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快鹿投资集团参与的《叶问3》的票房证券化的棋局已输。但如果不是因为虚假排场、票房自购等市场操纵行为最终露出马脚，难说能不能瞒天过海。

其实票房证券化并非中国金融玩家的创举，在2010年的美国，就曾有金融公司提出票房期货交易市场的构想。但与中国不同的是，这一“金融创新”及时被美国电影协会（MPAA）代表的好莱坞奋力中止了。

在2010年的美国，Veriana和Cantor两家金融公司提出了票房期货交易市场的设想，并向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递交了这一提案，一度获得了初步批准。但很快，该设想就遭到以美国电影协会（MPAA）领军的好莱坞企业、工会联盟的联名反对。MPAA向媒体和监管当局充分阐释了他们的担忧，并游说美国政府和国会最终否决了票房期货交易市场这一创想。

根据Veriana和Cantor的设计，票房期货旨在允许投资者买入、售出或是卖空基于电影票房收益的合约，也就是在公开市场上对一部即将在影院发行的影片赌票房。

举个例子，一部电影在最初上映的几周时间里，国内预期票房会以每100万美元票房为1个单位的合约进行交易。假定这每100万美元的合约价格为1美元，如果交易者买入了100美元的该合约标的，而该电影的票房收益之后达到了1.1亿美元，交易者就挣了10美元。如果另一个投资者是卖空该影片，则借入的100单位合约，最终必须以110美元的价格偿付该合约，投资者就会因此损失10美元。假设影片最终票房为9000万美元，而做空者赌对了，他早先借入的100美元的合约标的，如今只值90美元，因此他只需偿付90美元，也就实现了获利10美元。

Veriana以及Cantor认为他们的票房期货交易市场给好莱坞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对冲投资风险的方式。如果发行商对影片重新考虑后认为不再如当初买片时那么有信心了，发行公司即可通过在票房期货交易市场卖空该影片来获利套现。

但代表20世纪福斯、派拉蒙、索尼、环球、迪士尼以及华纳兄弟的MPAA时任主席Bob Pisano确信，没有任何一家大制片厂有意通过票房期货交易来对冲风险。

作为反对者联盟的领导，Pisano身后站着的除了该协会背后的好莱坞六大制片公司之外，还包括美国导演协会（DGA）、独立电影电视联盟（IFTA）、国际戏院舞台雇员联盟（IATSE）、美国影院业主联盟（NATO）。

不难发现，这个反对者联盟里不仅包括了好莱坞的企业，还有雇员、创作者、独立制片人、发行商、影院经营者等电影行业方方面面的“利益集团”。MPAA当时几乎可以看作是代表了整个好莱坞在发声。

Pisano警告，如果电影制片人、演员或是其他影片的关联人决定卖空所参与影片的票房期货以此作为风险对冲，他们就会故意把该影片的宣传做差，以此让影片票房失利。他还提出了内幕交易的风险，内幕人士有能力采取市场操纵行为来影响票房数字，比如，一个发行商可以削减影片的上映影院数量来降低发行收入，以此确保在期货市场上（卖空该影片）的巨大获利回报。

此外，制片厂们还担心，票房期货可能会诱导做空该电影的投机者提前将影片泄露到互联网上，以此导致影片的糟糕票房表现。

最终，美国国会在2010年7月15日，通过了一项金融改革法案，该法案即包括禁止将电影票房作为期货交易标的。

是役，MPAA作为好莱坞各利益团体的代言人，始终站在“抗争”的第一线，为身后的企业、劳工主张权益，维护行业秩序，守护行业价值。

反观这次《叶问3》票房造假事件，从发端到爆发，最令人遗憾的恰是中国电影行业自己的协会、工会的迟钝和缺席，譬如说在很大程度上相似于MPAA的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始终未有发声。

由“全国电影制片企、事业单位自愿联合组成”的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成员单位包括了中影集团、上影集团、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博纳影业等行业内大大小小的30余家中国电影企业，该协会于2011年4月22日第八届一次全体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行业自律公约里明确阐明了：“以此（自律公约）作为行业和职业行为准则，规范执业准则，维护产业秩序，良化市场环境，塑造行业形象，不辱电影制片人肩负的时代责任与历史使命。”在第十条第六款更是清楚地指明了：“对影视项目故意进行不顾商业风险、市场风险的带有欺诈性质的社会融资，禁止一切虚假、夸大的不实宣传，不为谋求经济利益而误导投资人、社会舆论和广大受众。”在第十二条则更是有力地对外承诺：“自觉维护行业尊严、形象、秩序和共同利益”。

直到今天，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尚未对《叶问3》为谋求经济利益通过虚假排场、票房造假以“误导投资人、社会舆论和广大受众”的行业破坏行为表态发声，也没有对该骗局“带有欺诈性质的社会融资”表明立场。

与此相应的是，在2014年2月28日，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和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联合发布通报：由于存在不同程度的偷漏瞒报票房行为，山东莱州影剧院等15家影院被严厉惩处。

如果说政府监管部门因为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充分调研而常常对市场创新的过界有迟钝、失察，那么身处行业一线的电影企业家、制片人、导演、发行商、影院经营者毫无疑问比政府要更深知行业冷暖，也更能洞悉行业利害。事实也证明，中国电影人当中的佼佼者对快鹿所谓“互联网+电影+金融”的潜在危害是有充分认识的。“我最焦虑的，就是每一个电影制作人都成为一个金融高手。”王中磊说。“如果金融收益取替了电影的存在价值，它就是一条歪路。”赵军说。

个体的智慧或是勇气不应也不可能是秩序维护、价值守护的可持续依赖，再柔弱的个体手挽手搭建的人墙亦有能力抵挡野蛮人的冲击。行业协会、工会正是因为其能够联合同业企业、同业劳动者共同维护行业秩序、守护共同价值而成为市场经济自我调控的重要力量，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亦是自治经济——如果行业自己都不主张自己的利益，谁又会来保护你呢？

MPAA的领导正是2010年票房期货交易市场胎死腹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力量。并不是因为时任MPAA主席的Pisano有过人的智慧，而是由他代表的MPAA成员公司以及联合的多个行业工会的集体智慧、资源、能量才最终说服了监管部门、美国国会最终否决了这个金融创新的设想。MPAA、DGA、IFTA、IATSE、NATO尽管代表的利益团体分属行业不同节点，但守护行业的共同责任使得这些行业协会、工会在彼时立即形成了巨大的合力，最终成功将票房期货这一票房证券化的“金融创新”拒之门外。

如果中国电影行业协会、工会继续缺位行业守护，被快鹿的票房证券化撞了一下腰的中国电影产业，打算靠什么来预警和抵挡下一次的危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