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婴堂医院在1741年由一位名叫托马斯·科拉姆的船长创立，由亨德尔提供经济支持，他还给医院提供了一份其清唱剧《弥赛亚》的手稿，可能因为其中的唱段“有一个孩子为我们而生”表明这应是一个快乐而非绝望的时刻。

最初育婴堂医院无条件接纳任何一岁以下的婴儿，但很快送来婴儿的数量太多，大概因为另外的去处只有济贫院，那对于母亲和孩子都是个生不如死的地方。

到了19世纪早期，焦点已从孩子们的需要转变为母亲的品性——这也正是医院后期的支持者查尔斯·狄更斯一开始所痛斥的。

他1837年发表的小说《雾都孤儿》抨击了济贫院的虔诚（只帮助“值得救助的穷人”）以及社会的伪善。但是他们——他们都是男人——勉强或拒绝承认在医院里抱到他们面前的婴孩，他们有着相比善良的老科拉姆所能设想的更广的视野。他受够了看到死婴或活着的弃婴像人们不想要的猫咪那样被扔在伦敦街道上的。他的想法很简单：照顾他们。而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家则有着不同的使命。

^{'A Mother Depositing Her Child at the Foundling Hospital in Paris', by Henry Nelson ONeil, 1855}

育婴堂博物馆的展览《堕落的女人》由社会历史学家琳达·尼德策划，以图像和物品的形式讲述了认为女性柔弱，缺乏道德判断力的基督教偏见如何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抬头，社会对男女纯洁的双重标准、对女性性欲的恐惧以及反对女性独立于男性的政治宣传又是如何甚嚣尘上的。

非婚生子的女人被社会排斥。她的孩子是私生子。为了使这一点明了，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增加了私生子条款，使单身妈妈更难获得福利，其过程也更羞耻。当时即使是干同样的活，女性的收入至多是男性的一半，这使得单身妈妈无法独自抚养孩子。社会迫使女人在经济上依赖于男人，同时指责她们在男人缺席的情况下没能供养自己的孩子，导致了一个几乎无解的情形。这明明是思想观念，却被粉饰成道德。

后来“女人也要投票，男人也要贞洁”这一主张妇女参政的口号并不是反对性自由，而是要引起对于双重标准的关注。男人曾是放荡的——看看《露天早餐》这幅画，其中身形高大、有着络腮胡子的浪子饶有兴致地盯着卖女帽的小妇人。但这里的要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确实热爱要旨——是离开家的庇护的女性是脆弱的。如果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发生了任何事（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称之为“私通”），那么一定是那个女人的错。

自然地，这种观点忽略的事实是劳动阶级的女性并不经常在家，而且她们的家简陋肮脏，许多女人被她们自己的家庭成员侵犯，或是在做家政服务时被雇主侵犯。

^{“THE DRUNKARD’S CHILDREN": "The maniac father and the convict brother are gone. The poor girl, homeless, friendless, deserted, destitute, and gin-mad, commits self-murder.”}

在育婴堂博物馆展览的请愿书令人心碎，这些请愿书来自想让自己的孩子进入育婴堂医院的母亲们，她们给出的原因常常是强奸或诱奸。女人有时轻信了男人结婚的承诺，而男人总是逃之夭夭。

对于许多女人来说，保住工作或租房的唯一机会就是放弃她的孩子。第一步就是在育婴堂医院的门房那里拿一张育婴堂医院的表格。门房马上把关于那个女人的情况记录下来——她仪表是否干净整洁，举止是否得体？

这份表格要求写上所有的关于性的细节：何时，何地，与谁，发生的次数。有很多女人不识字于是就让别人代写了。

第二步就是向医院董事会（全部为男性）亲述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对于女人来说这种维多利亚式的贫困煽情（poverty porn）是屈辱的，那么当年轻的女人们在具体地讲述她是如何私通时，这对于那些年长的绅士来说又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接下来轮到了事实检查官的工作，他们被雇来专门打听窥探这些私事以证实或是质疑女人们的陈述。关键是，女人们的一面之词是不被相信的。

^{'The Lost Path' by Frederick Walker, 1863}

展览中也展示了支持女子说法的信件，通常来讲都是男人写的，他们自然得到信赖，即使事实上正是那些不负责任的男人使女人怀孕，然后自己一走了之。

以上种种工作的目的在于发现哪些孩子是能获得救助的“适合对象”，但也不过是将道德上碰运气的事儿伪装成事实真相。

如果做过情妇是肯定会被拒绝的，而对于那些申请被拒绝的女人，展览中细致描绘死亡或者投水的画作向我们揭示了等待着她们的是什么样的结局。

^{“致适合接受本机构福利的孩子的母亲”}

那些苟且偷生的女子有何下场？看看但丁•加百利•罗塞蒂描绘堕落女人的前拉斐尔画派明信片吧，照例是梦幻般的色彩、茂密的秀发，色调则是红色、绿色与金色，这个女人只能追忆自己的昔日，那时她无忧无虑，为社会所接受，随后你会注意到她脚边有只硕鼠。这只老鼠传递的信息当然是很清晰的——下水道、阴沟、污物、废料。而罗塞蒂本人自然在一生当中有好几位情妇。

如果一个孩子被认为是“一个不错的料子”，它就会被取一个新的名字然后送到养父母家里过头五年，在孩子五岁生日时，养父母需将其送还医院，让孩子接受这个慈善机构的养育，将他们培养成未来的劳动力，这种培养与爱没有半点关系。

所有这种情况的母亲只能写信给她的孩子，但是她们不可以见自己的孩子。母亲们都会收到关于孩子的一份“收据”，写着他们的原名，不过只有医院才知道原来的约翰•史密斯现在被叫做东大街（East Street）还是凯撒。取名的过程很奇怪。在博物馆里有一份很长很长的姓名清单，也是一份按照字母排序的悲伤。

对于冷漠的英国人来说，不太能理解母亲与孩子之间曾经的羁绊、随后被迫分离以及对于爱的需要。一方面将婴儿与儿童从他们母亲身边夺走，另一方面却宣扬家庭观念，这就是我们曾有的一段黑暗史。

从20世纪以来，直到1970年最后一班飞机飞离跑道，大概有150,000个小孩因为英联邦儿童迁移项目被送到澳洲，加拿大。有意思的是，现在新闻的对此只字不提，却对“善良慷慨”的英国预期在未来的五年内安置20,000名叙利亚移民大肆报道。

这个项目最终在1967年结束了，在这年结束是有原因的。在1968年，单身女子可以使用口服避孕药了。终于我们可以掌控是不是要生孩子了，意外怀孕的情况也大幅下降。

我们现在不再讨论未婚妈妈和堕落女人的事情。单身父亲或母亲如今也已稀松平常，虽然他们常有经济困难的情况，但再也不会被污名化了。

我出生的时候生我的妈妈只有17岁，她养不起我。这也不是她的错。然后我就也有了第二个名字。我也曾经在等待被领养的时候，在一个很长的房间里一张拥挤的婴儿床上度过了六个月，房间里都是待领养的弃儿。

参观育婴堂的展览时我既感到不安又心怀希望。我们现在确实知道了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也不再把过错一股脑儿地往女人身上推。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回顾过去是有价值的，因为这些过去提醒我们，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是多么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