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名叫《城堡的落成：上升通道即将关闭的中国社会》的文章在朋友圈里转发甚广，大意是在当前的中国，社会阶层已经日趋固化，普通家庭的孩子，以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越来越少，而家庭因素才是培养精英的决定因素。

一句话，无爹可拼，一辈子基本上就“呵呵”了。

读罢此文，甚是欣慰，原来自己现在过得这么尴尬，不是自己的原因，是老爷子的问题，欧耶。但转念一想，就算找老爸背了我人生磕磕碰碰的黑锅，下一步我该怎么办？上升通道都没了，又无爹可拼，是要下定决心的混出新高度，还是多交几个“胡建”人朋友，在卡拉OK里高歌“爱拼才会赢”？

忧伤的心灵，只有汽车行业百年段子手戴姆勒才懂。

春节后的离职潮

在中国春节后的离职潮中，多了一位德国人的名字。（可见中国的百年复兴梦，也感染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纷纷接受过完春节，才是新年的想法。）

这位离职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就是大家熟悉的沃尔夫冈•伯恩哈德（Wolfgang Bernhard）：57岁的戴姆勒董事会老成员，负责卡车客车业务的沃总。因为董事会只同意把合同延到2018年底，他毅然选择了转身离开。

吃瓜群众难免会表示不理解，世界500强的合同都不要，为嘛？据戴姆勒集团公布的财务报表，2016年沃尔夫冈总收入321.6万欧元，而2015年更是高达408.3万欧元。为嘛和钱过不去？说白了，是一个不服输的自尊心在跳动，The best or nothing。

57岁的戴姆勒董事会老成员沃尔夫冈•伯恩哈德（Wolfgang Bernhard），负责卡车客车业务，因为董事会只同意把合同延到2018年底，他毅然选择了转身离开。

沃尔夫冈是一个寒门出贵子的典型，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沃尔夫冈1960年9月出生于常住人口只有700人左右的德国小镇Böhen，父亲是小学老师，家境一般。小时候他已经开始在街头表演音乐，赚取学费供自己读书。通过努力，沃尔夫冈26岁就获得达姆斯塔特技术大学经济工程学学位，主修电子工程。28岁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MBA学位，30岁时获得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博士学位，主攻国际汇率风险研究。

沃尔夫冈职业生涯开始于麦肯锡咨询公司，随后加入奔驰，35岁负责奔驰旗舰车型S-Class的生产及新一代S-Class的项目。他39岁作为奔驰AMG负责人，40岁受到时任戴克董事长施伦普（Juergen Schrempp）赏识，提拔到美国克莱斯勒集团做总裁蔡澈（Dieter Zetsche）的二把手，担任首席运营官，负责成本控制及企业整合，2002年进入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董事会。

2004是转折的一年，沃尔夫冈被任命为奔驰乘用车集团总裁，却在正式上任前2天被解职，成为当时德国最著名的待业青年。2005年沃尔夫冈加入大众集团董事会，2007初因为与大众传奇人物皮耶希（Ferdinand Piech）意见相左而离开。2009年重回奔驰，再次成为蔡澈的核心团队成员，负责奔驰商用车业务，长期以来被视为蔡澈的接班人。

关于本次离职，沃尔夫冈不是败给了卑微的家庭出身，也不是不够努力，而是汽车行业所处的急速变革时代，对领导力作出了不同的选择。经历是把双刃剑，过往的成就，可以是资本，也可能是包袱。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年轻的戴姆勒研发董事，47岁的Ola Källenius，是沃尔夫冈离开的最主要原因。本届戴姆勒董事会中，蔡澈博士的合同到2019年结束，沃尔夫冈合同只延到2018年，而Ola Källenius的合同则被延到了2022年，用意明显。

Ola Källenius于1969年6月11日出生于瑞典，1988年至1993年在德语国家享有盛誉的瑞士圣加仑大学，以及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获得国际管理及财务管理双硕士学位，熟练掌握德语、英语及瑞典语。

1993年，Ola Källenius作为财务管理培训生加入当时戴姆勒-奔驰的年轻领袖培养项目，短短两年后，1995年就升任戴姆勒在美国Tuscaloosa 工厂的财务经理。其后2000年回到德国总部负责采购业务，2003年至2009年在英国负责麦凯伦公司及奔驰高性能发动机工厂业务，2009年又再次赴美担任Tuscaloosa 工厂的总裁。

在美国短暂工作一年后，Ola Källenius 2010年回德国负责AMG业务，2013年担任奔驰乘用车集团的全球销售总监，2015年成为最年轻的戴姆勒董事会成员。自此，许多德国媒体及戴姆勒集团内部高管，就已经把Ola Källenius视为蔡澈的最有力的接班人。

如果说2015年沃尔夫冈还有机会的话，2016年初蔡澈博士宣布Ola Källenius将接任戴姆勒功勋研发总监韦伯（Thomas Weber），自2017年1月开始负责戴姆勒集团研发业务，则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Ola, 欧啦！

因此2017年春节后，沃尔夫冈的主动退出，也给自己留了几分体面。对戴姆勒集团来说，也避开了可能的激烈权斗，减少了不必要的内耗。攘外必先安内，沃尔夫冈的离开，可以让公司集中精力在应对汽车行业百年一遇的变革挑战上。

Ola Källenius和蔡澈一样，都属于彬彬有礼，对人亲和，但内心坚定有力的领导人。据接待过Ola 的AMG中国华南区时任业务负责人的一位朋友回忆：Ola没有架子，敢于授权，善于激励团队，激发员工的激情和创造力。可以说Ola 在高性能赛车（麦凯伦，AMG）方面的丰富履历，也正是奔驰品牌年轻化所看重的。

如果不出什么大的状况，Ola Källenius将成为戴姆勒集团百多年以来的第一位外籍董事长。

Ola的例子说明了什么

Ola的例子，告诉我们，第一，做事要趁早，认准了就要坚持做下去，忠诚很重要。自1993年24岁加入戴姆勒后，Ola Källenius已经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了23年。

第二，经历很重要，不要嫌舞台小，舞台是自己找的。技术人员要把业务做深做精，管理人员则要有足够的广度和历练。德国、美国、英国、瑞典、瑞士，财务、采购、赛车、生产、销售、研发，这样的履历，想不被提拔都难。

第三，这是一个笨鸟先飞，聪明鸟飞得更早的时代，勤奋显得更加的重要。良好的家庭背景，自然会带来更多的机会，对孩子成功会有不少帮助；而成长，则要靠后天的努力。没有历练，哪来的成长？没有成长，哪来的成熟？没有成熟，哪来的成功？

市面上流行的成功学混淆了成长和成功的概念，让很多人甘为巨婴，拒绝成长、拒绝担当责任的同时，却好以调侃别人的成功来自我麻醉。君不见在好多人瑞典瑞士（Sweden，Switzerland）傻傻分不清的时候，勤奋的Ola已经在瑞典和瑞士的顶尖大学读了双硕士，为自己多了份选择，在非母语国家（德国）的发展打好了扎实的基础。

要成功，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具备在日趋不确定的大变革时代，把握趋势，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能替老板解决问题的人，一定是个好下属。能为公司解决问题的人，一定是个好员工。能为国家民族解决问题的人，一定是个好领袖。

Ola Källenius在担任奔驰销售负责人的几年内，成功地通过Mercedes me解决了奔驰数字化、年轻化的问题。在认识到消费者不会为汽车改变自己在数据互联网方面的消费习惯后，奔驰放低了身段，更好地融入消费者数据消费生态，满足了客户移动端消费的需求。

奔驰在2014年发布的全新服务品牌Mercedes me涵盖"move me"，"connect me"，"assist me"，"finance me"和"inspire me"五大范围，旨在更好地通过互联网，为消费者和潜在用户提供关于车辆使用、保养、互联、租赁和金融等诸多服务。北京三里屯的Mercedes me体验中心则提供了线下与奔驰车主及潜在顾客品牌互动的空间，成为城中又一时尚热点，可以说是贴了这届年轻“土豪”的心。

我拿明天赌青春，你用此生换真情

说完了上面两位戴姆勒的顶梁柱，就难免还要请戴姆勒的擎天柱蔡澈博士出场。

1953年出生在土耳其的蔡博士，在自己60来岁的2016年大概是悟出了人生的真谛，决心打破传统行业与新兴高科技行业的边界，在戴姆勒城堡内部发起一场公司文化的大革命 （Kulturrevolution），为戴姆勒的未来130年打下基础，大有老谋深算的鬼谷子与咄咄逼人的硅谷子开撕的架势。

约摸蔡澈博士也是叶倩文《滚滚红尘》的粉，只是中文学得晚，把歌词记反了。我拿明天赌青春，戴姆勒誓言年轻化；你用此生换真情，客户需求为己任。关于戴姆勒的变革风云，将在下一篇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