然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诞生的这么早,那为什么资本主义诞生在欧洲呢?为什么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长期以来一直停留在萌芽状态呢?



(图)伽利略望远镜。伽利略,意大利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科学革命的先驱,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讲理论不如讲故事。


自古以来,丝绸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出口货物之一,也是西方最向往的中国货物之一,因此中国古代沟通西方的商路被称为“丝绸之路”。


新航路开辟之后,西方商船纷纷到中国采购丝绸,尽管当时只能通过广州一地出口,严重阻碍了丝绸贸易的正常发展,但是丝绸的出口量仍是连年暴增。其中以著名的“湖丝”(就是容易与“福州”搞混的那个“湖州”一带盛产的丝绸)最为紧俏。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在一份奏折中说:

“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卖湖丝并绸缎等货,自二十余万至三十二三万斤不等。统计所买丝货,一岁之中,价值(白银)七八十万两,或百余万两。至少之年,亦买价至(白银)三十余万两之多。其货物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转售外夷,载运回国。”


大量的丝绸出口,导致了国内供不应求,丝价大涨,跟往年相比很快增长了数倍。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丝织品价格暴涨的问题,这很可能就是“工业革命”的一粒种子。英国工业革命的开端就是一粒“纺织品供不应求”的种子。


供不应求导致价格上涨,价格上涨又刺激了商人们扩大生产,增加产量。


当传统的生产方式发挥到极致仍然无法改变这种“供不应求”的局面,就会刺激行业技术革新,“飞梭”和“珍妮纺纱机”就是这样诞生的,而“飞梭”和“珍妮纺纱机”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开端,可以说纺织品的供不应求正是引发工业革命的动力之一。


此后仍然是为了提高产量,又出现了“水力纺纱机”和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纺纱机。


当生产力发展到远远高于了英国国内的市场需求后,就促使了英国去寻求海外市场,成为促使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的动力之一。




(图)珍妮纺纱机



前面所说的乾隆年间国内丝绸的供不应求导致丝价暴涨的问题,就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一粒种子,这里种子在欧洲的土壤中引发了工业革命,在中国的土壤中又会是什么命运呢?


丝绸的供不应求会刺激江南的丝织业飞速发展?

会有更多的农民脱离土地而成为手工业者,进而产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会引发技术革新甚至中国版的工业革命?

会有大量的农田被圈占用来种桑养蚕从而引发中国版的“圈地运动”?

……


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因为中国有一个欧洲人无法想象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丝绸对于大清王室可是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国内丝绸价格的暴涨很快触动了乾隆皇帝的敏感神经。


面对这一危机,乾隆皇帝果断出台“宏观调控”措施,下达了一道谕旨:“前因出洋丝斤过多,内地市价腾踊,是以申明限制……”,翻译过来就是两个字——“限购”。以后每艘商船只许购买“土丝五千斤,二蚕湖丝三千斤。”

这一道行政命就将这一粒“工业革命”的种子永远扼杀在了萌芽状态,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长期以来就是这样一种畸形发展的状态。


不可否认,用行政命令应对危机是最简便见效最快的方法,比起结构性改革不知道要简单方便多少(而且在前一篇文章中也论述过天朝的政策史只考虑政府方便不考虑商民利益的),但是长期来看它的效果一定不如结构性改革,因为它治标不治本。


西方的政府何尝不希望通过这种简便的方法来做事呢,只不过西方的政府可没有中国古代的皇权专制政府那样的统治权威。



(图)清末广州十三行



1815年英国政府搞了一个“谷物法”,强制实施高额进口关税,把欧洲大陆的廉价农产品挡在英国国门之外,从而保护英国地主的利益。这个思路和乾隆皇帝的思路很相似,也是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



结果由于英国限制欧洲大陆农产品进入,欧洲各国也开始报复性地限制英国的工业品,导致了英国企业主和资本家们的不满,最后政府被资本家搞得灰头土脸不得不废除法案,宣告了资本成为英国的最高权力。



今天全世界都批判资本权利,但是在当时资本权利代替王权那绝对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反观中国古代,哪有一个商人有能力挑战皇权?即便你富可敌国,一道圣旨甚至一个小衙门就能让你家破人亡。


再比如中国古代的高利贷,虽然那是一种罪恶,但是高利贷如果按照其本身的规律发展下去,就会产生货币资本,会产生近代的银行业。但是中国的高利贷产生的那么早,为什么到最后也没有发展成银行业呢?(钱庄跟银行有着很大的区别)



(图)谷物法(Corn Laws,或称“玉米法案”)是一道于1815年至1846年强制实施的进口关税,藉以“保护”英国农夫及地主免受来自从生产成本较低廉的外国所进口的谷物的竞争。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在西方可能主要体现出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中国古代更多体现的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而且这种反作用力出奇的大,有时候大到让人看不懂到底还是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换言之,政治权利的过分集中就会阻碍经济的按照其固有规律的正常发展,中国古代的皇权专制政体就是一块“盐碱地”,在这块“盐碱地”里“种子”也就最多发育成个“萌芽”。


所以很多被西方经济学家奉为经典的经济学原理和调控措施,拿到天朝来就会莫名其妙的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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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历史大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