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莱曾评价道，诗人是“人类未获承认的立法者”。如今，此殊荣属于管理理论家。一些管理大师如德鲁克和哈默的名字或许不如华兹华斯或济慈那样拥有高贵的光环，然而，生活中随处可见管理理论家在颁布法令、重组机构、改变语言，甚至重塑人们的生活。

管理理论的兴起是过去一百年来最引人注目，也是被分析得最少的新发展领域。首位公认的管理大师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是创造以码表计时工作的“科学管理之父”。

在20世纪初期，泰勒的著作销售量达到数百万册，他的咨询费达到一天35美元——相当于今天的630美元。泰勒将工人当作机器的理论招致批评（例如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中所做的嘲讽），但这并不能阻止包括亨利·福特（HenryFord）在内的大批美国企业界大佬接受该理论，也不能阻止它传播到世界各地，列宁也要求他的官员们改造“泰勒体系”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泰勒的主要追随者之一亨利·甘特（Henry Laurence Gantt）想出了“五年计划”的概念。管理思想家追随着泰勒的道路稳步推进。“二战”后，“全面质量管理”先驱戴明（W．Edwards．Deming）在日本被誉为除麦克阿瑟将军之外最受敬仰的美国人。

20世纪80年代，富裕国家，尤其是美国，面对日本的崛起、电脑的普及以及新金融技术的出现，对管理理论的追捧达到了高潮。以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为首的新一代福音派管理大师，利用企业自我分析工具迎来了滚滚财源。1982年夏天，彼得斯与另一位麦肯锡顾问罗伯特·沃特曼（Robert Waterman）共同出版了《追求卓越》，这本书销售了逾500万册，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两年多的时间。

此后，管理大师行业蓬勃发展。

在美国，单单管理类图书的市场一年价值就达到7.5亿美元。

在中国，诸如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和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等人的管理书籍备受推崇。

在印度，管理大师得到了过去只有实业大师才享有的崇高地位。成功的宗师级管理专家在世界各地处于顶级的显赫地位，他们在演讲中告诉巴塞罗那或者班加罗尔的中层管理者世界将去往何方以及原因何在——每场收费6万美元。

管理大师只是更为庞大的管理冰山上最显而易见的顶尖，而整座冰山还包含了商学院、管理咨询机构以及大量的商业媒体。美国的大学每年颁发将近15万张商科学位证书，约占它们颁发毕业学位证书总数的1/4，拥有MBA学位的人员在开始工作时享有远比普通人更丰厚的薪水待遇。MBA狂热已经从美国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每年，全世界有25万余人参加GMAT考试，希望进入MBA课堂。

管理理论的成功创建了一个产业。

大师孵化场所，诸如麦肯锡公司和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只要有企业亏损的地方就有它们的办事处。自命不凡的高管们喜欢表现得像是宇宙的主宰，但他们还是会挤出时间参加各种训练营。甚至在古老保守的英国本土，许多公司也提供冒险式的管理培训，迫使肥胖的商业银行家和秃顶的债券经纪人荡绳过河，晚上与同事们围坐在营地篝火旁，吐露对对方的真实评价。

管理理论已经学会如何开发利用两种原始本能：恐惧和贪婪。正是这些本能，促使一名中层管理人员在芝加哥奥黑尔机场拿起一本培养管理能力的书籍，或者诱使一位俄亥俄州的首席执行官再度在咨询上一掷千金。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管理理论与直接或间接影响我们所有人的三大革命密切相关，分别是：重塑公司、重塑个人职业生涯以及重塑国家机构。

今天，世界各地的企业都经受着前人难以想象的巨变。公司的失败率高得惊人——1970年美国500强公司中，现在仍然存活的仅有约1/3。迄今为止，21世纪的商界已经被证明是一场令人恐惧的乱局：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已经消亡了3个，数十家其他银行及抵押贷款公司已经破产；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中有两家已经申请破产，牵连到数十家供应商，由此美国的制造业总共流失了将近1/3的工作岗位。即使最好的公司也害怕自己的最终结局是埋入更加拥挤的企业墓地，所以纷纷进行重组。

即使对解决这些困难，理论并没有给出直接的指导和启发，这种惨景还是会将管理人员推回大师的怀抱。毕竟，管理理论是对商业的研究：它不仅研究这家或那家公司在做什么，也研究整个产业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做。认为企业人士应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旧观念已不再适用。行业的界限已变得模糊。甚至最严肃的管理人员也不得不认真看待协同与联盟等理念，以及积极面对不同业务、多元文化组织的挑战。而所有这些解决方式都指向管理理论。

当企业发生改变时，职业也跟着改变。工作如同企业一样，同样会被重塑。过去，一个人的整个职业生涯通常都是在为同一家公司工作，从学徒干起，按等级向上攀爬，直到退休。在经历了40年无间断的职场岁月之后，他能够享有一笔与物价指数挂钩的退休金、一只公司送的金表，还能在企业史上留下名字。到2009年，美国零售业的平均工作时间仅为3年，千禧年一代员工预计都会从一艘船跳到另一艘船，而不会在唯一的一艘船上找个舒适的铺位过一辈子。女性员工的职业生涯将会更加复杂，或许充满跌宕起伏，或许拥有大量的灵活时间，或许能在家中办公。

而更大的改变是，需要懂一些管理知识的人员数量在持续增长。据美国劳工统计局预测，到2018年受聘于各类“管理”职位的人员数量将增加11%，与此同时，“生产”岗位的雇员数量将下降3%。不仅仅是白领需要知道全面质量管理（TQM）和准时化生产（JIT），甚至底层的车间工人都知道，他最有价值的资产是头脑而不是双手。

管理理论的悖论

大师们的影响力是否合乎情理？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管理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管理很重要。简单地说，它改变公司以及人们的工作方式，甚至是生活方式。大多数学者，即使是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也必须等上数十年才能看出他们的工作是否拥有多少实际影响力，而管理大师们的理念常常能够被即时检验。

然而这其中潜藏着一个问题。管理理论持续受到一个悖论的困扰：它与其他学科同等重要，却远未获得尊敬。许多备受敬仰的管理理论家同样承认这一点。

彼得·德鲁克曾嘲讽道：“人们之所以使用‘大师’（guru）这个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拼写‘江湖骗子’（charlatan）。”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有句座右铭：“猴子爬得越高，你就越能看到它的屁股。”管理理论行业存在太多自吹自擂的江湖骗子（如“用1万美元在3天内改造你的公司”），他们之所以攀上管理理论的游行彩车，是因为兜售性爱及减肥建议的彩车已没有空位了。

但管理理论自有受人尊敬的一面：由美国管理学会发行的专业学术期刊，如其他学术机构发行的期刊是同样的性质和标准。当谈到研究的专业性以及艰苦性时，许多管理学家能与最好的学者一较高下。

管理理论行业的真正问题在于，人们对管理理论的严肃准则存有深刻的怀疑。它似乎严重缺少某种约克郡人称之为“根基”的东西。管理理论行业的规则建立在摇摇欲坠的基础之上，蓝图没有经过适当的检验就被实施，堂皇的理论可能突然间被揭穿，留下骗局的败象。与从未得过该行业好处的学者交谈时，你很可能会听到各种对管理学家资历的质疑。观察一下参加全面质量管理及其相关学术研讨会的企业家，你便会发现他们的眼神在游移。迟早，“胡扯”一词会出现在几乎每一个案例中。

控方的证据

对管理理论最有力的指控是：它的信徒们纯粹是经济破坏者以及满嘴术语之徒。看看21世纪初这场最大规模的经济灾难吧，从安然公司破产到全球信贷危机，你会发现管理理论的杰作不仅出现在作案现场，而且在所有证物上都留下了指纹。

安然破产时的总裁杰夫·斯基林（Jeff Skilling），是管理理论产业两大引擎——哈佛商学院和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产品。安然雇用了哈佛商学院的250名MBA，成为最新管理潮流的追捧者。麦肯锡为安然提供了为期10年的咨询服务，使安然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天然气管道公司转变成商业巨无霸，涉足从水处理到互联网的众多业务。

数十名麦肯锡顾问长期驻扎在安然总部所在地休斯顿。高管们引用《追求卓越》一书来为“松——紧管理”体系辩护，这给予缺乏经验的年轻MBA们充足的自由来试验各种各样“打破陈规”的理念。他们也利用三名麦肯锡顾问写的《人才争夺战》提出的理论来为安然公司热衷的“评级——淘汰”（ranking and yanking）体系辩护，即开除最后10名，重奖最成功的员工，奖励方式包括斯基林的私人邀请：巴塔哥尼亚高原冰川远足或墨西哥越野摩托之旅。

管理理论行业对以上做法给予了赞赏。

《麦肯锡季刊》刊登了一系列文章鼓吹安然公司的“轻资产运营策略”和“打造了一群更聚焦、更专业的新石油企业家”；哈佛商学院也发布十余个吹捧安然公司的案例研究；伦敦商学院的加里·哈默（Gary Hamer）在《领导企业变革》一书中，赞扬安然公司开创了一场管理革命；《财富》杂志曾连续6年将安然公司列为“美国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公司”。

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往往被归咎为过度演绎经济理论，而非管理理论。然而许多被重点攻击的对象，包括雷曼的迪克·富尔德（Dick Fuld）、美林证券的杰克·图恩（Jack Thun）以及哈利法克斯苏格兰银行的安迪·霍恩比（Andy Hornby），都毕业于世界上最好的商学院。

在鼎盛时期，美国一流商学院中超过40%的毕业生都涌入华尔街工作。这些年轻的MBA们投身到高度复杂的金融技巧中，凭借他们从世界上最有智慧的金融智库中学习到的知识大显身手。

他们把抵押贷款拆分成小额可交易证券，然后再卖给全世界的金融机构。他们还首创了降低风险的新途径，但自始至终，他们都没看到自己将金融城堡建立在沙子上的事实。索伊费尔咨询公司董事长雷·索伊费尔（Ray Soefer）同样来自哈佛商学院，他甚至创造出了一种通用的金融灾难指标：如果超过30%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选择了“市场敏感型工作”，包括投资银行、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那么这将会是长期卖出股票的信号。

这一切都令管理大师们尴尬。然而不能依据安然和雷曼兄弟的案例来控告管理大师，因为这些案例看起来跟大师们习惯引用的那些案例一样随意。大多数MBA并没有对安然和雷曼等徒有其表的公司做过什么，实际上早在颁发首张MBA学位证书之前，金融领域的兴衰起落就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了。

少数知名MBA的恶劣行径会抹杀掉成千上万位无名人士的优秀工作。简单地说：管理理论可以是有用的。两位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的尼克·布卢姆（Nick Bloom）和伦敦经济学院的约翰·范·伦宁（John Van Lunen）在众多国家深入调查了管理理念对生产率的影响。结论是：广泛接受管理技术（即商学院所传授的那一套）的公司在生产率、销售增长率和资本收益率等方面都要胜过其同类公司。

然而你也可以通过观察管理理念的循环流通得出同样的结论。日本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超越西方企业是因为拥有更佳的管理体系，尤其是注重精益生产。而西方企业通过复制这些理念赶上了日本对手，并提升了自己的生产效率。

另外的四宗罪

然而即便去掉“末日传道士”的罪名，在对管理学的诉讼清单上还是有不少程度较轻的指控。以下四宗罪名尤其突出：

该学科天生缺乏自我批评机制；相比传授知识的专业术语，它更偏爱于混淆视听的用词；它传授的知识罕有超出基本常识的范畴；它是短暂流行、变幻无常以及矛盾重重的，这在严谨的学科中是不被允许的。

以上这四宗罪都暗示：管理大师不是满嘴行话的经济汪达尔人（文化破坏者），就是江湖骗子，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巫医，靠玩弄商业人士的焦虑来兜售万灵药。其实现代管理理论并不如原始部落的医药值得信赖，毕竟巫医们凭借好运气和直觉或者通过试错积累的经验，有时也能医好病。

第一项指控：它缺乏自我批评机制——并不完全正确

即使最好的管理大师也曾受到猛烈的批判。麦吉尔大学的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拥有一个成功的职业生涯，他既是一流的管理大师，又是世界一流的管理大师批评家。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教授罗森维曾表示管理理论类似于货物崇拜（cargo-cult）。大师们发现一家碰巧运作良好的公司——诸如ABB集团和安然公司——就大肆渲染其管理体系的先进以及它们首席执行官的睿智。然而数年后这些公司纷纷破产，大师们仍然在对其他类型的公司摆弄着“光环效应”。

当谈到管理教育时，批评之声尤为猛烈。2005年，伦敦商学院的苏曼特拉·戈沙尔（Somantra Ghoshal）在逝世后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针对他的商业学者同仁们——特别是那些迷恋自由市场经济的学者——发出了愤怒的“指控”。

“要避免安然事件的重演，商学院其实并不需要做太多事情，只要停止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就行了……在过去30年，各商学院学术圈中提出的一系列理论，是最近诸多公司产生劣行的根源。”斯坦福大学的杰弗里·普费弗（Jeffrey Pfeiffer）和亨利·明茨伯格一样，都直言不讳地道出了同样的理由。哈佛商学院的拉凯什·库拉纳（Rachel Kurana）则对商学院教育发起一轮范围更广的攻击，悲叹其缺乏严格的专业标准，并不合时宜地将它与医学和工程学等其他专业相提并论。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更加动摇了管理理论界的自信心，并让该行业的许多重量级人物不得不重新审视管理理论的本源。哈佛商学院选出了新院长——尼廷·诺里亚（Nitin Noria），并授权他对商学院进行彻底改革。管理学著作中也充斥着饱含感情的认错以及精心设计的改革计划。随着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美国各地的商学院学生都信奉了“MBA誓言”，这是一个为了践行“更高尚的善意”以及其他道德行为的自愿宣誓。

管理理论行业周围也环绕着那种一边批评该行业，一边从中取经的“亦敌亦友”者（我乐于承认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菲利普·布劳顿（Philip Broughton）和马修·斯图尔特（Matthew Stewart）以为哈佛商学院及某家匿名咨询公司撰写文章为职业。露西·凯拉韦（Lucy Kellaway）则在《金融时报》的管理版面公开抨击管理者制造了如此多“可耻的、骇人的胡言乱语”。

然而迄今为止，以上做法全都没能治愈该行业的顽疾，因为出现一个有悔改之心的罪人，就必定存在成千上万个更热衷于犯罪的人。管理学作家继续沦为“光环效应”的受害者：雄心勃勃的管理人员已合上《Google将带来什么？》，改为阅读《ABB：跳舞的巨人》之类的书籍。管理学教授继续向商学院学生兜售他们热衷的理论，仿佛那就是普世真理。

各种管理潮流不断地兴起衰退，管理专业的学生始终是大学校园中最迷恋金钱的那帮人（即使在“MBA誓言”提出的鼎盛时期——2009 年——也只有20%的哈佛商学院学生宣誓遵守誓言，自那以后这个比例更是每况愈下）。而管理类文章也继续以更加丑陋的方式扭曲着通俗语言。

第二项指控：管理学著作充斥着令人费解的管理语言

显然，这是一项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无法否认的指控。似乎在商学院或者管理研讨会的氛围中，潜藏着某些能摧毁人们明明白白说话或清清楚楚写字的东西，在管理学著作中可以看到令人费解的比喻、连篇累牍的行话、复杂糅合的句式。而书写风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风格会影响内容的表达，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正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46 年发表的《政治与英语》一文中所言：语言“之所以变得丑陋及不精确是因为我们兜售的思想是愚蠢的，而杂乱无章的语言更容易让我们得到愚蠢的想法”。

第三项指控：在混淆视听的云雾之下，大师们的多数言论其实平淡无奇

在外界看来，管理大师们似乎太过于频繁地使用普通常识（如“顾客即是上帝”），许多为人熟知的名言（如“全面质量管理”）现在看来已显得陈腐。管理大师们常常声称要预测未来，但他们所做的一切却只是在描述现在。

管理大师永远在预言一个早已到来的未来。正如幻想破灭的前管理顾问马修·斯图尔特（Matthew Stewart）所言：“壮志雄心的大师们似乎都明白，通往财富的道路是用混乱的陈词滥调和无事实根据的伪理论铺就的。只要使用一两句行话并加上一个感叹号，就没有哪一种包含管理智慧的观点会显得平淡或者陈腐。”

以上这些指控都没有错，但管理理论行业的毛病并没有批评家们指出的那么多。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普通的事，在目光远大的管理理论家开始探讨它们时，并非是平淡无奇的。

例如，回溯到20世纪50年代，德鲁克曾预言了蓝领工人的衰落以及知识工作者的兴起，当时的背景是工会盛况空前，共产国际更是在计划创造一个工人的天堂。另外，人们不再提“全面质量管理”的说法，并不是因为它已过时，而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已在为此而努力。叙述浅显道理并没有什么本质错误。之所以要招聘管理顾问，一个原因便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第四项指控：管理理论是短暂流行的

管理理论家具有永远追求革命的激情。他们永远在揭示理念，以某些缩写词为之冠名，以科学语言作为装饰，以自信愉悦、乐观进取、征服世界的措辞加以表述，以保证这些理念“在竞争中取得成功”。（卢·格洛因甚至曾发明过一个“系统术语制造器”，它有一个包含30个术语的词库，能让你打造自己的管理潮流。）

然而数月后，随着这些理念被一一实践，“在竞争中取得成功”的目标却依然虚无缥缈，于是理论家们又去揭示一些新的理念。以下这些名词足以说明一切：目标管理、头脑风暴、T群组、精益生产、平衡计分卡、逆向创新、客户关系管理、企业社会责任，等等。

理论的潮流反映了企业的趋势。大师们永远能发现那种在竞争中得到获胜秘诀的公司。然而几年之后，那些成功公司变得举步维艰，陷入困境，甚至破产。丰田和BP一度被奉为卓越的典范，而后来丰田恰恰在它理应精通的全面质量管理方面地位不保，BP声称要“超越石油”（Beyond Petroleum）的豪言也成了笑柄。曾经追捧丰田和BP的那些大师们，现在转而追捧诸如谷歌和百思买这类企业。这些充满奇迹的现代公司犯错并衰落之前，能维持多长时间的成功？而那些一度著书称赞它们的大师们又是在哪里犯错以及原因何在呢？

这些理论尽管会使大批管理人员困惑，却仍然能继续支配他们。2009年，贝恩咨询公司调查了在25种主要的管理技术中，管理人员最常使用哪几种。结果是平均使用了11种技术，而欧洲公司比美国公司更热衷于此。随着新管理方法在各地爆炸式地涌现，管理潮流似乎越来越变幻莫测。这些工具往往在某一年横空出世，到下一年便抢占潮头。

谦卑的企业家试图跟上最新的管理潮流，但每当他们开始推动某种改革时，往往发现那个改革理念已经过时。而唯一胜出的人是管理理论家，因而他们变得越来越富有。确实，我们不难构建一种阴谋论来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

已成名的大师享受着奢靡的生活，他们总是在寻找方法来更新自己的论点；而那些想要成为大师的人——过度操劳但梦想花些时间陪伴家人的管理顾问，或是薪金微薄但梦想坐头等舱旅行的商学院教授——总是试图创造能帮自己树立名声的革命性理念。所有人都在管理理论行业里拼命转动车轮。因此，该行业的核心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悖论：太多过度炒作的新理念与缺乏冷静思考的批评。

左右为难的企业

其实许多抱怨管理理论昙花一现的人都没有切中要点，因为尝试新理念并不一定有错。类似于人们练习慢跑或者举重，新理论能促使公司锻炼自己的肌肉（通用电气的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甚至将他的一个管理体系命名为“workout”，意指管理上的改变有益于企业健康）。但当这些理念彼此抵触时，问题便随之而来。管理理论的真正问题在于，它将组织和个体推往不同的方向。

如果存在一种理论将公司拉往一个方向，就会出现两种理论将公司拉向不同的方向。

有时，前一刻大师们在讲授全面质量管理、质量检查和减少瑕疵的重要性；而下一刻，他们又坚称公司发展的关键是“速度”（这意味着对质量检查可以稍微放松）或者“创新”（这意味着要有勇气去犯错）。有时，前一刻他们声称公司的优势取决于企业文化，并且越有特色越好；而下一刻，他们便要求公司拥有“多元文化”，以塑造一个能反映不同社会群体的典范。有时，前一刻他们鼓励公司要保持一致的、单一的、强大的“愿景”；而下一刻，就警告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信奉任何单一愿景都可能是自杀行为。有时，前一刻他们还在催促公司要“再造自我”——这通常是“开除懒散员工”的委婉说法；而下一刻却告知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绝大多数管理理论家对于全球化好还是本土化好、企业是大型好还是小型好、是为股东服务还是为利益相关者服务，都没有达成一致。最终，他们通常会告诉管理人员要对所有的人做好所有的事，以掩饰他们对于“做对才能做好” 这个平实短语的混乱认知。令人惊奇的并不是诸如丰田这样的大公司在面对自相矛盾的建议时还能蹒跚前行，而是公司在面对这些建议时竟然还能运作。

当这些自相矛盾的建议波及公司与其员工的关系时，它们是格外有害的。在管理理论中最时兴的一个词是“信任”——正是“信任”保持了“知识工作者”的忠诚并激励他们提出新理念。然而，大师们同时也讲授“弹性”（flexibility）的好处，这个词通常是裁员的简称。确实，公司利益与雇员利益之间的矛盾日益增长，使企业得到保障的措施——如解雇员工、签订短期合同，或者引入弹性工作制度——恰恰令员工感到不安。与此同时，唯一能够解决这些矛盾的人就是最没有时间来处理这些事的人——老板——这全都是机构扁平化的功劳。

这些公司内部矛盾反映出，在管理理论核心处有更深刻的认知混乱：理论分为两大根本对立的学派战场，它已经算不上是个统一的学科了。管理学家通常分属两个敌对阵营，受不同的人性哲学引导，而管理实务则在两大阵营间大幅摆动。

科学的管理理论基于这样的理念：普通工人是懒散的，他们只受贪婪的驱使；管理人员的职责是将工作拆解成小的组成部分，以便最愚蠢的人都能够掌握，管理人员还要设计激励体系，以便最懒惰的人都能全力以赴地工作。

但在另一阵营，人性化的管理基于这样的理念：普通工人如普罗米修斯——理解力强、富有创造力，以及善于自我激励；管理人员的工作是确保雇员对工作感兴趣，能发挥出最佳能力，并通过下放决策权给车间工人，创建自主管理的团队，以鼓励工人提出改善公司的建议。实质上，这是关于“硬性”和“软性”管理之间的讨论。

前一种理论，在科学管理的伪装下，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都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后一种理论打着“人际关系运动”的旗号，在20世纪50~60 年代取得了进展。从此敌对的理论家们展开了拉锯战。乘着日本管理的潮流，人性化管理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优势，但在90年代重组潮获得共识时出现衰落。到21世纪的头10年，随着公司开始认同自我激励和企业社会责任，人性化管理再度领先，但全球经济陷入崩溃之际又再度衰落，讲求现实的裁员和重组得以回归。

这为左右为难的企业带来了两大令人担忧的影响。第一个影响是加剧了焦虑感。就算没有大师们的推波助澜，单单是经济衰退已经让生活足够艰难了。但管理理论家不断地抛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如从培养人才到解雇员工，再到将业务搬到印度的班加罗尔。《哈佛商业评论》甚至给每个电子订阅者发送“每日管理提示”，如“以退为进！”、“给你的敌人搭桥！”、“一定要保持你的指甲干净！”然而每一个尝试跟进所有这些建议的人，都会迅速陷入精神错乱。

它产生的第二个影响是仅限于口头上的表达——以及承诺。当对立的理念呼啸着与其擦身而过时，管理人员已经学会了只是口头说说这些理论，而不是真正理解它们，更不必说劳神实施了。如同苏联旧式官僚以及朝鲜现在的官僚一样，许多管理人员生活在一个双重世界中：真实世界和官方认可的理想世界。所以，他们一边提及“授权”，一边习惯性地积蓄权力；一边大谈“企业社会责任”，一边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推卸工作。

这种故弄玄虚的言辞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管理理论已是国际精英的通用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企业和国家领导人与日俱增。对于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而言，商学院的教育背景越来越像个必需品，并且有可能的话他们还要去咨询公司待上一阵子。从上海到旧金山的每个机场贵宾室里，你都能听到熟悉的管理语言。

管理理论甚至影响了政界，左派和右派之间的老式斗争似乎已不再重要。在英国大选中，新工党和新保守党的政纲之间难以分辨出有什么不同——更不用说去理解自由民主党的理念了。相反，该战场已经变成了一个管理效率的战场：谁将最适合“管理”这个国家？谁将更有效率地“改组”政府？谁具备掌控危机的必要领导力？如果以上辩论在自相矛盾或者空洞无物的前提下进行，那么每个选民都会深受其害。

期待走向成熟

一些人可能会认为所有的这些矛盾表明：管理理论本身就充满了矛盾。而我宁愿将它视作一个不成熟的学科，在某种程度上，管理理论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阻碍了其成长。

如今，管理理论与100年前经济学的地位大致相同。管理学的许多基础原理仍未确立，仍然在等待着它的熊彼特或是凯恩斯。这个学科缺乏辩论的规则，所以仍然需要向大刀阔斧的改革者开放，以磨砺自身——这非常类似于经济学曾向马克思开放。

然而，如同100年前经济学的奠基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及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那样，管理理论也有自己开疆拓土的元勋——阿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P. Sloan）和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

并且管理理论引领了对一些重大议题的讨论，诸如全球化、工作的性质，以及企业结构的改变。20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业之所以击败美国制造业是因为前者信奉“质量”；而印度公司之所以成为外包巨头，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已经懂得如何将原本为制造业设计的管理技术应用到服务业。

我们期待管理理论行业走向成熟。这里也表达一下企业人士读者对管理著作的基本要求：是否容易理解？是否具有知识性？是否前后一致？实际上，那些出色的管理大师，例如彼得·德鲁克和 C. K. 普拉哈拉德，一直坚持希望自己的理论接受这样的评判：被当作一门严肃的“知识性”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