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如果你不了解负责监管全美银行的美联储(Fed)和财政部(Treasury department)的相对胜任范围，如果你不清楚证交会(SE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货币监理署(OCC)的不同职能的话，你怎么能够当美国总统？

这位佛蒙特州参议员是通过了实施金融监管的《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 Act)的国会的一份子。不过，他甚至看不懂该法大约1000页的文本，自那以来发布的规定和解释文件就更不必提了。

桑德斯最近的错误表明，他对银行业现有体制发起的攻击在方向上是错误的。核心问题不是“大到不能倒”，而是“复杂到不能倒”：雷曼(Lehman)曾经是一家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而并非一家重要的金融机构。雷曼也不是一家大机构；它的员工还没有如今花旗集团(Citigroup)的合规人员多。雷曼倒闭给全球金融体系造成重大问题，是因为它与其他机构的业务往来太广，其破产时留下100多万份未结合约。同样，当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在倒闭时的规模也不大，但由于其他机构对其活动的敞口之大，该公司的倒闭造成了巨大冲击。

有种说法有一定的说服力，那就是银行规模大实际上是有利于稳定的。英国在大萧条时期(Great Depression)没有发生银行危机，因为英国银行业是高度集中的。美国有很多银行倒闭，原因在于，限制跨州从事银行业务带来的分散化，意味着许多银行在地理或行业方面缺乏多元化，无法抵御亏损。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有人辩称，证券化与其他复杂工具的发展同样有利于增强金融弹性。事实证明情况恰好相反；机构之间的交易代表着风险的集中与倍增，而不是分散。

复杂是稳定的敌人。大型金融企业集团的业务变得太广泛，规模变得太大，以至于它们的首席执行官或董事会都搞不懂公司在做什么。这种复杂性还带来普遍的利益冲突，并且与不同活动之间的交叉补贴有关。交易衍生品、向大企业提供专门金融建议、替储户管理资产和提供高效率的零售银行服务所需要的文化存在根本差异。

这些冲突和相互依赖削弱了弹性。垂直的中介链——把资金从储户直接输送至资金的使用者——可能在不造成太大附带损害的情况下断裂。当中介链变成基本上水平的形态时——中介主要在相互之间交易——任何失灵都会传导至整个系统，正如雷曼倒闭时的情况那样。如今，大型金融机构的资产主要是其他金融机构的负债；反之亦然。

监管者企图以不可能达到的程度监视企业行为，由此造成的复杂性使问题变得更糟糕。正如冗长的《多德-弗兰克法》所显示的那样，我们把自己锁进了一个螺旋：监管复杂性加剧了组织复杂性，并带来更难懂的工具。相比美国竞选资金募集似乎放任的现行腐败体系，即便立法者有更好的动机，他们除了对自己颁布的规则或创建的监管机构的运作有个基本了解，也不能指望具备更深入的知识了。

那么，我们应该分拆银行吗？想试就试一试吧，桑德斯。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