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火了,不仅收视率奇高,而且一些优秀的参赛选手“圈粉”无数,舆论也一片叫好声,认为中国的诗歌文化复兴有望,媒体则找到了一种普及推广诗歌文化的上好形式,也有人联想到由此进一步普及优秀的传统文化。

 

对此,笔者承认“中国诗词大会”是普及诗歌文化的一个极好尝试,但这种尝试和电视大赛这种形式对于普及传承诗歌文化是否已经足够,笔者这里借鉴历史的经验,略述己见。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雅文化,历几千年传承而不改其基本面貌,有很多因素,其中中国文化人一以贯之的文化心态,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这种心态的形成,确实与中国古代诗词曲赋的影响,至为密切。

 

古代社会,除了科举考试需要学习的四书五经外,士子从小就被要求学习诗词曲赋。上至天子三公、下到贩夫走卒,精通此道者比比皆是。在唐代,诗赋甚至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诗歌融汇了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塑造了中国人看待宇宙人生的眼光,因此可以说影响了过去中国读书人的一生。林语堂说:诗教给中国人一种旷达的人生观,一种慈悲的意识,一种丰富的爱好自然的风度和艺术家的忍受性。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穷通顺逆等是生活的常态,何以应对这无常的人生,诗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将痛苦的生活拉远了距离来看待,赋予平淡的人生以诗意,而对美好的生活则予以进一步的提升。

 

举例来说,人的生命是短暂和有限的,对于永恒的自然来说,个体的生命只是宇宙间的一个匆匆过客,因而如何面对这逝者如是的时间,就成为一个问题。中国诗人将宇宙人生化,而又将人生宇宙化,强化了天人合一的意识,使人与永恒的自然融为一体。“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辛弃疾)、“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程颢),都可作为代表。而在社会生活中,离乡背井,羁旅行役,也是一种经常发生的生活情境。诗人同样将这种情境予以诗化和有情化,于是便有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的豪放,或者是“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李白)的洒脱,也可能是“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的思念,或者“多少天涯未归客,尽借篱落看秋风”(唐寅)的怅惘。又游子思妇的题材,反映着生活中常有的分别的无奈,但借助于诗词,这些无奈可以转化成一种审美,从而淡化了悲哀的情绪。“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通过一种美好的希冀,给人以情绪的缓解;“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张若虚)将一己的离情别绪普遍化,从而引发一种深广的悲悯感。诗歌是文艺的代表,文艺创作是一种释放,是一种补偿,也是一个白日梦,它让平时生活中紧张的情绪得以松弛,让生活的压力转换成审美。

 

正因为诗歌在古代中国的地位如此重要,所以中国的大诗人特别多,李白的诗集中现存有九百多首诗,而陆游“六十年间万首诗”,更为著名。一般的学子从童蒙期就开始背诵诗歌,学习诗赋做法,这从现在仍在流传的《声律启蒙》等书,尚能窥见一斑。

 

但是,诗歌在当代却落到了需要推广普及的境地。社会经济越来越发展,读诗写诗的人却越来越少。一定程度上,读诗成了一件奢侈的事。(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诗词大会”能吸引一批观众,笔者以为间接地说明了现在读诗写诗的人并不多,但诗词的魅力仍在,人们对诗词仍有较浓厚的兴趣。)如何改变这种状况,让诗歌(包括现代诗)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笔者这里谈点看法和提点建议。

 

要加强诗词曲赋的创作教学

 

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注意到诗歌在陶冶人的性情方面的作用,故有了3月21日世界诗歌日这样的纪念日。我们国家和民间也开始重视诗歌的作用了。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诗词大会”是其一例,民间的教育机构和国学院之类,也有教授小朋友吟诵传唱古诗词的。这是重振诗词文化的一个重要契机。可是笔者认为,这些单位和机构都不是推广传授古诗词的主流,主流应该在中小学的语文课堂上或兴趣班上。事实上,现在各种版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所选的古诗词并不算少,但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却很成问题。诗词曲赋在过去并不仅仅是用来吟诵的,也是需要学习创作的,每个学子其实都是诗人,都要拿出自己的作品。只有在创作的过程中,学子才能了解诗词创作的酸甜苦辣,从而更深刻地理解诗词。也只有不断有人进行创作,古诗词才是一个活的生命体,也才能真正的传承发展下去。

 

可是现在的教学体系,从小学语文课程到大学中文系,对于诗词曲赋的讲授,基本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手法的分析。老师会测试学生的背诵能力、理解能力,却基本不讲解诗词作法,不考核学生的诗词创作能力,对于一个没有创作甘苦的人,通过背诵来陶冶情操固然可以,但用来抒发感情却难。现实中,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感情,也都有自己对生活的细腻体会,因此需要有自己的表达。仅仅是背诵和理解,就容易将一门有生命力的课程讲成了化石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因此笔者呼吁首先在中小学恢复诗词曲赋的创作课程,并作为人文素质教育的一部分。这样既传承了传统诗歌文化,又找到了素质教育的一种较好手段,也为语文课的教学模式尝试一种新的可能性。即使受制于高考制度,不能在课堂上做太大的改变,也应该多成立诗歌创作社或兴趣小组。相比较于话剧社,音乐社、京剧社,诗歌社是更为大众化的,门槛不高,受益面和作用却很大。另外,在一些国家媒体和民间培训机构中,诗歌教学也应以创作为主要传授模式。像“中国诗词大会”等,还可以改变竞赛模式,多从创作方面来考量选手水平,而不是选手背诗,嘉宾谈史这种简单模式。

 

专家、教授应深入社区推广诗歌

 

从事诗词和古代文学教学的大学教授、人文学者应和社区、地方政府合作,将诗歌文化推广到社区。目前,在大学中文系从事诗歌研究的专家学者不可谓不多,然而他们大多做的是象牙塔里的学问,和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关系不大。怎样将象牙塔学问和大众文化结合起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一点,在某些领域已经有了突破,像上海地区的高雅文化进社区活动、东方大讲坛、上海图书馆的周末讲座等,邀请在人文领域术有专攻的学者对广大市民进行普及教育,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一些民间组织、会所等,也会请一些研究国学的教授定期地做些讲演,似乎已蔚为风气。但据笔者所知,这些讲座中,关于诗歌文化普及的内容并不多,尤其是如何进行诗歌创作,如何品评诗词优劣的讲座并不多。因此地方政府也好,高等院校也好,民间机构也好,应该有意识地在这方面加大投入,普及诗歌文化。除了古诗词外,如何欣赏创作现代诗,也是可以讲授的内容。现代诗的发展历史并不长,其形式也没有完全定型,因此对于现代诗的创作鉴赏也是值得关注的。假如民间的古诗词和新诗的创作技巧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那也为各种群众文艺活动的开展增加了新的内容。赛诗会也不再仅仅是记忆力或腹笥多少的简单竞赛,而成为一种创造性的文化活动。

 

要探索诗歌普及的新形式

 

最早的诗经是合乐的,因此都是可以演唱的,唐诗宋词最初也是能够演唱的,后来随着曲谱的失传,人们渐渐也不知道怎么演唱了,但由于诗词本身具有格律与节奏,音乐性强,因此依然可以吟诵。今天,由于古今语音的变化和某些方法的失传,大部分诗词吟诵也很难了。《易》曰:“与时偕行,其道光明。”现在的音乐娱乐业这么发达,我们完全可以借鉴清代《碎金词谱》的一些做法,将这些古诗词重新整理谱曲进行演唱。在这方面,现在已经有很多先行者意识到并且在实践之中,比如上海音乐学院就有团队在积极实践。但是由于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且前人可资借鉴的经验较少,所以成功的例子还不多。笔者以为,要加强各方面力量的合作,古诗词新唱,一是要保持各色古韵,保留具有中华古诗词的意境美和声韵美;二是要与时俱进,吸收现代流行歌曲的悦耳动听的特点和发声技巧。特别是词调的创作,在开始阶段要百花齐放,等待成熟后则可逐渐定型。这样庶几能够恢复古词的辉煌也未可知。而对现代诗,谱曲演唱就更为容易了,现代诗的代表作,如《教我如何不想她》、《再别康桥》、《雨巷》等,本来都有演唱版,其它的经典也均可以谱曲,老版本可以翻唱。关键是要让优秀的音乐人参与进来,共同努力,恢复诗词可以歌唱的传统。



(黄意明曾在东方讲坛·文化与人生系列讲座上做题为“秋日漫话菊文化”的演讲,本文摘自黄意明在《上海观察》上发表的文章)


作者简介


黄意明,教授。华东师大文学硕士,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在上海戏剧学院长期担任文艺学的教学工作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出版过的著作有《符咒》、《道始于情》、《古兵器》(两人合作)、《菊文化》(两人合作)。主编的教材有艺术院校《大学语文》(合编)、《观光汉语》(合编)等,参与编写的著作有《中华传统文化名著导读》(副主编)、《中国神秘文化百科知识》等,并在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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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东方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