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不仅是一个名称所代表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还存在地名本身以外很多方面的内容。我们现在讲地名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它们的时间意义和概念。


“地名”以外的地名


地名不仅是一个名称所代表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还存在地名本身以外很多方面的内容。我们现在讲地名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它们的时间意义和概念,因为从空间范围讲一个地名,无论点还是面,是通过地理坐标,用具体界限划定的。但是任何一个空间范围其实都与一定的时间范围相联系,这个时间范围有的长有的短,在这个时间范围里面又与很多地名以外的事物和因素相联系,所以地名除它们的本意之外,还有其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民族的等各方面的意义。


早期的地名实际上反映了族群分布,尽管我们对它们的具体内容还不了解。如商朝人,几乎将所有做过都城的地方都称为“亳”,早期迁移到的地方也命名为“亳”。又如,山东好几个地方地名都带“不”(音夫),其实这也是反映某一个族群的流动或者分布的特点。再如“姑”字,江南有好几个地名有这个字,最著名的是苏州,被称为姑苏。对“姑”字以前有几种望文生义的解释,但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认为“姑”没有具体意义,只是越人的发语字。但这类地名的存在反映了某支越人的分布。再如敦煌,从汉朝开始就有人根据汉语解释“敦煌”二字的含义,后来日本学者指出敦煌不是来源于汉语,而是来自土著民族的语文,汉字是采用音译,所以不能按字面解释。不仅敦煌,我国西北地区还有很多地名,当汉朝人记录下来时已经无法考证它们的含义,但都反映了古代西域一些族群的分布,以及族群的影响,但在这些方面我们目前研究很不够,将来或许能通过这些地名破译民族成分的密码。


早期的地名后来成为国名,成为朝代的名称,其实开始往往是指具体的地方,例如秦、汉、魏、晋、宋等。以“汉”为例,来源于汉水,因为有了汉水,才有了汉中等地名。刘邦的封地在汉中,成为汉王,以后他建立的朝代就是汉朝。因为汉朝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的影响,基本上奠定统一中国的疆域,所以这个民族主体被称为汉族。这些地名经历具体的事件后发展成国名,因为开国皇帝或者统治者往往会把这些地方作为发祥地,以后成为朝代名称。


地名的迁移也反映人口迁移或民族的迁移。比如汉高祖刘邦的祖籍是丰县(今江苏丰县),他父亲长期生活在丰县。刘邦做皇帝以后将父亲接到关中,尊他为太上皇。但太上皇却闷闷不乐,表示住在关中不开心,因为听不到乡音,看不到邻里斗鸡遛狗,吃不到路上卖的饼。于是刘邦下令将丰县居民全部迁至关中,为他们建一座新城,完全模仿复制丰县。据说复制非常成功,移民将从家乡带来的鸡狗放在城里,都能找到原来的窝。这座新城被命名为新丰,就这样,丰县的地名被搬到关中。像这样的例子历史上不止一个,所以我们往往能看到早期地名从北方搬到南方,从中原移到边疆。


北京郊区有很多以山西州、县或者小地方命名的地名,是因为明朝初年有大批山西移民,整体迁到北京郊外,所以留下很多山西地名。但是这样一种地名搬家也出现过败笔,我认为最大败笔是乾隆皇帝把西域改名为新疆,“新疆”原指在贵州境内一片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后来被设置为几个县,所以当地称之为新疆。乾隆年间,天山南北路平定之后,西域被改称为新疆,以后建省时也用了这个名称。这当然是乾隆皇帝为了宣扬他的赫赫武功。尽管这不会改变新疆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历史事实,但还是授人以柄,增加不必要的麻烦。外国有人攻击我们,说中国到乾隆年间才占有新疆的,因为你们自己都承认新疆是你们新的疆土。其实清朝学者已经发现漏洞,所以他们解释为“故土重新”,但这也可以解释为左宗棠从阿古柏叛乱中收复新疆。这至少是改地名的败笔,如果沿用西域,与2000多年前一致,岂不更好!


还有很多地名本身就记录了一段历史,最典型的,是今山西、河南两个县的名称:闻喜和获嘉。闻喜本是西汉河东郡的曲沃县,汉武帝经过时获悉平定南越叛乱的喜讯,即改名闻喜。当汉武帝行经河内郡汲县新中乡时,又传来了发动叛乱的南越丞相吕嘉被俘获的消息,即下令在此新设一县,命名为获嘉。类似地名还有很多,每个地名都记录了一段历史。


又如重庆本来叫恭州,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正月,孝宗之子赵惇先封恭王,二月即帝位,为光宗皇帝,称为“双重喜庆”,于是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而得名。所以有很多地名,如果仔细了解研究一下它的来历,往往就是对本地历史的重要记载,有的甚至是很重要的篇章。


同样,地名在对外关系上也有表现。最典型的是解放时被称为镇南关的地方,为了表示与越南的友谊而改名睦南关,以后为了突出与越南“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又改为友谊关。20世纪80年代,我去友谊关考察,越南大炮把友谊关屋顶打穿的洞还在,那时候看到友谊关这几个字感到啼笑皆非。但是最近去的时候,不仅友谊关楼已经修好,而且我已经能够站在新划定边界线上照相留念了,现在至少这个关的确是友好的。


地名在民族关系上也有表现:解放被称为绥远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改称为呼和浩特;比如乌鲁木齐原名是迪化。有的不一定改,却反映了民族关系的历史事实。清朝实行改土归流后,新设了一批府级政区,在命名上都看得出,比如湖北恩施,所辖县原来都是土司,新设府县被看成朝廷施的恩。


还有很多纪念性质地名,从最早将黄帝陵所在地称作为黄陵,到近代全国各地很多以“中山”命名,比如中山路、中山大道、中山公园,广东香山县改为中山县,现在叫中山市。国民党政府为了表彰卫立煌,曾在安徽六安县金家寨设立煌县。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各市都有马路改名为中正路,上海的爱多亚路也改名为中正东路。台北有罗斯福路,新中国成立后东北的城市中有斯大林大街。还有颂扬性的名称,并不太明显,实际上大家都明白,比如说中共一大会址的地方,原来是望志路,是用法国人的名字命名的,解放不久改名兴业路。这些地名有些存在时间很短,有些持续至今,这就反映出不同时期政府与民众的意志和情感,也反映出被纪念者的影响程度。


有一些地名反映一个阶段或一段时间的观念和价值趋向。比如民国年间冯玉祥主政河南时设博爱县、民权县,台北市有忠孝路、信义路、仁爱路等,各地有不少地名以自由、民主、和平、幸福、解放、复兴、建设等命名。


有的地名是地理环境的反映,这类地名在研究历史地理时很有意义。有的是当初概念与今天不同,有的当初是对的,但现在地理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也是具有规律的,比如河南与河北划分是以黄河为界,但也可发现,河南省有一些地方跨到黄河北边,所以地名本身归类是一回事,但以后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恰恰为我们研究历史上地理环境变迁提供了根据。


还有一些地名体现了近代殖民的历史。帝国主义侵入我国后,一些地名发生了变化,比如东北的一些地名,在俄国入侵之后被换成俄国地名,香港被英国占据后,很多英国地名就被搬到了香港。比如香港的太子道,就是因为1922年英国王储爱德华到访以后,将一条街道改名的。又如上海的戈登路(今江宁路),就是当时为了纪念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英国人戈登。霞飞路是用法国著名将领的名字命名的,解放后为纪念淮海战役改名淮海路。


总之,地名如果只是记录它所代表的空间范围,那么它是纯粹的地名。实际上,地名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


“中国”称谓的变迁和含义


“中国”这两个字最早发现是在一件青铜器上,考古学家称之为“何尊”,它是1963年在陕西省宝鸡县被发现的。尊上面有铭文,铭文上面出现两个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最早的“中国”二字。铭文中叙述了这样的大意:武王在攻克商朝首都后,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向上天报告:“我现在占有了中国,准备把它当做自己的家,并且统治那里的民众”。


中、国这两个字最早都是象形文字。“中”本来是一面特殊的大旗,是商朝人为召集他的部队和民众集合用的标志。由于集合时这面旗帜总是处于中间,以后就衍生出中心、中央、最重要的等意义。


“国”(繁体写成國)也是一个象形文字。中间的口表示人,有几个口就是几个人,所以称为人口。口下面的一横杠表示一片土地,无论生活或生产都离不开自己的土地,所以还得有人拿着戈守卫。为了更安全,需要在四周筑上一道城墙。所以国实际上是有围墙围起来的,有人守卫一个居民点,一个聚落,一座城,古代又称国。


“中国”的含义就是在很多国里,处于中心的、最重要的国,这就是中国。商与西周的国都很多,春秋初期还有1000多个。在这么多国中间谁有资格称为“中国”呢?只有最高的统治者,比如说商王以及后来的周王,他们居住的地方才有资格称为中国,“中国”是天子所在的国。


但东周时天子的地位名存实亡,各诸侯国间相互吞并,国的数量越来越少,国土却越来越大。到战国后期,只剩下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和若干小国,所以诸侯都开始以中国自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秦朝,称皇帝,自然也自称中国了。以后历代王朝都自称为中国,连入驻中原的少数民族,或者与中原关系密切的政权也都自称中国,中国概念从一个点扩大到整个国家,甚至包括边疆的少数民族的政权。比如契丹人建了辽朝,到辽朝后期,也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南北朝时,南朝、北朝都称自己为“中国”,而骂对方是“索虏”“岛夷”,隋、唐统一以后它们都成了“中国”一部分。“中国”实际上成了这个国家的代名词,但各朝都有自己的国号,如清朝称大清、大清国。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开始有了“中华”和“中国”两种简称,以后基本都是用中国了。


在古代,中国的民族含义等同于华夏诸族或者汉族,与之对应的称呼是“蛮”“夷”“戎”“狄”,比如“南蛮”“东夷”“西戎”“北狄”,或者“蛮夷”“夷狄”。文化上的含义也只指华夏、汉族的文化,不包括其他民族。今天的中国当然应该包括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而广义的中国文化也应该包括56个民族的文化。


历史上,中国的地理概念往往等同于中原,但这个中原并没有明显界限,并不一定就是河南省,甚至更大范围,都可以称为中原,如山东、山西、陕西、河北、安徽等地。


“中国”两个字从3000多年前发展到今天,与中国的国土、人口、民族、文化、历史密切相关。中国所蕴含的意义,不是简单以多少万平方公里或者地理坐标所能诠释的,是一部活生生的国家和民族发展史。


“北京”的演变


以北京为例,“北京”这个地名我们可从两方面分析。一是北京这一块土地它的名称有过哪些变化;一是北京这两个字在历史上曾经代表过哪些和多少不同的空间范围。


北京这个地方最早能找到的地名是燕和蓟,在周武王封燕以前,“燕”这个地名已经存在了,又称为蓟。到秦汉时,出现了广阳郡,郡是县以上一级政区,在汉朝郡与国并行,所以一度被置为广阳国。附近两个与广阳郡关系密切的,一个是渔阳郡,一个涿郡。所以,也有用渔阳、涿郡来代表北京的说法。东汉以后又出现了幽州,燕国还曾被称为范阳郡、范阳国,燕国后来一度又出现燕郡,这些名称都是交替出现的。“燕”实际上最早是燕城,以后有燕国,有燕郡,涿郡更靠近原来的蓟县。到了金朝,北京这块地方被称为中都大兴府,后来又有了大兴县。元朝时被设为大都路,成了首都。


明朝地名变化最为复杂,但奠定了今天北京的基础。明初设立北平府,后因明成祖迁都,把北平府改成顺天府。在一级政区(相当于今省级)设了北平布政使司,当时南京被称为京师。迁都到北平以后,北平改称为“京师”。但因为原来的京师还保留首都地位,为与北方的京师加以区别,被称为南直隶、南京,京师就被称为北京。清朝官方一直称现在的北京为“京师”,周围的行政区为直隶,但无论官方民间,习惯还是用北京。清朝废南京,改南直隶为江南省,以后分为江苏、安徽两省。民国初,北京继续作为首都而存在。1927年,南京成为首都,北京改名北平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定在北京,北平改称北京。


从曾经的一个小诸侯国、居民点,发展成为区域性中心和重要军事基地,又成为另一个非汉族政权的都城,到现在成为国家首都。北京地名的演变反映出这座城市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部北京的开发史、政绩沿革史和社会变迁史。


各地曾出现的“北京”


“北京”作为地名,曾经在全国很多地方出现过,北至今天的内蒙古,南至江苏都用过。为什么北京这个地名曾经用于全国各地?既然称之为北京,相应地肯定有南京等地。这说明在历史上,特别在分裂时期,政治中心往往并不固定在一个地方,反映地名地理的坐标也在变化。坐标体系中,比如中心城市发生变化,那么,相对应中心位置,以及相应中心的地名也会发生变化。


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最早使用“北京”两个字的是西晋时的江南人。当时,他们称洛阳为北京,这种叫法不是正式名称,正式名称叫做洛阳。在江南地区、特别在原吴国,洛阳被称作北京,既含有因为京城在北方,还包含着是北方政权的“京”的意思。


真正把“北京”当做政治中心的做法,源于十六国的赫连勃勃称统万城(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为北京。他在实力扩张到关中,占领长安后,在长安设南台,即在南方的政府机构,把统万城称之为北京,是正式的都城。


北魏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以后,因为平城是故都,一度称之为北京。这是相对洛阳所处的南面而言,对原来首都的尊重,以满足一些贵族老臣对旧都的眷恋,所以称之为北京。


到了唐朝和五代的后唐、后晋、后汉三代,都称晋阳(今山西太原)为北京。唐朝还存在南京、东京、西京的建置,因为唐高祖李渊从晋阳起家,所以称之为北京。五代的唐、晋、汉的统治者也是从晋阳起家的,所以晋阳继续拥有北京的称号。


金朝入主中原,把原来辽朝的临潢府改名为北京,就是今天内蒙古的巴林左旗。后来以中京大定府为北京,在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北。因为当时金朝政治中心内迁,相对而言,这些地方成了北面,才有了北京的称号。


明朝曾一度将开封府命名为北京。朱元璋建都南京以后,深知南京位置偏南,希望在北方找到一个能够长期建都的地方。他一开始中意开封府,将其升格为北京。后来,却发现从南方通往开封的水路淤积,水量不足,无法保证粮食的运输,最后不得不放弃。


永乐年间,北平府改顺天府,这时北京的概念才和今天的北京城联系起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北京,都是因为出现过或同时存在南京的缘故。明朝迁都后的正式名称叫京师,但因为两京并建,只能用南北加以区分。要是没有这个情况,那么宣德正式迁都后不会再有南京,也就不会有北京,更不可能到清朝还继续称北京。1927年北京改成北平后,当时的居民往往继续称北京,而不用北平。这足以证明历史地名具有非常强的生命力,也有非常强的滞后性,一些地名正式名称反而不如俗称,部分习惯称法能够得到延续。


从一个地名——北京的变迁,理解北京这两个字代表不同的地名,不同地理坐标。说明地名除了本身所应有的代表的空间范围概念以外,在不同的时间范畴里,有复杂、更为深刻的含义,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更换地名的乱象


现在社会上出现一种随意更改地名的现象,中断了历史的延续。一些地名,特别是县名和县治所在,从秦汉时期沿用到现在,2000多年来不仅名字没有改,地点也未曾发生变化。但是,其中的一些地名被莫名其妙地改掉,从此就消失了,与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一些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地名也消失了。近年,一些地方又盲目恢复古地名,却往往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从更改、消失再到恢复的过程,总是会产生许多麻烦。比如,沔阳是从南朝就存在的地名,迁都后设置过郡、县、州、府、镇,但到1986年,沔阳县被撤销,建仙桃市。而仙桃此前只是县治所在镇的名称。荆州市一度改成荆沙市,后来又恢复。襄阳与樊城改称襄樊市,现在又恢复成襄阳了。一些地名本来是历史上非常重要,或者跟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有关,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与此同时,任意恢复古名的情况也有很多,也由此产生了很多后遗症。


在行政区划调整中人为取消了不少旧地名,随意简化县级地名,甚至民政系统中间无法再登记原来的籍贯。我本人从小登记出生地为浙江吴兴县南浔镇。现在已经没有吴兴县,只有吴兴区。但吴兴区不包括南浔镇,南浔镇隶属于湖州市南浔区。不过,吴兴这个从三国时就出现的地名总算保存下来了,而更多的古地名却消失了。


更改地名,对个人和社会而言都有割断历史的危险。后人也不知道你到底指的是哪里,现在很多争夺历史名人故里的现象很可笑。其实有些古地名在今天什么地方是很清楚的,但频繁的区划调整、地名改变给一些人可乘之机,人为制造很多矛盾。本来,大多数行政区划的调整只要改通名就可以了,没必要改专名,但是为了表示是新地名,或者为了扩大影响,故意将专名更换。这不应该,也是很可惜的。随着一些专名的消失,跟它们有关的历史文化也将被湮没。


目前的行政区划名称也相当混乱。中国历史上曾经用过的行政区划通名很多,为什么现在不能做到用统一的名称代表一种区划?例如,市既可以代表省级的直辖市,也可以指地级市,还有县级市。我们为什么不能下决心统一规划行政区划通名?非但没有做这项工作,还不断出现新的混乱,如“区”,已经有了省级的自治区、地级的直辖市区和县级的市辖区,现在又出现了副省级的综合开发区、地级或县级的开发区、新区,还有矿区、城区、郊区。


用景点名称取代政区名称是造成地名概念混乱的又一做法。最典型就是把徽州改为黄山。如今,外地人如果说去黄山,本地人就会询问你,是要到黄山山下去,还是去老屯溪。同样的,都江堰、井冈山等变成了政区名,很容易与真正的景点混淆。


用景区名取代原来政区名称的一个理由是:改名后能够促进旅游开发,增加地方收入,这种说法完全是欺人之谈。如张家界,要是没有被确定为世界自然遗产,没有大规模的开发和投入,仅凭改一个名,就能增加十几个亿的收入吗?商业因素的冠名做法,也是地名更换的一大原因。在市场经济情况下,我并不反对适当采用商业冠名的形式改变地名。而前提应该坚持原有地名必须保留。现在往往因为商业利益,永久性把地名改掉了,不应该也不合法。正确的做法是根据出资的多少,确定新地名的使用期限,而不是永久性的改变。


一些外国地名在中国的滥用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有人曾要求禁止在中国使用外国地名,我并不赞成,适当使用外国地名是可以的。比如,已经成为当地历史的外国地名应该保留,在一些开放城市适当增加一些以外国人名、地名命名的地名也并无不妥。但将一些地方命名为风马牛不相及的外国地名,不仅缺乏严肃性,还容易引发其他国家的不满。随意把别国地名拿过来命名景点、小镇,侵犯了他国的地名使用权。而滥用外国地名反映出命名者的价值观念混乱,或者高估这些外国地名的价值。例如,一些新建的楼盘、新开发的小区钟情于使用外国地名以显示档次,这种做法,地名管理的相关部门应该严格控制。


我经常问学生,你是哪里人?他们往往只告诉我是某市人,只讲到“地级市”一级。我问是哪个县(区),他们才告诉我。为什么木说全?他回答怕你不知道。介绍籍贯的传统做法是到县一级,如果不这样做,长此以往,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将会越来越贫乏,地理知识不仅需要在课堂上的学习,它的传播和巩固还需要日常真正的使用。如果,我们接触地名越来越单一、笼统,势必造成大家地理知识越来越贫乏。


总而言之,我感到地名是我们历史和文化的宝贵遗产,因为任何地名的产生,一般都反映出当时这个地名出现、存在和延续的一些因素,而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规范地名的使用,地名的文化建设的立足点就在于传承文化和历史。而在这个过程中,使地名资源能够为我们今天和今后所用。



(葛剑雄曾在东方讲坛·思想点亮未来系列讲座上做题为“读书与人生”的演讲,本文摘自葛剑雄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


作者简介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府参事,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长期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环境史等方面研究,著有《中国人口史》、《中国移民史》、《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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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东方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