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19356月,张国焘和毛泽东、朱德在四川懋功会面。



 

其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当时的基本情况如下。

 

两支部队初次见面的印象,那时两个方面军的部队会师时,穿着反差很明显。一看他们的穿着,就知道他们是哪个方面军的。军容整齐的,是四方面军的。朱德看到的当时红三十军(李先念为军长)每个战士都背有百颗左右的子弹,机关枪齐全,还有用驴马拖的成箱的机关枪子弹以及大大小小的迫击炮。穿得不好的、有的甚至破衣烂衫的,是一方面军的。杨尚昆回忆说:四方面军原来在物质条件较优的川北,5月初,从川陕根据地出来,向北上的中央红军靠拢,部队离开根据地才一个多月,所以军容比较整齐。师以上干部的每人背篓里装着腊肉、香肠之类的东西。中央红军到懋功时还剩2万多人,枪支弹药很少,“衣着也不整齐,破破烂烂,五颜六色都有,就是领导干部也不成样子,穿的是用藏民的氆氇做的毛坎肩,披在身上像一个破口袋。1军团的团一级干部比我们稍强一点,还有一个菜盒子,我们(3军团)连一个菜盒子都没有”(《杨尚昆回忆录》),这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红一方面军的基本情况,在张国焘回忆录里,朱德是厚道人,他是这样向张国焘介绍的,现在一方面军是不能打仗了,它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八个月前一方面军由江西西行,到达懋功时只剩下一万人了。林彪的第一军团人数最多,约为三千五百人,彭德怀的第三军团约为三千人,董振堂的第五军团不到二千人,罗炳辉的第十二军只剩下几百人了,再加上中央各直属部队,总计约一万人。而且几乎所有的炮都丢光了,机关枪所剩无几,又几乎是空筒子。每枝步枪平均约为五颗子弹。朱德认为,红一方面军奋斗至此,要不是红四方面军的策应,这次真是走到绝路了。

 

张国焘也详细告诉朱德四方面军的实力,当时四方面军人数在四万五千人左右,步枪两万多枝,人数超过枪支的数量。这是因为川北情况特殊,获枪颇感不易,而兵源补充倒不是困难的。(穷人多,就想当兵,古人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也已治蜀未治,在此似乎可以印证)。

从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领军人物看。1935年的张国焘38岁,几经中国革命的摔打,形成了独有的张国焘体系,红四方面军八万人是张国焘带领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出的一万红军发展起来的,他用类似毛泽东一样“打AB团”整肃了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军政领导,在用军事人材上,他具慧眼,快速提拔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这些军事新秀,形成了红四方面军独特的战斗作风,不弱于红一方面军。在政工人员和其他方面,他培养陈昌浩、周纯全、李特等人,由此形成了他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团队,完成了对红四方面军的绝对领导。

 

张国焘是党内元老,具有领袖才能,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就充分显示了出来(他是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主持人)。中国共产党“一大”选出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成为中共创建时期最早三个领袖人物之一。

 

毛泽东时为42岁,遵义会议重掌中央红军军权半年左右。用朱德对张国焘当时所说,“中央政治局的先生们,虽然在红军中混了一个时候,对军事究竟懂的不多,只要老毛、恩来和我都同意某项军事计划,别人是不会有异议的。”可见,当时是军事决定一切,军事决定生存!

若把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看成是企业,企业重组都有其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即中共上层精英的多数在中央红军内,从党法上看,党指挥枪,红四方面军应被重组。

 

但从实力上看,号称八万的红四方面军确实强于长征了八个月仅有二万人左右的红一方面军。当时中共红军生存靠军事,老毛不也主要是靠军事本领,在遵义会议上台的,实力在某种情况下,决定一切,所以红四方面军重组红一方面军不是没有可能。

 

张国焘知晓了红一方面军和遵义会议的内情。采取的策略就是,要求召开中央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中央政治路线可能错了”的问题。(十几万中央红军为什么才剩二万,丢掉中央根据地)若中央政治路线错了,就有理由逼宫。

 

但张的这个策略是错的,毛泽东遵义会议上,都不提政治路线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多数在岗的政治局委员错了,多数错了的政治局委员能让你老毛重掌军权,确实出于无奈,自身军事不行。提政治路线问题,意味着多数在岗的政治局委员要下岗,不联合起来对付你老毛才怪。老毛经过中央根据地的三起三落,俗话说学乖了,那就是当自己是少数派时,一时又吃不掉人家,要忍耐,要争取多数,获胜时再秋后算账。

 

老毛利用张国焘这一错误,奋起反击。把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李德、凯丰等这些过去的党内对手,调动起来作为对张国焘的打手。(足见政治家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朋友可能变成敌人,敌人也可能变成朋友)

 

由于张国焘这一策略的错误,把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莫斯科留俄派得罪了,(不要小看了留俄派,留俄派当时有通天的本领,当时的中共要听共产国际的指挥)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跟老毛的渊源,是不能跟张闻天、王稼祥跟张国焘相比的,因为这些留俄派好歹和张国焘在俄国共过事,再说这些留俄派到了中央苏区认为老毛是老土,将老毛轰下台,秦邦宪遵义会议则被老毛轰下了台,张国焘不但没能利用这些矛盾,秦邦宪反而大打出手,说红四方面军军阀主义严重,说张国焘在党内称兄道弟。张国焘回忆录中说秦邦宪处事历练不夠,其实历练不够用在张国焘身上,倒也很合适的。张闻天和秦邦宪等还利用他们与陈昌浩在莫斯科同为“二十八宿”的关系,问陈昌浩,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者,为甚么四方面军的干部不追随中央而要追随张国焘?

 

据杨尚昆(也是张国焘的俄国同学)回忆录,博古(秦邦宪)挖苦张国焘的西进主张是麻雀飞进阴沟里,进得去出不来,只有死路一条。自以为有老资格又有本钱的张国焘一下就跳了起来,气势汹汹地质问,你说我是麻雀,你博古懂什么?你把中央苏区这么大根据地都丢掉了,你们打了败仗,不能说要由李德负责,他是外国人,你们都要负责。并且肆无忌惮地攻击许多同志。杨尚昆还说,张国焘还在四方面军高干会议上攻击周恩来,攻击朱德,甚至公开否定遵义会议,说什么遵义会议不能算,我是政治局委员,我没有参加,要重新开会。

 

从上,张国焘自认为有实力,把当时中央的实力派(毛、朱、周)和留俄派(共产国际这条线)可以说都得罪完了。

 

老毛的对老张先采取上对下的态度,批评老张对中央红军策应不力,擅自组织西北联邦政府,否定中华苏维埃政府,张国焘不吃这一套,你不承认我的实力,我就不出力。老毛就作出让步,加派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所有军队概归军委会指挥,张国焘欣然表示赞成,认为是会师后统一指挥的当然步骤。狡猾的张国焘并不满足这一职位而交出红四方面军,他对中央打通北进通道的决定打哈哈,即不派部队去行动。老毛作出进一步的让步,提出军事统一指挥方案,其要点为:强化红军总司令部的机构,由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负责指挥全军。以后关于战略问题由总司令部拟定,提交军委和中央政治局核准施行。

 

老毛让步取得的成果,张国焘任总政委后,积极性马上来了,立即下令由红四方面军抽四个团,带有较多的子弹,共三千八百人补充红一方面军,这是左路军后来战斗力增强的主因。(从中可知老毛的精明)。

 

老毛让步付出的代价,张国焘总政委有了指挥全军的名份和权利。

 

据张国焘回忆,老毛和老张之讨价还价之僵局在毛儿盖沙窝会议。这是会师后惟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正式会议。

 

张国焘建议要点是: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其意有要我红四方面军打仗出力,中央要检讨政治路线的问题,而政治路线错了,中央当然应被红四方面军重组。)

 

老毛觉得不能再让了,也没有多少东西可让了,再让,就是让军委主席或中央书记,中央就是软蛋了。老毛针锋相对,最不给面子的是,张国焘带了陈昌浩去参加毛尔盖沙窝会议,张闻天在门口通知张国焘和陈昌浩,“这是一次秘密会议,陈昌浩不能参加”。张国焘指出陈昌浩刚被中央补为中共中央常委,可以列席会议,但张闻天不接纳。这明摆的是,陈昌浩是红四方面军的二把手,张国焘给他争取了一个水分较多的中共中央常委,列席会议的资格都没得。再则,进入会场的沿途,设几道岗哨,哨兵使用特殊口令,显得戒备森严,当时蒋军还远,这些警卫就有镇吓张国焘火併中央之嫌。会上老毛给老张看了事先拟好的决议草案,即中共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过去曾发生军事路线错误,遵义会议已经适当将它纠正过来。现在的中央是正确的。(言外之意,就是老张应服从领导)老张回忆说,对这个决议,其他人都看过了,可能还讨论过,只不过他一个人不知道罢了,会场外警戒的森严和会场内气氛的紧张,使他想起了鸿门宴。毕竟八万雄兵在握,老张仍坚持检讨中央政治路线、坚持中央要进新人等建议。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五位(毛泽东、朱德、秦邦宪、张闻天、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因病请假)除老张外,都赞成决议草案,老毛拒绝了老张检讨中央政治路线建议,把老张提出增补红四的九个人进入政治局,改为二人,作了一点让步。由于双方的雄起,草案没有付诸表决,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老张把会议经过告之陈昌浩,陈有点激动,(一则会议内容,二则老毛太不给面子,红四的“老二”列席会议都不准)对老张说“为甚么中央这样顽强的抹煞四方面军一般同志的意见?如果你进一步明确宣布中央政治路线完全错误,中央领导破产,将会发生甚么后果?如果这样做,是不是逼使中央让步?”当时红四恐怕相当的人持陈昌浩的态度,毛儿盖沙窝会议不失为火併的导火线。陈昌浩的话可以这样来解读,梁山泊好汉在一起玩牌九,现在是摊牌比大小的时候了,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时候就显出了老张毕竟是北大的书生,得势且铙人,考虑来考虑去,用徐向前的话说,他不敢走得更远。用老毛的话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不晓得老张动不动手,什么时候动手,主动权在老张手里,日子难熬。

 

由于内争未果,耽搁了一个多星期之后,敌人正在靠近,当务之急是打通北上的通道,张国焘曾提议由四方面军担负进攻松潘地区和打开北进道路的任务,但老毛此时实在有点不相信红四方面军,他希望林彪的部队,去执行这个任务,而疲劳未苏的一方面军,无力迅速完成此任务。

 

由于从抚边往卓克基到达毛儿盖,已费了三个星期以上的时间,敌人正在以较多的兵力封锁这个区域,情况十分紧急,张国焘作了一个自称是大公无私的决定:搁置党内歧见,专力寻求军事出路。总司令部(张国焘、朱德)率领原四方面军的第九军第三十一两军,经刷金寺北进,为全军左翼;徐向前、陈昌浩率原四方面军为全军右翼,抑制松潘及其以北之敌。彭德怀、林彪率所部为中路,掩护中央各机构;董振堂、罗炳辉率所部殿后。毛泽东很高兴,赞成张国焘的计划。因为左翼要经过一片草地,行军障碍多,右翼担负作战任务,中路相对比较轻松。(陈、徐反对这个兵力分散的决定,老张不听。这个决定从历史角度看,陈、徐的红四和中央红军靠得很近,而老张的左翼离陈、徐和中央红军较远,给予老毛带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出走的机会。)

 

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的三十军、四军主动请战,攻下了松潘北面胡宗南驻守的一个要塞,打通了北上通道,显示了红四的雄厚实力。就等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上来,但张国焘迟迟不动,他认为噶曲河涨水,不能徒涉,北上困难很多,停步不前,中央一再致电劝说和督促,都没结果。

 

敌人正在逼过来,情况十分急迫,当时的基本态势是:以老毛为首的中央即中路态度是坚决北上。(因为老蒋的几十万大军正在源源不断的入川,躲掉老蒋的追剿就是胜利)

 

老张因为北上困难多,北上也看不到前途,当时也不知道陜北有红军,更重要是老张不知道这次老蒋集国力、军力围剿之历害,(据李宗仁回忆录,中央红军被赶出苏区,其他因素都是次要的,而在于第五次围剿,是老蒋集国力、军力而来,力量的对比,过于悬殊。)还以为南下胜算更大,错误的作出南下的决定。

 

右翼的陈昌浩、徐向前日子最难过。老毛电召陈昌浩,要陈、徐做张的工作,尽快北上。如果老张不北上,陈、徐先带右翼的红四北上,而张国焘来电命令陈、徐带部队南下。张国焘的南下电令,给中央的北上方针带来极大的危机,红军两大方面军接近10万人的部队除13军团外,其余近9万人全部掌握在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手中,形势对老毛变得异常严峻。如果跟随南下,老毛知道历史会重演,老张将成为曹操,老毛将成为魏献帝。

 

老毛知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毅然作出决定,红一军团、红三军团改为北上先遣支队向甘南前进,用“北上先遣支队”这个名号是很有奥妙的,它即不表示红军分裂,也不代表红军主力。如此一来,既能出敌不意突然北进甘南,又可以避开“围剿”的重心快速发展。

 

临走前,老毛征求陈昌浩的意见,陈昌浩当然是听张国焘的,要南下。老毛征求徐向前的意见,徐向前确实很为难,在当时的情况下,单独绕过陈昌浩要带红四的部队跟老毛走,可能性很小,从人情上看,舍弃旧的山头“大老”,投奔新的山头“大老”,多少有点不仗义,只好说四方面军分成两半恐怕不好。老毛此时问问陈、徐,仍一箭双雕,在当时的背景下,陈、徐听老张的,是情理之中,老毛的另一层用意,我中央的“老大 ”屈尊向二位表示友好,你不可能不领情吧。其后,老毛的这一用心,得到回报,当天晚上,老毛下令,红一、红三军团,脱离陈、徐部,并对陈、徐布警戒线,当陈、徐部下问,对红一、红三军团开不开枪,追不追时,陈碍于情面,问徐怎么办,徐说,哪有红军打红军?(就这句话,老毛就让徐作为红四的代表)

 

分手以后,张国焘南下四川另立中央,但又不敢对外公开宣佈。但关键的是军事,南下川西南,与蒋介石的“剿匪“大军,碰个正着。与敌人硬碰硬,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吃尽了苦头,这下轮到红四了,百丈决战,据徐向前回忆,和川军打了七天七夜,敌人使用了飞机、大炮。红四毙敌一万五千,自伤近万,敌我双方,都精疲力竭,战局没打开,薛岳的中央军又压上来了,敌我力量悬殊,百丈决战失败,是红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也是张国焘南下方针碰壁的主要标志。这下老张才知道老毛这个游击专家的水平,因为红一、红四会师时,老毛就和老张昼夜长谈,其中就有老蒋的飞机、大炮厉害,红一不得不跑,老张当时听了很不以为然,南下四川,很想打几个大胜仗给老毛当教材看,此时才知老毛够兄弟,没有骗他。

 

以后西路军失败,红四损失过半,老张就没有争当“老大”的本钱了。

 

抗日战争开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115师(中央红军为主)、120师(贺龙部队为主)、129师(红四为主),饿死的骆驼比马大,红四屡经挫折,还占八路军的三分之一强,足见红四实力。

 

此时老张斗不过老毛,只得在延安老毛的屋檐下过日子,老毛从中共内斗中得出了一条经验,当党内政治对手还有实力的时候,不必手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从张国焘回忆录知,老毛又发动对陈昌浩对西路军失败责任的追究,而又牵涉“两个中央”对立的事。而所任的边区政府主席一职,有其名无其权,而手下的交际科长伍修权升任秘书长后,借故把老张的勤务兵抓捕,也就是说一些小小字辈居然骑到老张的头上拉屎拉尿。而老婆杨子烈19242月与张国焘结婚。曾两次赴莫斯科深造,从此就成为早期中共妇女运动活跃人物。

 

1931年春张国焘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杨子烈被中共中央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4年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遭国民党破坏后,杨子烈失去了组织联系,她先返乡避乱,又重返上海学产科,直到国共合作实现后才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带着儿子辗转来到延安。杨子烈归队后,最急切的要求就是希望中组部恢复她的党籍,尽管杨子烈是中共老干部,她的丈夫张国焘此时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边区政府代主席,但是,中组部还是要调查她与组织失去联系后的种种表现,同时要在工作中考验她。小孩在其读书的学校也受到歧视,老张忍了又忍,把古代的“忍”字歌背了一遍又一遍,但是最终还是没能忍,他的参谋长李特、秘书长黄超因西路军失败,逃往新疆,因毛儿盖会议时,跟老张反对老毛太紧,被保卫局邓发抓捕逼供后,作为托派枪毙。老张不走能行吗?

 

其后老张单身出走,投蒋当上了特务,这是最合老毛之意的,这下红四不跟老毛都不行。据杨子烈生前回忆,她初到延安时,还看不出毛张之间有什么严重的冲突,当时毛还请张夫妇吃了一顿饭。毛笑说:“国民党有一对张杨(指张学良和杨虎城),我们共产党也有一对张杨(指张国焘与杨子烈)”。后来张夫人离开延安时,老毛礼送出境,对张夫人调侃说,老张和我多年生死之交,但情归情,事归事,一山不能二虎,一屋不能二猫,老张做事还不能脱俗,儿女情长,还是走了的好。这席话,很受听,把张夫人都说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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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揭秘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