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来了半年,经理就把这家公司管理得“日薄西山”

老板、中层、员工谁之过?

晚上9点,张晓莉在昏黄的灯光下打开笔记本电脑,又看了一遍《天下无贼》——她倒不是为了看那位最近传出婚变的明星,而是为了反复品味另一位以“瘫”闻名的明星说过的一句台词:“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她想知道人心是怎么散的。

在全市闻名遐迩的D文化传媒公司里,张晓莉只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

如今是张晓莉作为“空气”存在于公司的第四个年头——她忽然觉得这是个不寻常的年景,当然,不是好的方面。

在D公司,张晓莉曾度过了怡然自得的三年:每天早上九点多喝着酸奶晃晃悠悠走进办公室,写写稿,做做PPT,一上午就过去了;中午吃完饭打个瞌睡,下午出去跑跑客户,或者干脆以“跑客户”的名义跟同事去周边逛街——D公司的办公地点就在市中心一座新启用的写字楼里,那周围的综合体够她逛。

当然,张晓莉也有忙起来的时候——最让她操心的是给客户看的PPT,由于要在客户面前充分展示公司实力(这样才好“让”客户投广告),部门吴主任对这个都非常重视,所以这也成了她唯一需要加班到晚上七点半才能完成的任务。当然,这种时候不多,每月一次了不起了,持续时间还不如她的例假。

更让人羡慕的是,张晓莉的工作虽然轻松,收入却不低:每月基本工资3000多,每季度有奖金,每次举办活动也有奖金,部门拉来广告,公司还会发奖励——这时吴主任总会大方地把奖励均分给每个人,理由是大家虽然分工不同,但都付出了辛劳。这样算下来,张晓莉的年收入大概在12万左右,跟同事比不算多,却也足够让她跻身所在城市的中高收入群体。

上述内容就是体面的都市女白领张晓莉的幸福生活,也是她如今常常独坐窗前,不断追忆的美好旧时光。

去年春天,D公司迎来了一位新的总经理——严总,这是一位既喝过洋墨水,又跑过基层业务的全方位复合型人才。上任伊始,他就对D公司进行了全方位复合型的改革。

张晓莉很快发现,严总很对得起自己的姓氏,真的很严。

比如严总上任的第二个星期,被他抓住上班迟到的6名员工就被扣了工资——不多,每人50块。然后他要求综合部下发通知,重申了“所有员工必须早8点上班、晚6点下班,上下班都要打指纹,而且中午只有1个小时是休息时间”的纪律——员工就算没事,也得端端正正地在办公桌前坐够9个小时。

同时,严总还要求员工上班必须着正装,以彰显公司形象;在办公室里不能随意上网,不能玩手机,不能谈论跟工作无关的事——像“XX商城新开了一家冰激凌店,好好吃,咱们去尝尝吧”这类的内容,是明令禁止的,除非你别让他听见。

平心而论,这些规定并不过分,只是员工们自由散漫惯了,很不适应。针对这个情况,严总在到任的第三周开了一次全体员工大会,告诉大家不适应没关系,如果谁觉得某项规定不合适,可以当面跟他说,但不能跟别的同事说,更不能在办公室、会议室、餐厅这些地方说。结果可想而知,谁也不去当面跟他说。

一开始,大部分员工对这些新规也不怎么放在心上——难道严总还能每天挨个办公室转悠吗?既然他不能,那大家还是该吃吃该喝喝该聊聊,顶多别再穿拖鞋和短裤上班就是了,有啥大不了的?

后来事实证明,这些确实没啥大不了的——特别是跟之后的“暴风骤雨”比起来,更显得微不足道。

到任一个多月后,严总修改了公司的考核制度。他英明地指出:做媒体的,应该崇尚“内容为王”,以前“能拉广告就是大爷”的考核方法是竭泽而渔的短视行为,必将导致D公司落后于时代潮流。所以他规定:不管员工能拉来多少广告、为公司带来多少收益,都必须写稿子,稿件质量在新的考核办法中占一半比重,谁的稿件写得不够多、或不够好,就降薪、扣奖金。

可是问题又来了:稿件“多不多”还好说,“好不好”,由谁说了算呢?严总的答案是:社会版块的人。

在此之前,D公司的稿件审核人员是比较少的,而且平时基本只负责校对错别字和不通顺的语句,让他们来评定稿件质量,严总也知道不靠谱。于是他说,社会版块平时写稿最多,文笔最好,暂时先由他们承担起这个任务。

于是严总创造了一个奇迹:十几年来一直门可罗雀的社会板块办公室,突然变得门庭若市,大家争相巴结起那些过去连招呼都懒得打的“书呆子”和“愤青”来,从帮忙打饭到请客吃饭,从帮忙取快递到帮忙寄快递,干什么的都有。

这幅景象为后来的一系列“巨变”拉开了序幕。

当大家都紧张起来的时刻,张晓莉却保持着淡定——工作这几年来,她一直都是公司里最云淡风轻的人之一,好像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纷乱,她心里始终有个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可以让她过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生活。当然,更现实的原因是她作为部门的写稿主力(码字这种活,老员工都懒得干),完成任务很轻松,工资不会因此下降。

然而工资不降,不代表收入不降——她还没得意几天,严总又出大招了。

这次的大招是收回所有员工手中的“客户权”——在严总主持的第二次全体员工大会上(这种会以前不常开,张晓莉工作以来一共开过4次,其中3次都是严总开的),他用非常直白的话告诉大家:“你们以为能争取到客户,就说明你们很有本事?别自作多情了。客户跟你们合作,根本不是看你们的面子,而是看公司的面子,要是没有公司,你们什么都不是。”

这话虽然不中听,但用在D公司上,倒还真有几分道理,可问题是严总并不只对自家员工说这些,他对客户也这么说。

很快,几乎所有客户都知道D公司变天了:从此,普通员工再也没有权力降低哪怕一毛钱的广告价格,甚至连建议权都没有。拥有建议权的最低级别员工是各个版块的部门主任,而决定权,属于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们。

于是客户对普通员工们的热情一落千丈,员工们跑客户的热情也一落千丈——这下他们倒是真的可以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严总比之前的总经理忙得多:他一面要跟大大小小的客户谈这谈那,一面还要审核大大小小的稿件和广告内容,越忙越烦,越烦越忙,在他眼里,下属全成了一群不能替他分忧的饭桶。

——那就天天批评、周周加班、月月扣钱吧。

如是两个月下来,吴主任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同事们的笑容越来越少,连最最云淡风轻的张晓莉也觉得云很浓,风很重。

说老实话,张晓莉压根不在乎那块儿八毛的工资,但自从客户不再给她送购物卡,她就被迫无限期搁置了买咖啡机的计划。

至于奖金——这是张晓莉月收入中的“大头”——现在正向主任和两个副主任手里高度集中。

“李哥,”某天下午快下班时,张晓莉瞅个办公室里没人的空叫住了李强,“上次接完活动,咱每人都分到了6000块,怎么这次只有600?你少写了个0吧?”

李强是个老实本分的人,比张晓莉早进公司两年,平时都是他负责把部门的奖金打到每个人的银行卡里。“怎么会呢,”李强有些疲惫地说,从他的表情看,张晓莉不是唯一一个问这种问题的人,“你放心吧,就是600块,没看错。”

“为什么?”张晓莉问,“这次的奖励这么少?公司也抠门了吧。”

“哪儿啊。”李强压低了声音,“公司给的奖励还是那么多,但这是发给部门的,又不是发给咱。”

“你的意思是——”张晓莉若有所悟地说,“——他们三个主任把剩下的钱都——”

“对,就是你猜的那样。”李强苦笑了一下,“主任说,这次活动是他们三个亲自去跑客户的,所以——唉,你懂的——”

“但是咱们也干了很多活啊!你不是还加了俩通宵的班吗——”

“所以主任给了我900,你们都是600。”李强说,“不过主任觉得他自己更辛苦。现在他比之前忙多了,事事都要亲力亲为,还整天挨严总的骂,很不容易。”

张晓莉睁大了眼睛。“是这样没错。”她勉强承认道,“但这又不是咱的问题,谁让公司现在——”

“——这是谁的问题重要吗?”李强打断了她的话头,“反正现在就这个样子,你知道我没少给你打钱就行了。”

“可是主任不怕你告诉我们真相?”张晓莉惊讶地说。

李强又苦笑了一下。“主任怕什么?他让我写了个分配方案,报了上去,严总签字同意了的。”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严总也真是的,怎么能同意这种方案,他就不想想咱这些基层员工容易吗?”张晓莉率先打破沉默,“还有吴主任,光想着严总同意,他就不怕咱骂他?!”

“嗨,咱算老几?”李强说,“咱在人家吴主任眼里连根葱都不如,他怎么会怕咱骂他?”

“那以后咱不给他干活就是了。”张晓莉气愤愤地说,“反正累死累活地干也就那样,何必呢。”

“岂止你这么想啊。”李强又压低了声音,“昨天下午你不在,王哥发牢骚,说‘给多少钱,出多少力’,吴主任老大不高兴呢。他说,现在的年轻人,目光短浅、斤斤计较,没资历没贡献没能力,就想要钱,太不成熟了。”

张晓莉抬起头来。“是我太不成熟了吗?”她皱着眉头问。李强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他说,“大概咱们都不成熟吧。”

被吴主任批评为“不成熟”的“王哥”名叫王松原,年纪不大,但比李强进公司还早了一年多。

在张晓莉和李强那场对话的两周后,王松原向公司递交了辞呈,转投一家动漫制作公司,从事3D特效制作。这个活挺累人,经常要忙到凌晨,收入也不高,不过王松原干得很开心——至少在朋友聚会时,他在张晓莉面前表现出来的样子很开心。

他对她说:“我们是按工作量和业绩提成的,多劳多得,干得好奖金就多,跟当不当主任没关系,所以我舒心。你想,部门主任的职位毕竟很少,我这辈子熬不熬得到那个位置,很难说,几岁才能熬到,更难说。我可不想压抑那么多年。”

王松原提到“当主任”的话题也是有原因的:从前,D公司很多老员工手里都攥着一大把优质客户,他们虽然不是部门主任,但收入很多,也就甘当闲云野鹤。按说这本来不算坏事,但有点副作用——一些“老家伙”仗着自己资格老、客户多,经常不听部门主任的招呼,甚至当面顶撞主任,搞得年轻员工也有样学样,让主任们的权威严重受损。

严总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由于考核制度的变化和“客户权”的回收,老员工们要想维持从前的生活水平,就得拼命巴结部门主任,甚至拼命争当部门主任,这就是所谓“不想被人使唤,就得使唤别人”的铁律。可是部门主任一共也没几个,不可能大家都当上,那些当不上的人混不下去,只得出走——就在王松原辞职的前后,有7位四十岁以上的元老级员工也选择了闪人。

“唉。”张晓莉左手支颐,有点心不在焉地叹息着,“离开就一定好吗?吴主任说,现在很多小公司更困难呢。”

这句话好像刺痛了王松原的自尊心。不过他还是很客气地说:“在吴主任眼里,我们肯定是个‘小公司’,随时可能倒闭,但D公司从前不也是个‘小公司’吗?你们看到的现状是,你们比我轻松,挣钱还比我多,所以你们觉得吴主任的选择比我更正确。

但你们想过没有,D公司从前的优越是因为它几乎垄断了咱们市的市场,这对其他公司来说是不公平的,你们有钱有闲的生活对其他公司职员来说也是不公平的。这种状况早晚要改变,你看现在S公司多猛,说不定他们很快就超过你们了。”

张晓莉呆呆地盯着王松原看了一会儿,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才成立5年多的S公司确实发展很快,现在已经成为全市仅次于D公司的重要力量。它也成了D公司老员工们离职后的首选。

“到那时候,我也去S公司。”同来参加聚会的李强乘着酒兴说。这话引起了好几个与会者的附和。

“到那时候?”王松原冷笑一声,“到那时候你们还值钱吗?要是让我说啊,你们趁现在走吧。”

半晌没人接口。过了一会,李强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最近张晓莉发现,严总又迷上了“公司文化”。

这些东西都是人力资源部搞出来的,各种概念十分高大上,张晓莉完全搞不明白。不过公司里突然弥漫的激昂慷慨的氛围已经深深感染了她,让她也变得激昂慷慨起来。

李强倒是没跟着大家一起热血沸腾。某天中午,两人在餐厅里碰到,李强用最低分贝的音量向张晓莉阐释了他理解的“公司文化”:严总说的“文化”,其实就是“既然你是D公司的员工,你就得多夸D公司的好。如果你觉得S公司或其他公司更好,你就是不对的,你就是D公司员工的‘敌人’。”

“我觉得这话没错呀。”张晓莉不解地说,“咱是D公司的人,为什么总要说自己不好,说别的公司好?你该不会真的也想跳槽吧——”

“哎——你小声——”李强紧张地环顾四周,双手连摇,“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说,我觉得这个逻辑不通啊。”

“怎么不通?”

李强的脸涨得通红。“没、没——”他有点语无伦次地说,好几个米饭粒从嘴里喷到下巴上,“我就随便说说,吃饭吧。”

张晓莉觉得有点尴尬。她向来是与世无争的,这也是别的同事虽不重视她、却敢跟她说几句真心话的原因之一,她不想破坏这种状态。“我真没别的意思。”她柔声说,“我只是不懂啊。我听人力资源部的赵姐说,S公司为了从咱这儿挖人,让好多原来咱公司的老员工到处说咱的坏话——他们就是见不得咱是全市第一。”

“商业竞争嘛,你说的这些事肯定有。”李强抬头看着张晓莉,“咱不也经常说S公司的坏话?大家彼此彼此。”

“可咱说的都是真的啊。”张晓莉说,“他们是使坏,整天搞小动作,故意给咱泼脏水。”

李强神秘地笑了。他低着头,一边拨弄着盘子里的卷心菜,一边轻声说,“你去过S公司吗?你怎么知道咱骂他们的话就不是泼脏水?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听从家装版块跳槽过去的魏哥说,跟你同样岗位的人在S公司一年能挣将近20万,你呢?现在还有10万吗?”

“以前有的,现在没有了。”张晓莉咽了口唾沫,“但是严总说了,员工要是频繁跳槽,别的公司也会觉得你不忠诚,不会真的瞧得起你。再说现在公司困难着,员工不能光想着自己赚钱,要是公司保不住全市第一——”

“——保住全市第一,跟你有什么关系?”李强打断道,“就是保住了,你的工资能涨吗?”

“要是保不住,还会降啊。”张晓莉很久没跟别人争辩过了,一时间几乎找不到合适的措辞,“咱的业绩下降,公司很难——”

“行了行了,你说的这些我都听过。”李强一反常态,毫不客气地说,“公司困难,可是严总的收入受影响了吗?吴主任上个礼拜又在西部新城买了160平的房子,他受影响了吗?公司困难咱就跟着受罪,他们怎么不跟着受罪?”

张晓莉默然。其实最近这段时间,类似的言论一直不绝于耳,连她这种“闲人”都听得多了:老板嫌员工不肯出力,员工怨老板不够意思。她不知道谁的话才是真相。

后来她又知道了一个事实:向来小心谨慎的李强那天之所以敢说这些话,是因为他也准备好了跳槽。

其实这些天来,严总心里也很苦:虽然他多次强调,员工的成就都是背靠公司这棵“大树”才取得的,但实际情况跟他的说法存在出入——比如一些跳槽的老员工带走了优质客户资源,还有些年轻员工把自己的创意贡献给了别的公司,这些对D公司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

更让严总郁闷的是,很多员工因为过得不爽,就倍加羡慕主要竞争对手S公司的宽松氛围和优厚报酬,本来S公司只有五分好的,经过他们想象和渲染,就成了十分好。

如果换上一位总经理面对这个情况,他会努力按照S公司的标准来改善D公司员工的待遇(当然,有些员工要求太过分,他也不会全都答应),不过严总似乎不打算那么做。他的对策是,尽可能说S公司及其他被员工羡慕的公司的坏话,本来S公司只有五分坏的地方,经过他想象和渲染,就成了十分坏。

D公司努力放大着一切“S公司侮辱D公司”的事件。比如市里某部门举办了一个论坛,在排座次的时候不小心把S公司总经理的座位排在了严总前面,虽然很快更正,但严总还是大骂S公司故意给D公司难堪。又比如D公司搞拓展训练,日期跟S公司撞在了一起,人力资源部就抱怨说S公司从中搞鬼,故意把不好的场地留给D公司。甚至某明星来市里搞粉丝见面会,接受了S公司娱乐版块记者的采访,却没理会D公司,也被说成是“S公司故意羞辱”,连那位明星也被骂了个狗血淋头。

其实没人敢断定S公司确实并非故意羞辱D公司——很多时候,它就是故意的,因为它们是竞争对手。然而D公司因此觉得,既然S公司是坏人,那么它善待自己员工的行为肯定也是错的,是不值得借鉴的。

到这时,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明白,D公司打算在“高强度、低收入”的道路上走到黑了。所以大家也就打算在抛弃它的道路上走到黑——有本事的都在积极另谋高就,没本事的每天出工不出力,嘴上提了一套又一套“创新方案”,却没人真的去落实它们。

尾声

“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大家的。”在第三次公司全体员工大会上,严总痛心疾首地说。此时公司业绩已经连续三个季度出现负增长。“你们怎么就不肯为公司出一份力呢?!”

会场鸦雀无声。张晓莉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她不敢大幅度转头,那样会被严总骂),发现大家面无表情,既没有哀戚,也没有悲凉,有的只是彷佛永无尽头的冰冷和漠然。

“我们的钱一直在少,工作量一直在多,可你的钱一点都没少,该买房买房,该出国出国,你还说公司是大家的?”会后张晓莉听见同事愤愤不平地小声嘟囔。她无从求证这些话的真假,但她开始相信这是真的。

不久之后,张晓莉接到大学同学的邀请,离开了D公司。出乎她意料的是,她受到了吴主任的全力挽留。

更出乎她意料的是,告别这个工作了四年的地方,她居然并不伤感。

她只是很累。从此以后,她不想再听到D公司的任何消息,无论它重振雄风还是关门歇业,都与她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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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梦如是
来源: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