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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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乡的人们把1959年秋冬、1960年春发生的大饥荒叫做“粮食关”。记得小时侯,如果哪家的孩子吃饭时洒了饭粒,或者剩了碗底,大人免不了要责骂:“你没有过过粮食关,不知道粮食金贵!”


我的母亲是独生女,因为外祖父、外祖母招父亲做养老女婿,我从小是在外家长大的。祖父、祖母在本大队,住得也不远。一次去祖母家,吃午饭时小叔掉了一团米饭在地上,已经年过八旬的曾祖母一句话没说,把那团饭捡起来放进瘪嘴里,咀嚼几下咽了下去。那强烈的咀嚼动作和庄严的神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后来明白只有对饥饿有过深刻体验的人才会那样。曾祖母一生中至少有两次难忘的饥饿经历,一次即是粮食关,她讲述过许多次,我那时候小没往心里去。另一次在她幼小的时候。她的原籍是在黄河边的河南省滑县,九岁时随父亲和一个弟弟逃荒到我的家乡。十三岁时,父亲准备返乡,没有盘川,就把她卖给了人家当丫头。


粮食关对我家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在很多人的回忆中,母亲曾是一个背着一根粗黑辫子的漂亮女学生,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我问过外祖母为什么偏偏选中了父亲,她告诉我,父母定亲的时候正赶上粮食关,当时祖父担任大队支部副书记,她和外祖父想,万一他们老俩口饿死了,能有人给母亲一口饭吃。

不断有人提起粮食关,说在粮食关中人们吃糠咽菜,说粮食关饿死了很多人……渐渐地,粮食关在我的记忆和情感的深处拧成了一个需要日后解开的结。


若干年后,我连头也没回地进了城,上了大学。可是等到读了研究生,又开始自觉返顾故乡。现代作家周作人喜欢搜集同乡人的著作,特别对其中所记故乡的事物感兴趣。我也想多知道故乡的事。作为一名文学研究者,我需要面对更普遍的世事人情,但可以对故乡这一个点认识得更深一些。同时,对故乡的审视也包含了对自我的认知,自己的根在那里。


我的家乡霍邱县位于皖西的大别山之北,淮河的南岸。我家所在的叶集镇在本县的西南,地处安徽霍邱、金寨与河南信阳市的固始三县的交界处,南依大别山,西濒史河,素有大别山门户之称,又是安徽省西向中原的窗口。在皖西,几乎无人不知叶集。


然而,霍邱与周作人的故乡绍兴相比,显得太平庸了。绍兴古往今来人文汇萃,名家辈出。霍邱自隋代置县至清的千余年里,只是在清代产生过两个不知名的进士。历史进入了20世纪,出了曾任海军副司令员的陶勇,他于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出了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出了几个作家、学者,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李霁野等因为参加过鲁迅领导的“未名社”,颇有些文名;革命文学作家蒋光慈也是霍邱人,不过他家所在的白塔畈解放后划归了金寨县。陶勇与几位“未名社”的乡贤都是叶集人。


我想搜集与霍邱有关的著作。到手的只有台静农为鲁迅所推重的以叶集社会生活为素材的短篇小说集《地之子》,以及近年来印行、出版的《叶集镇志》和《霍邱县志》,台先生所编《淮南民歌集》只是寻来读过。《叶集镇志》为打印本,1987年印行。《霍邱县志》是去年年末从县档案局邮购的,140万字的煌煌巨册,1992年作为“安徽省地方志丛书”之一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正式出版。


购得这两本地方志后,我急切地寻觅有关粮食关的记载。没有专门或集中的叙述,只有些零零星星的文字分散在相关的章节里。我在《叶集镇志》1959年、1960年的大事记中分别找见以下两段文字——


是年,由于一些干部没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农村推行“少种多收高产”的方针,以后盲目多报产量,乱放“卫星”(当时称奇迹为放“卫星”),叶集粮食产量表面上“大跃进”而实际上大幅度下降。


旱情严重,粮食歉收,人民受到饥饿的威胁,造成人口非正常死亡。


又于《霍邱县志》1959年大事记中读到:


是年,因灾和“五风”造成粮食大减产,全县仅收粮2.99亿斤,比1949年还减产22%,是建国后粮食产量最低的一年。


是年,粮食和副食品短缺严重,开始发生人口非正常死亡。


两本地方志的记述都很难使人满意。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在1959年就发生了,镇志没有记载。虽然1960年饿死的人最多,县志人口表上显示这是建国后人口唯一出现负增长的一年,大事记中反而只字未提。“发生”了人口非正常死亡,到底发生了多少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1995春节回乡探亲,我决心去调查、采访发生在家乡土地上的粮食关。


2


从元月下旬到2月中旬的半个多月里,除了正月初三送年之前的几天外,我差不多天天在奔波。以当时叶集人民公社为重点,先后采访了二十多个当事人,其中有当时的公社干部、大队干部、死者的家属和我家的亲戚等。2月6日(正月初七)我赶到离家70公里的县城,在县档案局蹲了两天。档案局里与我所关心的问题直接相关的材料甚少,接触到的所有当时的材料都没说饿死过人。离开县城的那一天,我采访了1959年的县委常委、1960年的县委副书记张德新,老人向我介绍了当时县里全面的情况。许多重要的当事人都已驾鹤西去,健在的人多数年事已高,记忆被历史的风雨剥蚀得有些残缺,他们的叙述时有混乱甚至舛误之处。谈起那三十五年前的往事,人们都表情严峻,语调迟缓,然而态度却很平静。我在心里记,在笔记本上记,对搜集、采访到的资料进行甄别、拼贴,努力构制出一幅关于粮食关的完整画面。


大家众口一词:导致粮食关最重要的原因是“五风”盛行。1958年8月,全县匆匆地大办人民公社。9月开始在这块已经发烧的土地上刮起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对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其中,灾难性最大的是“一平二调”的共产风。


呈送地委的《中共霍邱县委关于贯彻政策试点情况的报告》(1960年11月),汇报了县委工作队为贯彻中央“十二条政策”到俞林公社试点摸到的情况,从中可见全县农村共产风的一斑。这个公社也是在公社化初期就刮起了共产风。1959年5月以前,被刮的主要是旧铁、木料、家具、粮食和劳动力。6月以后,公社公开布置基层干部到处刮风,以发展社有经济为借口刮走了社员的大批物资。据11个大队的调查统计,殃及的群众2749户,平调的门板、床、水车、犁耙、家具、木料、房屋等物资达6800多件。接着,公社打着办综合副业厂的旗号,从各大队无偿调来家禽家畜。公社妇联会办“三八”羊厂,召开妇女大会,要求妇女带羊上会,否则就被视为没有集体主义思想。几次会议献羊71只,群众称之为“要羊会”。由于刮来了家禽家畜,又接连相应地调来了群众的房屋、木料、碾磨和生产队的饲料等大批物资。


著名的史河灌区工程也在“大跃进”的紧锣密鼓中大规模上马。全县当时人口83万,而同时调用的民工达20多万人。精壮劳力要走了,并且调拨去了大量的粮食,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农业生产。秋收季节,有的地方收割的稻子捆成了捆,上面一声令下,劳力就得上工地,一些稻子烂在了田里。农业产量的指标反映的不是实际情况,而是干部“热昏”病中的呓语。1958年9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霍邱县红星人民公社(1958年12月改名为叶集人民公社——黄按)首届代表大会决议》制定出1959年的农业生产任务:粮食平均亩产5千斤,其中水稻平均亩产4千斤,卫星水稻3万到6万斤。1959年俞林公社炫耀搞代食品的成绩,本来严重不足,却向县委汇报库存代食品的原料和成品33.8万斤。全社实有胡萝卜不到3万斤,而上报28.3万斤。既然生产出了这么多的粮食,有这么多的库存,那就应该缴纳公粮,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干部们比着吹牛,比着卖粮。县里还曾把各大队的书记、副书记、主任弄到县里逼粮。


说是为了方便工作,统一领导,全县城乡于1958年秋天办起了8478个食堂。社员不再允许拥有粮食,由基层民兵组成的纠察队挨村挨户侦察,搜刮粮食。如有藏粮者,一经发现,就免不了要被吊打。


祖祖辈辈做农民的干部居然一下子不知道该怎样种地了,对农业生产进行瞎指挥。1958年,红星人民公社要求所有秋种作物全部深挖一尺五寸,其中百分之三十的面积深挖三尺到五尺以上,全部实行条播密植。深翻土地,浪费了大量的土地不说,许多地方还由于翻得过深,把下面的生土层翻到了上面,破坏了土壤结构,造成减产。各地都在实验“卫星田”、“卫星地”。我家所在的新桥大队开了一块“卫星地”,把别的地里须子都快黑了的玉米移栽到“卫星地”里。上面来领导参观,大队干部让社员用几台本来用于分离脱粒后米糠的风婆往地里鼓风。周集公社共有15亩实验田,玉米套种黄豆,拼命地施肥,结果是黄豆颗粒未收,干瘪的玉米收了一笆斗。县志上说1958年、1959年是大旱年头,其中1958年的旱情更大。1959年夏天少雨,5月有小雨,一直到种麦时才下了一场透雨。实际上,由于各个公社地理条件不同,受灾程度也不一样。我们县北部三分之二的面积是平原,南部三分之一是丘陵,——人们习惯称之为岗区,叶集公社当时有18个大队,10个大队属岗区,8个大队在湾区。岗区容易受旱,平原和湾区的旱情并不严重,镇志记载1959年只是“偏旱”年份。在叶集采访的人都说1959年没有灾情。全县尽管夏季作物歉收,然而黄豆、花生等获得了大丰收,光花生就收了400多万斤。1958年粮食产量725.3707万市担,仍明显高于前面三年,而1959年的总产量则锐减为454.873万市担。造成农业产量剧减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紧随着“五风”,一场大饥荒黑色羽翼的巨大阴影降临到了霍邱的土地。吃食堂后的1958年的冬天,粮食开始紧张,饥饿一步一步地逼近。


1959年春节后,每天的伙食定量逐渐减少,一天半斤、4两就算不错了。食堂粮食不够,就往饭里掺菜。社员把饭端回家,还要掺更多的菜。蔬菜不够,只好采集水蓼、灰灰菜、蒿子等野菜充饥。我家屋后竹园边有两棵碗口粗的榆树,1959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外祖父发现树上部的嫩树皮被剥光了,树干在晨曦中泛着惨白。


疾病流行起来。浮肿、消瘦、妇女闭经与子宫下垂、小儿营养不良的患者数以十万计。每个公社都有医院,里面条件极差,住进去唯一切实的好处是比定量多吃一点饭。对危重的病人通常是给他们服用白术茯苓丸,打强心的樟脑针和肾上腺素,都简单之极。在叶集,湾区死人比岗区少得多,原因是湾区土壤肥沃松软,适于种植蔬菜。可是蔬菜吃多了,引起食物中毒,得一种叫“青紫病”的病。许多人生这种病,头晕,嘴唇乌紫,心里难受。发病后需要立即在人中和手指上扎针,挤出乌紫的血来,然后吃点营养品。当时最好的营养品是煮黄豆。如果治疗不及时,病人就会一命呜呼。


人口大规模非正常死亡发生在1959年冬、1960年春。很多家庭都有死人,有的竟死得绝了户。死人都不敢上报,共产党领导下的朗朗乾坤怎么会有死人?!


石店公社一个生产队三百多人,死剩了九十来个。为了从食堂多分得一份食物,新桥大队一名社员把死去的孩子藏在屋里,饿疯了的老鼠把孩子的耳朵、鼻子都咬掉了。人性、亲情受到严峻的考验,夫妻不相顾,母子不相怜,兄弟之间为一瓢糠菜大打出手……这样的事屡见不鲜。


史河灌区工地上由于饥饿和劳累死亡众多,不少民工晚上收工或生病回家倒毙于路途。殴打民工的事司空见惯,榆林公社一个姓甘的大队副书记,1959年在工地上任教导员,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一个社员拿了几根没用的木头给民工烧锅,甘嗾使人将其裤子扒掉,把四五十根大头针钉在这个社员的屁股上。另有社员偷别人的衣物,甘用小刀把他的耳朵割破一寸多宽。


一直到1960年的麦收季节,粮食关才告结束。


全面纠正“五风”的是整风整社运动。1959年5月,根据省、地委的指示,县和公社曾清算帐目,实行退赔,纠正了一些“一平二调”的错误。然而由于公家也一贫如洗,这次退赔浅尝辄止,只是走了过场。1960年秋天,整风整社运动开始,叶集公社是首批开展运动的首批五个公社之一。新桥大队有18名干部被关押审查。大队开了几次大的斗争会,民兵押着犯有“五风”错误头戴高帽子的干部游乡。我祖父也被游了乡,他是大队副书记,负责大队灌渠上的工作。他老人家也“左”得可以,天下着雪,上面有人来工地检查,他命令民工光着膀子干活,并要求他们高喊劳动号子。在这次运动中,全县集训和处理了大批基层干部,有的竟被整致死。仅叶集公社重点批判对象就有425人。


我一直想知道当时叶集公社以及全县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当年的公社主任告诉我,叶集死亡1万多人,确切人数不知道。张德新向我介绍了县里的情况。1962年初,中央召开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县长代表本县参加。为了上报死亡人数问题,县委常委开了两晚上会,最后决定了7万人的上报数。这里顺便交代一句,后来我终于从县志第三章“农业”中找到一句话:“1959年至1960年两年,全县非正常死亡农业人口七万多人”。显然这个“七万多人”来自县常委会议决定的上报数。“七千人大会”期间,省委给县委打电话,要求如实上报死亡人数,这次报了十二三万。这位当年的副县长十分肯定地说,实际上死亡的人要多,估计在十六七万,至少不会少于15万。叶集公社的人口死亡在全县属一般情况。


至于粮食关对农业的破坏性影响,《霍邱县志》“农业”一章写道:


到1957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扩大到了373.8万亩,单产提高到173.8斤,总产6.5亿多斤……1958年以后,由于过早过急地实现人民公社化和随之出现的“五风”,加上自然灾害,1959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到272.8万亩,单产下降到110斤。总产2.99亿斤,比1949年减产8357万多斤,比1957年减产3.5亿斤,人均占有粮食351斤。连续三年天灾人祸,使农村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后来用了10多年时间才得以恢复。


3


在采访过程中,有几个人的经历给我的印象尤深。


二姨是我外祖父的亲侄女。父母早亡,五岁就送给王家做童养媳。王家是佃户,后来家境逐渐殷实起来。婆婆虐待她,一顿饱饭都不给她吃。饿极了,她就吃刷碗水底下沉淀的饭渣。十岁的时候,个子依然很矮,婆婆嫌弃她,不止一次地说她端不动王家的盆。十三岁那年出天花,王家想把她活埋了,幸亏一个邻居偷偷地报信,外祖父出面干涉,她才得以活下来。


她家住在岗区。过粮食关时,家里死了公婆和丈夫三口人。公公在1959年的腊月里饿死,咽气时的最后一句话是嘱咐二姨:“孟丫头,人在世上闯,最重要的是要闯人种……”话没说完,脑袋一耷拉命归黄泉。


17天后,婆母也随夫而去。这个老太太自私、心狠,一次从食堂领回一碗大米,瞒着两个孙子煮饭吃。大孙子已经十岁,发现奶奶吃锅巴,可怜兮兮地哀求:“俺奶,给我一小块吃!”老太太居然置之不理。二姨从外面回家,儿子讲述遭遇,母子仨抱在一起哭。小儿子只有三四岁,哭得更厉害,二姨把干瘪的乳头塞进小儿子的嘴里,一手抚摩着大儿子的头,编织谎言安慰他。


一天早晨,二姨弄到一点米馇稀饭。见婆母嘴角淌着清水,口不能言,二姨把煮好的稀饭喂到她嘴里,但她已经没有反应。趁她还没有断气,二姨为她梳好头,绾好纂,换上衣裳。公公死的时候,婆婆让儿子拆掉二姨的一个小衣柜,钉了一个破破烂烂的木匣子。等到她自己死,二姨只好用竹床笆把她卷起来,放进挖好的坑里,身上扔放些树枝,埋下了。二姨记得,婆婆一直到卷进床笆,嘴都半张着,极难看。二姨叙述到这里时,停顿一下说:“做人不能太恶了,人眼不见天眼见。”


阴历二月的一个晚上,二姨煮了半锅青菜,丈夫嫌没有盐,尽管已饿得头晕眼花,也不愿吃。他吃不了这么大的苦,解放前他家虽然谈不上怎么富有,可也丰衣足食。两个孩子吃了,二姨也把剩下的最后两团菜吃了。当晚丈夫就断了气,这次二姨只好用稻草把他的尸体裹了。庄子后面一箭之遥有一块坟地,去年秋冬以来增添了许多简陋的土堆,这一家就占了三个。


苦难把这个女人磨练出来了,尽管嘴唇未沾过一粒米,但她从来没有感到身上没有劲。他们娘仨吃炒糠,两个孩子屙不下屎,疼得直叫唤,她帮他们用棍子掘,用手指抠。她让两个孩子趴在地上,往里灌清水,然后再掘……三个人就这样一点点地从死神的手里挣脱开来。


正月初三我去给二姨拜年,看到的是儿孙满堂的兴旺景象。两个儿子早已成家立业,住上了高大宽敞的砖瓦房,并且都见了孙子,言语间流露出满意之色。二姨仍住在土坯墙的老屋里,穿着破棉袄、破棉裤,盖着破棉被,但看得出来她很满足。二姨今年六十八岁。一个差点被活埋的女人,以自己不足1米50的身躯支撑起了一个家族的繁衍生息。


在中国农村,几乎到处都能找到这样女人,她们实在太普通,太平凡了,然而她们像原野上的树,风雨摧残不了,霜雪压迫不倒;相反,它们倒能靠自身顽强的生命力,繁育出一片林子,绿化着一片片黄土地、黑土地。


徐良满在粮食关中被玉皇大队的群众称为“徐青天”。这个大队在岗区,是叶集公社饥荒最严重的大队。


徐良满后来长期担任公社干部,现已离休,在镇农机站兼职。他家就住在我家的邻庄子,正月初四下午,我第二次到他家才找到他。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身板硬朗、说话直爽的老汉。


粮食关开始时,徐良满担任新桥大队的党总支书记,兼民兵营教导员。59年夏秋之交,县长下来检查工作,徐亲自陪他到几个生产队的食堂参观,汇报了粮食紧张的情况。为此,公社主任说他闹粮荒,故意捣蛋。两人的关系很僵。


县委得知玉皇大队形势严峻,调徐良满任该大队书记。他上任后了解到,本来四千多人的大队,已饿死1500人,外逃1200人,大队病院住了近百个病号。


那里离新桥大队有20多里路,徐良满到的时间是阴历10月25日早晨。他没有先到大队部,而是背一个黄军用包转了几个生产队。吃晚饭时,他到了大队病院,病院设在解放时没收地主的十几间房子里。病号每人从食堂里打得一碗稀饭,那稀饭里的米粒少得像秃子顶上的头发,能清楚地照出人影。他走进厨房,在案桌底下发现半盆米团子,显然那是从病号的稀饭锅里捞出来的。


日头快落山了,他看见一间土坯房的门楣上贴着一张纸条,上书“太平室”,感到很好奇。独扇门被他吱呀一声推开,眼前的景象让他目瞪口呆:光线暗淡的屋里堆满了尸体,看到的几副面孔十分瘆人。他慌忙把门带上,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天早晨,他提出埋一具尸体给2斤米,并让病院馇稠稀饭。病院负责人问粮食不够怎么办,新书记说他想办法。徐良满后来知道,为了掩埋他昨天晚上看到的尸体,共支付了24斤大米。


他打电话,向县里、公社汇报他所掌握的情况,向上求救。听筒里传来县监委书记怀疑的声音:“你是不是搞错了,咋会死那么多人?!”徐良满用他那沙哑的嗓子喊道:“要是错了,开除我党籍!”放下电话,他又匆匆赶到公社,从粮站暂借下一万斤稻子。


第三天,有人向他举报了两起吃人肉事件。一个老头发现,前一天刚埋的两个年轻人的尸体被扒了出来,屁股、大腿上的肉被割走了。有人昨晚碰见一个姓李的青年拿一把铁锹从那边回来,怀疑此事系他所为。徐良满带几个民兵赶到李家,人已经逃跑了,见锅屋还在冒烟,就走进去,揭开锅盖。锅里正煮着人肉,他们闻到一股难闻的腥味。“人肉真腥哪!”事隔35年,徐良满仍然痛苦地撇下了嘴角,皱起了眉头。


另一起是这样的:一个姓陈的妇女十岁的女儿奄奄一息,这女人把孩子掐死了,把右腿卸了下来。这事被邻居知道,报告了大队干部。民兵把女人抓了起来,他们在那个死去的孩子的脖子上看到了手指掐的痕迹。正准备第二天往公社押送,那女人半夜里死了。


一万斤稻子毕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徐良满回到湾区他曾经工作过的大队、生产队化缘,弄到了几万斤青菜、萝卜、山芋藤等,发动全大队尚能走动的男女老少数百人,牵着五六头耕牛下湾。山芋藤披挂在牛身上,人们肩扛手拿,一列特殊的队伍缓缓地行进在1959年冬日的阳光中,一张张蜡黄、浮肿的脸上流露出些许希望的亮色。那悲壮的情景至今留在很多乡亲们的记忆里。

过完阳历年,徐悄悄地停办了食堂,把粮食按定量发到每户社员的手中。“玉皇”是叶集公社最早停办食堂的大队,“徐青天”的称呼由此而来。


春天他想方设法筹集稻种,弄到的数量已远远超过实际的需求,他把多余的部分分给社员。一直到收割新麦,粮食关才终算过去。


整风整社时,全公社的大小干部差不多人人都要过关,惟独徐良满没有挨整。要是整他,群众也不答应。


1959年10月,整风整社运动在叶集人民公社开展。


新桥大队被关押审查的干部有十八人,最后判刑的三人。三人中一个情况不明。有一个是生产队长。一个妇女溜进队房偷稻种,被抓住后他罚她跪碎碗片,并以粗话侮辱她。这女人不堪其辱,晚上回家上吊死了。她膝下一个七八岁的女孩也因为没有人照顾饿死。


另外一个被判刑的叫徐忠仁,我认识这人。他在解放前读过多年私塾,写得一手好字。但他穷得叮当响,住在草庵里。每逢春节,挨家挨户给人家写对联,挣一点钱花。


人民公社化以后,他因为能写会算,当上了连队秘书。1958年年底,为了响应毛泽东“全民皆兵”的号召,仿部队编制,县成立民兵师,公社建立民兵团,团下设营、连、排。1959年初,营改为大队,排改为生产队,连改为工作点,介于大队和生产队之间,管理几个生产队。工作点的负责人依旧是原先的连长、指导员、秘书,老百姓也仍旧称之为连部。


本来应该知书达理,可徐忠仁却作恶多端。打人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饿极了,钻进玉米地,掰了一个嫩玉米棒子。他逮住了她,一手抓着她的发辫,一手用嫩玉米往她嘴里戳,小姑娘满嘴流血。一个男社员不知因为什么得罪他了,徐把他反绑起来罚站,背上捆一盘用来磨玉米面的二三十斤重的小磨,被罚的人不胜重负,沉沉地摔倒在地上。


打人的事当时十分普遍,乡亲们之间至今流传着一句顺口溜:1958年,吃饭不要钱;1959年,干部打社员。致使他被判刑三年的原因,是别人把两条人命账算到了他的头上。


严长霞的丈夫在1959年的正月里为生产队犁大麻地,当时犁地有照顾,每天可以从食堂多打两碗稀饭。他有老病,刚做了一天活,第二天就没有下地。徐忠仁去,背过他的一只手臂,把他从家里带到庄子旁边的一条小路上,命令其跪下,骂道:“驴日的,我恨不得把你脑袋瓜子剖两瓣,浇一瓢凉水,共产党不需要你这样的人!”严长霞的丈夫本来有吐血的毛病,从此一病不起,于阴历三月下旬亡故。


阴历八月,严长霞产下一男婴。大队发给她五斤白面,一斤香油。她此前已生了四个孩子,从来就没有奶水,靠嚼米饭喂养。男婴发育不好,长得瘦小,四天后即夭折。


整风运动开始了。斗争徐忠仁的群众大会召开之前,连部来了两名干部做严的思想工作,动员她控诉徐忠仁害死两条人命。开斗争会那天,望着台下在义愤和看热闹心情双重鼓舞下的黑压压人群,再望望台上被五花大绑低着头的徐忠仁,她心里直发憷。曾做过她思想工作的一名干部把她推上了台,没有退路了,她稍微平静一下慌乱的心情,就开始诉苦。她说她丈夫被打一病不起,但没有交代他本来就有病。她说孩子生下后徐忠仁不按规定分给她食品。最后她侧向斗争对象,问:“徐忠仁,你认罪么?”徐忠仁没有吭声。下面群众七嘴八舌地要求徐忠仁认罪。腰背弯成了大虾米的徐忠仁终于开口:“我认罪!”民兵们带头喊“打倒徐忠仁”的口号,斗争会被推向了高潮。


严长霞是我家邻居,当我和她谈到这件事时,她说,孩子的死与徐忠仁无关,而她丈夫本来有老病,他的死不能讲与徐忠仁无关,也不能全算在他头上。她如实地叙述了这些情况,但没有承认是她在斗争会上把两条人命推到他的头上。她说她当时是据实陈述。


不用说这是一桩冤案。造成冤案的直接当事人是那两个干部和严长霞。我想,是什么促使他们那样做的呢?我问严长霞那两个干部的目的,她说他们想整倒他,好表现自己。她自己呢?有好几个人说,除了报复外,她当时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想借整风往上爬。


我小的时候常见到徐忠仁,多少年里他总是低着头走路,不爱跟别人打招呼。这次听说他皈依天主教了。他的信教与早年的经历有没有关系,他忏悔过吗?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农民,他怎么表现得那么恶劣?我想听听他的回答。


我推开了徐家院子的柴门,他的妻子告诉我,徐忠仁因病卧床半月有余。不好意思再打扰他的平静,我又带着疑问走了。


4


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收拾好行囊,我走到从我家东边掠过的公路边。东面、北面是一大片麦田,远近处分布着几个庄子,数家灯火在夜幕中闪烁。今晚阴了,不见星月。凉风轻轻地吹拂着我的头发和面颊,我感觉到了一些暖湿的气息。又要离乡了,我在心中默默地祝福着这片生我养我、多灾多难的土地!泪水汪满了我的双眼,朦胧了那几点灯火。


回乡之前,我就着手搜集关于大饥荒的资料。返京后,继续做这个工作。但结果非常令我失望,没有发现国内发表或出版的专题文章和著作,只是找到一些背景与侧面的材料。《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八章有专门的叙述,然而看得出来,依据的资料十分有限。


我也一直关注全国在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想知道安徽和其他省份相比是一种什么情况。我翻开了国家统计局与公安部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资料显示,非正常死亡主要出现在1959、1960、1961这三年。根据提供的资料,1954年至1958年的平均死亡率为11.93‰,其中最高的是1954年的13.18‰,最低的是1957年的10.80‰。这说明正常情况下相近年份的死亡率相差不大。而大饥荒年份的死亡率剧增:1959年的死亡率为14.59‰,1960年的死亡率为25.43‰,1961年的死亡率为14.33‰。关于1960的人口死亡情况,我在胡绳主编的权威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找到如下记载:“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1960年是全国总人口唯一出现负增长的一年,安徽人口死亡率最高,其次出现负增长的省份按比率高低依次是贵州、四川、河南、湖南、山东、湖北。四川人口数量居各省市之首,死亡人口的绝对数也最大。1961年出现负增长的只有四川、湖南、贵州、青海,四川自然增长率仍为负16.36‰。非正常死亡最多的是四川,其次要数安徽了。后来,农村改革在这两个省率先进行,这是有历史缘由的。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所列的死亡率肯定与实际相差甚远。这从霍邱县人口统计资料上可见一斑。据六安行署计划委员会1980年编写的六安地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8年)》(上册),霍邱县1959年死亡人数为9670,1960年为41360人,两年相加为51030人,资料上的死亡人口总数只相当于这两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统计的混乱和草率令人咋舌!


统计资料是枯燥的,数字是冰冷的,然而每一个死去的人都有一段凄怆的故事,都是一个破碎的人生之梦,都会给他活着的亲人和熟人带去黑色的梦魇和苦涩的记忆。


大饥荒中的粮食政策是怎样的呢?柳随年等人编著的《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一书中说,全国粮食产量从1959年开始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但粮食征购量非但没有相应地减少,反而大幅度增加。1959年的征购量占粮食总产量的39.7%,1960年的征购量占粮食总产量的35.6%,可谓竭泽而渔!《中国统计年鉴(1983)》记载,1959年粮食净出口量为4155.5千吨,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出口量的两倍。《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农村室的张厚义研究员告诉我,对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一般估计为两千万。他还说,河南有人完成了关于大饥荒的著作,有关方面不让出版。我总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太喜欢文过饰非,太习惯遗忘,太缺乏正视苦难和悲剧的勇气。


至于大饥荒产生的原因,我们一般把它归于极左路线的影响,这是从政治层面上来说的,历史学家们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总结。我认为,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广大农民低下的文化心理素质。


那些犯有“五风”错误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出身,他们该知道一亩地不可能产那么多的粮食,可是他们偏偏争先恐后地浮夸产量;那些挨打的群众本来是人老几辈都彼此都能叫出乳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亲,他们却拳头相加。驱使他们的是内心中带着小生产者特点的个人私欲,经验告诉他们,每一次席卷而过的政治运动都为自己提供一次升官发财的机会,他们在运动中总是想把“左”的政策执行地更“左”一些,从而表现自己。他们嗜爱权力,又惧怕权力,在羊面前,他们是狼,在狼面前,他们又是羊。我想起一篇报告文学里的一句话: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权力之花盛开。作为小生产者的地位和视野使他们难以预见自我行为可能带来的危害,所以在缺乏必要监督的情况下,他们的私欲就会恶性膨胀,并演化为越轨的行动。由于长期受封建文化的奴役,逆来顺受、委曲求全成了农民们普遍的行为准则。在故乡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父打子不羞,官打民不羞。每当受到“官”的欺压,他们就会想起这个自慰哲学。在采访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不少农民依然活得很愚昧,我感到如果再遇上粮食关这样的事,他们依旧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在广大农民那里,一直缺乏最普通意义上的“人”的启蒙。


整风整社本是为了纠正“五风”的错误,可采取的仍然是那种“左”的运动方式,一些人被整死了,一些人受到了不该有的惩罚。参与其中的干部、群众的动机和思维方式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做法今后又以别的形式延续,继续给农村和他们自身制造悲剧。一句话,农民低下的文化心理素质是“左”的农村政策得以盛行的沃土。


我问徐良满:“你认为粮食关是咋造成的?”他回答:“都是干部扯谎×的!”话有点粗,倒也直截了当,基层干部正是极左路线和农民低下的文化心理素质之间的一个连接点。他说,现在不少干部还是不顾农民的利益。在他家门前不远,高耸着改建的312国道的路基,宽25米,坡度1∶2.5,好几个桥涵都没修,便道却修出了,单就他家所在的生产组来说,就被占去了绝大多数的良田。路基是去年春天建的,占用的是麦苗已经返青的麦田,每亩给了承包户80块钱,以后就不了了之。今年这条路还是修不好。叶集镇这几年发展迅速,去年春天同样占用麦地,清理出一条从镇上通往新312国道,长四五里的马路路基。徐良满陪我站在312国道的路基上,问:“能不能一段一段地修,让老百姓多收几季庄稼?”


春节期间,电视里不断播放着各地农村的喜讯。是的,改革以来的农村大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存在的问题也非常之多,能否多一些忧患意识,去反映一下,引起人们的重视?


在大饥荒中,由于浮夸农业产量,以为粮食真的过了关,可以大炼钢铁、大办一切事业了,使工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大大超出了农业生产所能负担的限度。今天发展市场经济,同样需要农业做坚强的后盾。去年全国粮食减产,随着今年年初12亿人口日的到来,粮食问题再次向中国人敲响了警钟。中央高度重视农业,强调要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然而,出台的政策、措施如何实实在在地贯彻到基层,是摆在共产党面前的严峻课题。


对粮食关的调查和采访匆匆地结束了,获得的只是一个大致的印象。我无力在更大的范围内去采访、调查这个20世纪最大的饥荒。然而不管怎么样,我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心愿,解开了那个记忆和情感深处的结。我知道,与共和国历史上这极其沉重的一页相比,这篇小文显得太轻太轻。在我的家乡,人们至今保留着清明节给先人上坟烧纸的习俗,我,一个农民的儿子,谨以此文作一刀纸,祭奠那些死于粮食关的父老乡亲,祭奠那倒在大饥荒中中国农村土地上的千万个饿殍! (作者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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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