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亨里克·克龙奎斯特（Henrik Cronqvist）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余方将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企业的社会责任与CEO子女信息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当CEO至少有一名女儿时，其所掌管的企业在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上平均高出11.9%，在CSR上的净收入投入额也比中位数多13.4%。

质疑：生女儿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企业公民？子女性别真能影响管理公司的方式吗？

克龙奎斯特：绝对有关系。CSR研究与分析组织KLD追踪了20年（从1992年至2012年）的相关数据和信息后发现，那些CEO的孩子是女儿的企业，在多样化、员工关系和环保方面的分数更高。我们还发现了一条很小但很有意义的产品与服务条款，内容也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家有女儿的CEO所在企业的确在CSR方面投入的净收入比中位数高得多。女性影响力似乎左右了这些高管的决定，令其转移了公司发展偏好。

HBR：所以是女儿而不是儿子支持CSR，他们的父母遵从了这一倾向？

克龙奎斯特：理论上是这样。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著作都提及过，女性比男性更乐于关心他人及社会的健康状况，女儿能增加她们父母在这方面的同情心。例如，耶鲁大学的伊博纳·华盛顿（Eboyna Washington）在研究中发现，那些有女儿的国会议员投票更为开明，特别会关注涉及生育权的法案。

我们一直都知道，父母会影响子女，如今的研究表明，反之亦然。孩子也可以改变父母在家庭和工作上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这是关于先天与后天问题的另一种观点。

HBR：仅仅是有一个女儿就能造成这种情况？

克龙奎斯特：我们在考察家庭规模时发现，CEO平均有2.5个孩子，略高于美国的平均水平。其中，48.5%的孩子是女孩，与美国总人口的性别比例相符。CEO拥有的女儿越多，其所在公司在CSR方面的得分就越高，投入也越大。但这种影响并非成正比关系。有女儿所带来的影响远大于女儿数量的多寡。

HBR：与女儿的年龄有关系吗？

克龙奎斯特：有关联的并非年龄本身，而是假以时日的经历累积。在我们的样本中，标普500指数中的企业CEO的中位数年龄是57岁，因此他们中多数人的子女已成年。比如，那些眼见自己女儿在职场遭受歧视的CEO，会更关心公平性问题。

HBR：那么女性CEO呢？她们也需要有个女儿才会更关注CSR吗？还是天性就能让她们关注CSR？

克龙奎斯特：很遗憾，我们考察的379名CEO中，只有14名女性。我们能收集到的数据实在太小，而难以得出任何切实结论。不过，她们领导的公司确实更具社会责任，在KLD考察的每一个类别（多样化、员工关系、环境、产品、人权和社群）里都排名靠前。我们怀疑，CEO自身的性别比其子女性别所起到的影响更大。根据我们的估算，有一个女儿的男性CEO在CSR方面所做的努力不及一名女性CEO的三分之一。国会议员和上诉法院法官的数据对比也显示出类似结果。所以，我们可以假定，抚育女儿的男性CEO有三分之一“女性化”的决策表现。

HBR：儿子能带来类似影响吗？

克龙奎斯特：据我们所知，儿子并不会对父母所在公司的CSR排名或这方面投入带来任何影响。要是他们对父母承担风险等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就有意思了。

HBR：回到女儿身上。标普500指数中的企业股东该担心CEO受到这些不当影响而乱投钱吗？

克龙奎斯特：我们做这个研究并不是为了确定经济结果好坏，而只是想知道，为什么有些公司会在社会责任方面比其他公司投入更多时间和金钱。究其原因，有些可能跟公司本身有关，其所属行业、企业文化、使命或地理位置决定了他们会这么做。但有些CEO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欧洲商学院的阿尔贝塔·迪·朱利（Alberta Di Giuli）与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列昂纳德·科斯托维奇（Leonard Kostovetsky）考察过美国企业的创始人、CEO和董事们的政治背景，结果发现有民主党倾向的人所在的公司，在CSR方面的排名高于有共和党背景的人所在的公司，它们在CSR上的投入也更多。

当然，投票支持谁只是一种选择，与许多其他因素也有关系。但CEO子女的性别关联则并非如此。生男生女的概率每次是50：50。CEO的子女情况略微隐性，却是有趣的特性，这正是我们认为它值得研究的原因。你或许会说，这些非常有权势的人们会受到女儿的影响，颇令人惊讶。但许多研究表明，专业投资者和美国其他人一样，带有相似的偏见。

HBR：据你推测，非美国企业的CEO也受到类似影响吗？克龙奎斯特：可能吧，尽管他们对男女平等的态度可能也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或许，在父权社会，女儿产生的影响较小，也可能更大。你或许能拿到其他国家企业在CSR方面的排名，但CEO子女的信息却很难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