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权激励制度的起源与兴起

股权激励制度的雏形见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生产资本的高度集中引发了经济的垄断,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劳资矛盾日益加深,一部分企业家开始尝试给予员工股份,允许员工分享公司利润,以改善劳资关系。比较有名的员工股权激励计划有“西尔斯计划”、“J.C.彭妮计划”和“宝洁计划”等[1],但这些计划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股权激励计划,只是一种打折购买本公司股票参与分红的计划。随着 1929 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爆发,股权激励计划一度中止。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税收逐渐上升,使得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增加到 90%以上,为减少高级管理人员的税赋,辉瑞制药公司发明了股票期权,股权激励制度正式诞生。此时的股权激励仅仅是一种避税的安排,相关人员在设计制度时,并没有考虑到其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

随着经济学家、企业家的探索与努力,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美国有一定数量的公司采用股权激励计划,这些企业期望通过采用这种方式,将企业的利益与经营者的利益更紧密的结合起来,以解决现代企业制度下两权分离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股权激励计划特别是股票期权设立的基本点是为了保护股东的利益,而股东的利益很大程度上来自股票额增值和分红。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股票市场快速发展,使得股权激励为经理人带来了很大的收益,成为薪酬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股权激励制度也在此过程中得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据统计,在美国五百家大型企业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企业选择股票期权的方式。欧洲、日本、新加坡等国家也意识到股权激励的重要作用。这些国家的政府也都根据自身的不同情况,拟定了与本国相适应的股权激励制度。股权激励制度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广。

二中国股权激励制度的发展概述

在我国,股权激励最早可追溯至内部职工股和公司职工股以及此后的工会代持股和员工持股会持股等制度。受限于国情与法律规定,该制度发挥的作用有限,且在企业或公司上市融资过程中逐渐成为被清理或规范的事项。

2005年底,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原办法”),规定了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基本要求、实施程序和信息披露等内容。2006年,沪深两市共有43家上市公司公布了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其中有22家获得证监会无异议备案[2]。此后,中国证监会于2008年陆续发布了《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号》(“备忘录1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2号》(“备忘录2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3号》(“备忘录3号”),当年公布股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共有60家,创历史新高[3]。随后,证监会于2013和2014年先后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明确股权激励相关政策的问题与解答》和《关于股权激励备忘录相关事项的问答》,进一步完善并公开了股权激励备案标准。截至2015年底,推出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总共有808家,涉及股权激励计划达1110个,其中有229家公司推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股权激励计划,对科技型、创新型公司的推动比较明显。[4]

2015年12月18日,中国证监会公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拟对原办法进行修订,共征集到有效意见建议130条,采纳意见41条。[5]最终证监会于2016年7月13日发布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新办法”),并将于2016年8月13日起正式施行。

三新办法的重点规定解析

新办法共8章75条,分别为第一章总则、第二章一般规定、第三章限制性股票、第四章股票期权、第五章实施程序、第六章信息披露、第七章监督管理、第八章附则。

纵观新办法的规定,信息的全流程披露是新办法的重点内容,独立董事、监事会的在股权激励计划从制定到发布的全过程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监督作用,律师事务所的中介角色愈加突出,需对多个方面发表专项法律意见。下文拟对新办法中有关信息披露,激励对象,独立董事、监事会在股权激励中的作用以及律师事务所在股权激励中的中介角色等规定做重点解读。

(一)信息披露做专章规定,体现公开透明以及强化监管的理念和原则

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市场赖以建立和发展的根本和证券法律制度的核心,是上市公司向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全面沟通信息的桥梁,也是保障证券投资者权益最重要的途径。我国《证券法》第67条规定:“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对《证券法》第67条规定的重大事件做了进一步明确,其中股权激励方案即为内容之一。

原办法信息披露与实施程序合并规定于第五章,且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即只要求在定期报告中将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做出披露,在财务报告中对股权激励的财务会计处理做出披露。

新办法在起草过程中,坚持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监管理念,将原办法第五章进行了拆分,信息披露做了专章规定,共计13条,细化了对信息披露的时间、内容及程序等方面要求。其中,新办法建立完善了股权激励的临时报告制度,对于实施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项要求上市公司予以披露,涉及通过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变更股权激励方案,分次授出权益,股票除权、除息或者其他原因调整权益价格或者数量,终止股权激励计划等多个事项。披露的具体内容包括董事会、股东会相关决议,监事会、独立董事的意见,外部中介机构的财务意见、法律意见等。同时,定期报告中对于股权激励的实施情况的披露内容,新办法相比旧办法增加了“股权激励费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报告期内激励对象获授权益、行使权益的条件是否成就的说明以及报告期内终止实施股权激励的情况及原因”的规定,便于社会公众了解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为其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二)股权激励对象进一步规范、统一

新办法颁布前,原办法规定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可以包括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以及公司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骨干员工,但独立董事应该排除在外;考虑到监事会在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的监督职能,备忘录2号补充规定:“为确保上市公司监事独立性,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上市公司监事不得成为股权激励对象。”对于持股5%以上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备忘录1号规定,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可作为激励的对象。

新办法对原有规定进行了修改、整合,明确股权激励的对象包括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或者核心业务人员,以及公司认为应当激励的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的其他员工,境内工作的外籍员工符合前述条件的,也可以作为股权激励的对象。独立董事、监事不得成为激励的对象,排除了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经过股东大会特殊决议而成为激励对象的例外规定。结合新办法第38条,知悉内幕信息而买卖公司股票或泄露内幕信息而导致内幕交易发生的人员亦不得授予股权激励。对于股权激励对象负面清单的一般性描述,新办法也做了相应修改,负面信息影响的时间由3年缩短为12个月,删除了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描述,增加了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及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的负面条件。

(三)强化独立董事及监事会的监督职能

独立董事制度是随着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应运而生的新举措,对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具有重要价值,特别是针对企业中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导致内部人控制问题,独立董事制度发挥了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作用。由于英美法系国家的企业内部不设监事会,独立董事对经营管理人员的监督作用非常明显,独立董事成立的薪酬委员会决定着高管们的薪酬及激励方案。而监事会是公司内部的专职监督机构,监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以出资人代表的身份行使监督权力,监督公司的一切经营活动。

基于监事会对公司的固有监督职能,新办法第35条在原办法第29条的基础上,将股权激励计划发表意见的主体扩大至监事会,进一步提高了股权激励计划的规范性,同时将聘请财务顾问的权利由董事会下设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转移至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第五章“实施程序”的第42—49条为新增内容,详细规定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解除限售和回购以及股票期权的授权、行权和注销的程序,整个过程中更加突出了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作用;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对激励对象获授权益的条件是否成就、当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安排存在差异时以及行使权益的条件是否成就三个方面均要发表明确意见。上市公司对已通过股东大会审议的股权激励方案进行变更的,独立董事、监事会还应当就变更后的方案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

对于独立董事和监事未按照新办法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的,新办法第69条规定了责令改正、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等处罚措施,情节严重的,依照《证券法》予以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四)律师事务所作为外部中介机构的作用愈加突出

律师事务所作为证券市场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之一,既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也要维护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整体利益,还在一定程度上担当证券市场秩序规范先行者的角色,其卓有成效的法律服务更是证券市场监管运行机制的重要部分。

原办法第31条仅对律师事务所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中的职能做了规定:上市公司应聘请律师事务所对股权激励计划是否符合办法规定,是否已经履行了法定程序,上市公司是否已经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和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等发表法律意见。该条对法律意见书内容的规定较为模糊,实践中律师发表意见的事项不够统一,同时对于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律师的职能也未明确规定。

新办法第39条对法律意见书的内容要求做了进一步细化,规定律师应对上市公司是否符合办法规定的实行股权激励的条件;股权激励计划的内容,股权激励计划的拟订、审议、公示等程序是否符合办法的规定;股权激励对象的确定是否符合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是否已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是否为激励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股权激励计划是否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和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形;拟作为激励对象的董事或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董事是否根据办法的规定进行了回避及其他应说明的事项发表专业意见。

同时,对于律师事务所在股权激励实施过程中的职能,新办法明确规定了出具专项专业法律意见的7种情形:

(1)上市公司终止股权激励计划回购限制性股票的,就回购股份方案的合法、合规出具专业意见;

(2)对激励对象获授权益的条件是否成就出具法律意见;

(3)上市公司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安排存在差异时出具法律意见;

(4)对激励对象行使权益的条件是否成就出具法律意见;

(5)因标的股票除权、除息或者其他原因需要调整权益价格或者数量的,就该调整合法、合规出具专业意见;

(6)股权激励方案发生变更的,就变更后的方案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专业意见;

(7)就上市公司终止实施激励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专业意见。

除此以上规定外,新办法在董事会对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作出决议之时关联董事的回避、预留权益的比例和时限、行政备案程序的取消等做了修改或新的规定,但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做一一解读。

四结语

证券市场是一方充满着创新与活力的沃土,更是承载着上市公司及其大小股东利益的博弈领地,健全完备的市场规则和公开透明的监管法则对这样一个市场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通过对新办法的解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监管部门“宽进严管”的监管转型理念,以及建立公司自主决定的、市场约束有效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的决心,今后的证券市场在股权激励业务板块将更加重视信息及时披露、更将强调股权激励方案的公开与透明。因为需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的情形和节点将大幅增加,律师事务所在该程序中的作用也更加突出。尽管新办法于本文撰写之日尚未生效,据悉已有多家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牌公司已经开始参照新办法的规定设计股权激励方案、履行程序。资本市场对新办法的期待和接受程度可见一斑。

附件:

1、我国现行股权激励的法律、法规

2、本文所涉及新办法与原办法规定的对比

注 

[1] 陈清泰,吴敬琏:《股票期权激励制度法规政策研宄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2001年

[2] 引自http://www.vtlaw.cn/content/2011/03-02/115948424.html

[3] 同上

[4] 引自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6-07/16/c_129151364.htm

[5] 引自http://news.163.com/16/0715/17/BS1IH4DE00014SE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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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计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