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在现实世界里摸爬滚打过的政治领导人。太多的执政者从未在政治圈以外工作过。这是老生常谈了。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商界领袖是答案的话，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则几乎每天都在向我们展示，实现从执掌企业到赢得竞选的跨越是多么困难。

商界领袖似乎并不明白，公职人员对各类事件的掌控权没有首席执行官(CEO)大

这其中有两点原因。第一，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和卡莉•菲奥里纳(Carly Fiorina)等商界领袖（上述两人都曾在竞选中落败）似乎并不明白，公职人员对各类事件的掌控权没有首席执行官(CEO)大。正如政治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的那样，企业老板可以雇人、炒人、收购和出售，但是即便是美国总统也要受限于宪法，还可能受到国会掣肘。

英国首相拥有更多的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但仍然要容忍那些可能以挑战首相为己任的反对者。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面对自己的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曾一次次强压怒火。这样的状况没有哪位首席执行官能忍受一周，更别提10年了。

商界领袖未准备好面对将不得不忍受的批评、谩骂和嘲笑

商界领袖之所以难以应对政治争斗，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并未准备好面对将不得不忍受的批评、谩骂和嘲笑。

媒体有时确实会攻击首席执行官。政客偶尔也会攻击首席执行官。当首席执行官被传唤到立法委员会面前接受讯问时，他们应对糟糕，而这样的讯问是公职人员习以为常的。

一些人表现得蛮横，英国零售业大亨菲利普•格林爵士(Sir Philip Green)今年6月接受英国下议院委员会质询时就是如此。（该委员会要求格林对BHS的养老金缺口作出解释；BHS是格林曾经执掌的连锁百货店，后来破产。）又或者他们在电视听证会的聚光灯下窘迫不安，结结巴巴地回答问题——2012年，当英国议会委员会就税务安排对星巴克(Starbucks)、亚马逊(Amazon)和谷歌(Google)的高管们进行讯问时，高管们的表现就是如此；2008年，当国会议员们要求美国汽车业首席执行官们解释为何乘私人飞机来华盛顿时，首席执行官们的表现也是如此。

没有几位企业老板知道面对政客所经受的那种谩骂是什么滋味，抑或被讽刺漫画恶搞是什么滋味。《卫报》(The Guardian)漫画家史蒂夫•贝尔(Steve Bell)认定，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光亮的粉红肤色看起来就像是头上套了个避孕套，于是就把这位前首相画成了这个样子，并且一画就是许多年。南非的漫画家Zapiro总是把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画成头上长出一个花洒的样子——时刻提醒他记得，2006年他因涉嫌强奸一名HIV阳性的女性而受审时（后被判无罪），他说自己通过冲澡避免了感染。

政客或许厌恶这些恶搞，但是他们不得不忍受。贝尔表示，卡梅伦曾经跟他说“一只避孕套的‘容量’是有限度的”(you can only push a condom so far)——上个月在画卡梅伦离开唐宁街10号的漫画时，贝尔把这句话写在了画中搬家卡车的车身背面。

相比之下，首席执行官身边围绕着急于讨好的经理和员工。和上司顶嘴的人待不长久。商界领袖变得习惯于接受崇拜，但是这使得他们对外人的指责过于敏感。一名已经退休的商界领袖曾因为我在文章中说他无法接受批评，而打电话过来冲我大吼大叫。

政客的新闻官也会尝试威吓那些批评者，但是那些成功当选公职的人知道，他们往往不得不任由别人批评。

任何一位政治领袖都会告诉特朗普，不要攻击福克斯电视台的女主持人梅金•凯利(Megyn Kelly)，说她“双眼通红，热血简直要从身体里喷出来了”。面对来自美国穆斯林阵亡士兵的父母的批评，明智的政客会说他有多么敬重他们的牺牲，而不是像特朗普一样，暗示那位士兵的母亲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上被禁止发言了。

没有几个首席执行官会像特朗普一样辱骂他们的批评者。像特朗普一样言语轻率、四处挑事的首席执行官更是少之又少。许多首席执行官会拒绝被拿来跟特朗普相提并论——他们理应如此。但是特朗普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展示了一名自恋的老板在进入公共领域后，会不相信人们居然胆敢批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