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你的感觉还不够强烈，人类社会正再次经历系统升级。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更新，一些新的商业形态开始出现；与在宋朝的缓慢萌芽不同，这一次新商业会以极快的速度改造所有行业——这就是“分享经济”正在做的事。

巴黎栽过跟头的Airbnb在中国怎么玩？

Airbnb联合创始人乔·杰比亚(Joe Gebbia)，曾在一次演讲中说起自己获得创业灵感的故事。几年前，他将一名偶遇的陌生男子收留在自家客厅。当晚，睡在卧室的他忐忑难安，害怕这个开着红色马自达的男人是个精神变态，会谋财害命把他一股脑塞进后备箱。于是，乔半夜起床，偷偷将自己卧室的门锁扣上。当然，这个陌生人很普通，平安无事的留宿后，两人至今还时常有些联系。

这段经历让他发现，共享房屋其实可以是一个既交朋友，同时又赚点小钱的好方法。他和朋友一同创办了Airbnb，几年后成为估值超过20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

乔说：“这种超越交易的个人间联系，是分享经济要达到的目标。如果你只是把这叫做‘房租经济’，并非完整的定义。”

2008年成立的Airbnb是一个提供线上短租服务的平台，目前汇集了来自191个国家、34000座城市的200万套房源。

初创前两年，人们对Airbnb的认识还停留在“新奇”的层面，房东和租客的爱情故事作为广告得到大量传播。但从2010年起，嗜血的资本市场首先嗅到了颠覆业态的味道，真刀真枪的战役由此打响。

Airbnb开始获得来自多家公司的高额注资，为其向全球迅速扩张提供了支撑。去年，Airbnb新融得一笔15亿美元资金，大西洋资本(General Atlantic)、老虎基金(Tiger Global Management)以及中国的高瓴资本和宽带资本等都参与其中。

到这个时候，就算对商业最不敏感的人群也开始意识到，Airbnb绝不仅仅是“信任重建”、“个性化”、“人情味”这些理想概念的集合，而是一个能影响到千家万户的新商业模式。

Airbnb的特点在于，它赋予了闲置房间变现的能力。分享的形式突破了传统的生产组织，因此它既不是传统酒店，也不是传统的房屋租赁，在法律、税收和社区管理等方面，都对现有体系构成了挑战。

Airbnb对外宣称，该公司促进了世界各地旅游业的发展，帮助那些承办大型活动的城市，提升他们接纳大量访客的能力。比如，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Airbnb就将充当巴西政府的“另类住宿供应方”(alternative accommodation sponsor)。

可是，让超过当地酒店承载负荷的大量游客涌入，并非在每座城市都会受到欢迎。

Airbnb就曾经在旅游圣地巴黎栽过跟头。反对者指出，Airbnb使旅游业入侵到了巴黎的每一个居民区，他们无法容忍整个邻里社区都被旅游者包围。

近年来，Airbnb不断在多地受到制约。2010年，纽约州曾通过立法认定租期少于30天的住宅出租非法；2014年，Airbnb由于非法旅游租赁在巴塞罗那被罚款3万欧元；2015年，Airbnb根据判决，向巴黎政府上交了120万欧元的税费。

就算在自己诞生的城市，Airbnb也险些被法院挑战。反对者认为，Airbnb的出现，使旧金山的长租房源更加紧缺，推高了房租和房价。

尽管存在一些争议，但Airbnb全球扩张的步伐却从未停滞。

2014年，Airbnb初步尝试进入中国，因为他们知道，尽管难啃，但摆在面前的巨大市场机遇不容错过。中国旅游研究院的统计显示，2015年有一亿多中国游客走出国门，比上年增加了超过一成。

Airbnb向FT中文网透露，迄今为止已有超过200万中国人在海外旅游时使用Airbnb寻找住处。

不过，有一点Airbnb或许始料不及——已有大批中国公司几乎同步地在短租市场上扩张，且花样繁多，还不仅限于出境旅游。

房屋分享经济遭遇“中国式创新”

说到吃中国分享经济的大蛋糕，暂时聚焦出境中国游客的Airbnb或许还不如本土新秀胆大。就像另一个战场上，优步(Uber)谨慎在华扩张之时，滴滴出行早已斩获大片江山，并于近日获得苹果(Apple)的注资。

2012年8月上线的小猪短租是一家中国的创业型短租平台，仿照Airbnb模式打造分享经济让它自豪。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这些中国本土房屋分享平台，都号称能在闲置房源和短租客之间架起桥梁，他们喊着“信任重建、资源高效使用”的口号。

“其实，大家都用短租的名义，本质做的事情都还（是）不一样（的）”，小猪短租首席运营官王连涛告诉FT中文网，“我觉得更主要在于这个房子是不是个人去分享的，而不是一个小的公司或者是一个大的组织去经营的”。

放眼中国的房屋分享经济市场，自2011年来，已经诞生爱日租、游天下、蚂蚁短租、途家、住百家等数十家较大的平台。一些是新成立的创业型公司，比如小猪短租；另一些是本土互联网公司新开拓的子品牌，如搜房旗下的“游天下”和赶集网旗下的“蚂蚁短租”。

而曾经由携程控股的途家，其业务模式则恰好包含了王连涛所说的后一种类型。简言之，就是途家被质疑并不真正属于分享经济这个群体。

相比那些还在摸索市场感觉的公司，途家2015年的估值就已经达到了12亿美元。它的业务模式繁多，目前以B2C为主。大胆之处在于它不仅与房东合作，还与“二房东”合作，甚至与房地产开发商直接合作，将一些未售房进行包装，承诺投资者今后可将此房在途家的平台上进行短租，打包营销以吸引购房，途家称之为“去库存”良策。

途家的大部分房源是由各类代理商管理的，这与Airbnb、小猪等靠房主个人管理经营的模式不同。如此看来，途家的模式更接近传统租赁中介。不过，途家首席执行官罗军打的是全方位同步拓展的算盘。他说，途家的盈利模式有很多种构成，“上边是同我交易撮合，类似于Airbnb；下面是自营方式或者加盟方式；还有通过第三方的合作盈利”，并表示自己可以做到“东边不亮西边亮”。

小猪短租想做中国的Airbnb，其他人尽管也共享着“分享经济”这个精神源头，但实际业务都有所不同。4月25日刚刚登陆新三板的住百家，除了将触角伸向地陪等旅游业务外，还梦想当上中国人的海外二房东，专门服务中高端游客，靠赚差价为生。

这种经营模式的异变或许根植于中国文化。蚂蚁短租首席执行官申志强告诉FT中文网，舶自西方的分享经济强调“房主和房客分享房屋”，而中国社会无论在居住条件还是民众观念上都有很大差别。因此，他们的特色是只做整租，帮助家庭客户舒适地居住四五天。

不过，让陌生人住进自己家，这在小猪的王连涛看来，“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在小猪的平台上，仍然有许多房主和房客同住的房源，尽管从交易量来看，小猪也承认“家庭型房客占比最大”。

中国的各家短租平台看似异大于同，然而他们都逃不过一些尴尬的共性。

首先，是市场建设。他们每一家都宣称自己最大，只是衡量标准不同。例如，蚂蚁自称“国内最大的公寓民宿在线短租平台”；小猪则宣称在激发个人参与房屋共享方面，“小猪肯定是最大的平台”；途家如果也被归入同类公司的话，它在资金方面“独角兽”的身份显然熠熠生辉。

由于这些公司的订单都是网上交易，目前对实际完成的交易量很难进行第三方统计，因此短租行业的增长情况与交易热度无从查证，只有局内人才掌握各自的具体情况。

其次，是政策风险。如本文第一节所述，Airbnb在全球与各地的政策法规博弈。对于移动互联网平台上的短租，中国政府目前也没有明确的管理部门、法规条例以及征税标准。

面对如此现状，住百家首席运营官邹鑫的观点或许能代表大多数短租平台的声音。他说：“一项法律法规没有成形时，行业和企业可以按照自己的理念较自由地发展。这个无论是从节约成本，还是业务成长上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但立法后，虽然成本提高，但市场秩序会更通畅，能提高行业认可度，让消费者更放心地去消费这个产品，对于行业来说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促进。”

最后，是日渐模糊的内涵。当中国的公司引进某个西方成功的模式后，往往会对其进行改良，或称之为微创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版本的商业模式可能变得完全不同于同源概念的西方母体。如今，中国的所谓分享经济类公司是否也当扪心自问，最初所说的那个“分享经济”，到底是什么意思？

分享经济是个筐，什么都能装

在中国，“分享经济”有时也称“共享经济”，叫什么名字通常取决于近期领导人或政府报告中的正式用词。但不管用哪个名字，它的意思都是将私人的闲置物品拿出来与别人分享，还能借此赚点钱。中国经济学家彭文生从产权层面总结，分享经济的特点是“所有者暂时让渡使用权，以获得收入的租赁经济”。在分享经济界始祖Airbnb的眼里，它还拥有鲜明的特色。Airbnb全球运营官Varsha Rao强调，在她的公司，分享经济的核心理念是它一定属于“个人事务”，个人房主能用赚取的收益提升自己的生活，比如进行小微创业或继续接受教育，以此实现人生理想。

普华永道在一份报告中将分享经济归为四类，房屋和餐饮类，汽车和交通类，零售和生活消费品类以及媒体和娱乐类。但这并不是全部，还有一些如知识分享、医疗分享、物流众包、服务众包的平台等，也在以分享经济的名义活跃着。

一个问题是，符合前述分享经济特征的行为，到底算不算新事物？就本文前两节聚焦的房屋分享而言，它从来都不新鲜。市场上原本就充斥着无数的青年旅舍和家庭旅馆，如果硬说他们属于特种经营行业而短租不属于的话，那么北京的一些地下群租房，每套容纳几十张床位，租期按天算，房东的收入也比年整租给某一房客高得多，它距离短租行业仅仅就差被“互联网＋”一下而已。打车市场更是如此，原本在地下运营的“黑车”和愿意分享出行多交朋友的车主，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瞬间变身为分享经济的实践者。

既然分享并非新兴事物，为何近年来突然火爆起来？首先，这与移动互联网的平台效应密切相关。分享经济产生、实现、并持续发展的基础是技术，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和智能硬件的普及，使得交易规模倍增，且极大的降低了陌生人之间交易的成本。技术的进步，也体现在对信息不对称的削减，从而建立信任，比如在公开透明的前提下，一个差评就能给低质服务提供者带来沉重打击。

分享经济热的第二个原因，恐怕还是对概念的过度包装。分享经济就像一个筐，里面装着各式各样的租赁交易：房、车、衣物、时间……消费者可以短期使用一间房但不拥有它，或者可以享受厨师的服务，但不长期独享此服务。其实在中国，公司早已谙熟搭政策东风借势发展的经验，供给侧改革、分享经济、新经济、去库存，都不过是赚钱路上的一个个认证标签。

可惜，光靠炒作概念并不能让一家公司走多远，参与分享经济的各类企业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

这些平台大多依靠消耗高额融资以求留住用户，几乎所有公司都要面对营收逐年递增而亏损却不断扩大的局面。怎样实现盈利，是对他们作为商业公司最直接的质问。对此，大多数平台公司看法乐观，他们认为现在是平台构建、业务拓展的时期，亏损不能避免且无需担忧，待扩张完成后，公司毫无疑问能实现可持续的盈利。

然而，以个人为主要参与者的分享经济平台，很难保证用户对平台一直忠诚。消费热情随概念变得火热，但当新鲜感褪去，市场可能出现回调，烧完投资的这些初创公司终有可能花落人散，关门大吉。

其实，倒在沙滩上的公司已经不少。比如，仅在生活用品类分享平台中，Ecomodo、Crowd Rent、 Share Some Sugar、Thingloop、OhSoWe早已被人遗忘。它们中的每一家公司，都曾怀抱同样的乐观预期，也曾同样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在中国语境下，各家公司还面临着本土特色的“价格战”，通过类似不断压低价格的手段抢夺市场份额。例如近两年四处火拼的车辆共享平台，Uber和滴滴两家公司仍然烧着巨资，给平台上的注册司机高额补贴，希望留住司机并降低每单交易价格。火拼过程中，滴滴和快车已合并为一家，增强了自身抢夺市场的实力，而优步则以Uber全球的实力支撑着中国的高额亏损。这里的游戏规则似乎是，到火拼结束时，中国市场只允许最后一个站着的人留下。

与此同时，分享经济企业还要面对互联网信用制度、知识产权保护、质量保障等不得不重视的挑战。政府在这些方面能发挥规范作用，可它面对突如其来的浪潮似乎有些措手不及。虽说不管也是一种管，但前提是政府要有为且不乱作为。

正如Airbnb在采访中告诉FT中文网的那样：“我们期待被监管，但同时也支持对房屋分享的管理应该更加“聪明”(smart rules)⋯⋯每个城市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将在业务推进中，与单个城市合作讨论他们独特的政策需求”。

“人类作为一个种群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自身知识的不断增长，与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的智慧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斯塔夫里阿诺斯(L.S. 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一书中这样写道。“互联网变革”发展到今天，人们应该认识到，让技术和商业、法制、社会生活实现无冲突融合，这件事与技术进步本身同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