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43年

1943年，到处都在打仗。虽然我们家生活的那个叫矣则的小村子一直没有什么战火，显得很安宁，但我的父亲还是在那一年因为战争过世了。那一年他42岁，我15岁，是家里最大的孩子。

我其实不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因为上面两个哥哥都在很小时候就夭折了，本来排行老三的我就成了家里的长子。作为家里的老大是要给弟弟妹妹们做榜样的，所以我小时候不敢调皮。在那个年代，医疗条件不好，夭折的孩子很多，我的两个哥哥都因为生急病，医药条件差，家里无力救治。对他们我没有什么印象，只是小时候经常听我母亲提起。

对父亲我的印象也不太深，虽然他过世的时候我已经15岁，是懂事有记忆的年纪了，但我和他相处的时间并不算太多。那时他长年在外做生意，家里主要是我母亲在操持。

父亲平时很少和我说话，说得最多的时候大概就是每次他从山里收木材回来后，叫我拿着尺子帮他丈量一下木材，一根一根记录好，这样他好分类。偶尔他会和我母亲说说外面做生意的事情，但似乎也都是三言两语。在我的记忆里，父母都是比较沉默的人，并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也有这样的性格特点，应该就是来自他们。

但父亲的性格其实在他们兄弟三人中是比较特别的。我父亲兄弟三人，还有一个姐姐。作为长子的大伯自小学业优秀，他后来做了华宁县青龙区（也就是现在的华宁县青龙镇）区长。我从记事起，大伯一家就一直住在青龙区禄丰火车站附近，和我们的村子有些距离。三伯性格很内敛，比起我父亲更是寡言少语，家里人都说他老实，但我觉得不应该用“老实”两个字形容他，因为他经常出门跑生意，应该是个很机灵的人。

姑姑排行老二，很早就嫁到了十几里外的鲁伯比。我父亲是家里的小儿子，排行老四。可能是因为“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父亲的性格显得比自己的两个哥哥要机灵活泼一些，虽然在学业仕途上他比不上大伯，但是他长年出门在外，跟各种人打交道，在我们那个地方，也算得上非常有见识的一个人。

在父亲过世之前，我从来没有把“死”这件事和父亲联系在一起。那时母亲一个人在家里操持农活儿和家务，我们兄妹几个还小，能帮她的地方不多，家里自己耕种的水田也只有一两亩，所以父亲是家里顶大梁的支柱。就像当时所有的农村家庭一样，男人是必不可少的家庭角色。

父亲去世前几年，我的奶奶、爷爷还有我的三伯，都因为生病相继过世。亲人过世，小孩子的心里不懂悲伤，更多还是恐惧，觉得再也见不到这些亲人了，害怕不能再相见。爷爷奶奶过世时，我看见父母亲和其他长辈在哭，也知道这是件伤心的事，但自己还是没有掉下泪来。老人病死，小孩夭折，在那个年代，是一件掀不起波澜的事。

但父亲的死不同。1942年被炸伤以后，他在家里躺了将近一年，再不能出门做生意，简单农活儿也无法帮助我母亲。父亲的情绪变得很焦躁，他觉得自己一个老老实实做生意的本分人，怎么会碰到这么倒霉的事？他经常骂日本人，觉得越南人、中国人实在可怜，就这样受日本人欺负。——那大概也是第一次我对国事有所感触，的的确确是国仇家恨。

一年之中，父亲都在病床上躺着。母亲除了忙田地的活儿，忙家务，还要想办法到处买药医治父亲，家里的生计一下就变得困难起来。生活所有的担子都压在了母亲身上，她真的太辛苦了，丈夫生病，娃娃又小，这个时候，也只有我这个大儿子能帮帮她。

1943年夏天，父亲病了一年之后，去世了。那时我最小的弟弟褚时佐还不到1岁，对于父亲，他一点记忆都没有。生生死死，一下子在我面前具体起来。我明白，家里所有的困境还会继续，日子会越来越难过。父亲的死，意味着我们家的生活会变成另一个样子，母亲、我、我的弟弟妹妹们，我们的命运都会改变。

死，真的会改变很多东西。以前我没有体会到这一点。死意味着永远离开，意味着你本来正在做、应该做的事情再也没有办法去做了。有些人本来可以因为你活着，可以生活得平平静静，但死会让这个平静永永远远丧失掉。父亲的死让我第一次感到死的可怕，也觉得活着真的很重要。对于家人，对于亲人，活着就是一件好事。

我已经88岁，这么多年，经历了太多朋友、亲人的死去。对于死亡这件事，我已经越来越平静，也越来越忽略它。活着的每一天，把每件事情做好，尽好自己的每一个责任，就不白白过这一生。不要去想太多死亡的事情，它来或不来，谁也控制不了。

活比死要重要得多。

对于父亲的死，家里改变最大的应该就是我。我在故乡那个小山村无忧无虑生长了15年，到了1943年，我一下就从少年长成大人。我这一辈子关于离别、关于责任、关于生活中大事小情的认识，很多都是从那时开始的。

那一年我开始像一个家长一样承担起家里的经济重担，我把原本母亲负责的烤酒房接过来，烤酒、卖酒。这个酒坊虽然只是爷爷留下来的酒坊的一半，但对我们家来说非常重要，我自己的学费要从卖酒的钱里匀出来，我母亲的日常花销很大一部分也要靠它。

一个15岁的少年娃娃，独自做烤酒这件事还是很不容易的。我现在偶尔还会想起当年那些场景，心里有些恍惚：我到底是怎么过来的？700斤的苞谷（玉米），要从浸泡、蒸，到发酵、出酒，全部完成已经不简单，要做好就更不容易。

但我必须要完成，必须要做好。除了我，家里没人能帮我母亲做这件事。酒烤不出来，我的学费就没有着落，家里的开支就成问题。而且，好酒才能卖出好价钱。

我记得蒸苞谷是个很磨人的环节，几百斤苞谷，要用特别大的甑子，放在柴火灶上通宵通宵地蒸。我把白天泡好的苞谷一锅一锅放到灶上，自己就守在灶边。蒸的过程要不断加柴火，也要不断翻搅甑子里的苞谷，不然就要熄火或者烧煳。

以前我看别人蒸时就留意估算了一下，大致两个钟头就要加一次柴，翻一次锅。本来蒸苞谷最好是整夜不睡，但是无论大人小孩都很难做到。我有心事，睡到两个小时肯定醒过来，一晚上醒个好几次，苞谷也蒸好了，柴火也刚刚好，不浪费。

你问我咋个醒得过来？我也不晓得啊，大概因为心里记住这件事，有责任心，想不醒都不可能。我现在还是这样，说好几点起床，我一般提前个三五分钟总能自己醒，不用闹钟。那个时候烤酒蒸苞谷，半夜里时不常就闻到隔壁酒坊有刺鼻的煳味传过来，我就想：哎呀他们又睡迷糊了，苞谷又蒸煳了，浪费了好可惜！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做事总比别人要做得好，因为我认真，负责任，心里有谱气。同样是烤酒，我一般两斤半苞谷就能出一斤酒。春节过后天气暖和，有时两斤苞谷就出一斤酒，别人怎么都要过三斤苞谷才行吧？

烤酒过程中发酵是最重要的过程，发酵期间要有37~38摄氏度的温度。苞谷蒸熟以后，把酒曲撒进苞谷，放进发酵箱里。箱子里面温度只要够，一次升温，出的酒就一定多。这个道理也是我慢慢琢磨出来的。刚开始烤酒时，大人也不怎么往细了说，只是让我发酵时要关门。

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只回答我说“怕冷风”。我就想：哎哟你还不告诉我，不就是温度的问题吗？关门我肯定学会了，另外每次蒸苞谷时灶里会掉一些炭下来，我不扔它们，用烂铁锅装了，塞到发酵箱下面和边上，这样一来屋子里的温度慢慢就高起来，发酵就有了保证。我记得用了这些方法后，第一、二次出酒率一下就高了15%。从那以后我就懂得了，做什么事都要会观察，会总结，找到规律。

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规律搞清楚了，办法就出来了。闷着头做事不动脑子，力气用尽了也不一定有好收获。在我们现在的橙子基地，我经常和那些作业长说：你们不要傻做，要学会掌握技术，不要以为搞农业流点汗水就可以了，大老粗才那么想事情。

1955年部队评军衔的时候，怎么不给骡子评个军衔呢？打仗的时候骡子最辛苦了，井冈山的时候驮枪又驮炮，但它什么也评不到，为什么？它不进步嘛！人家求进步的，评大将评上将，你不进步就是不行，格合？（云南话：对不对？）

做事情找规律就是你心里要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莫糊涂。烤酒这件事好像是老百姓都烤了多少年，经验都在肚子里，动手做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样，我会拿个小本子，记一记，苞谷用了多少，燃料费花了多少，请小工背到镇上花了多少人工费，简简单单都要记下来；卖完酒后，算一算，盈余了多少，这一次和上一次有什么差别。这笔账你心里不弄个一二三，我看这个酒烤得就不算成功。

那个时候莫看我年纪小小的，其他人烤的酒没有我出酒率高，卖的价钱也没有我好。我那个时候烤到经验多了，敲敲酒缸我就知道度数有多高，现在这个本事我还有的。村子里其他大人恐怕都不理解，怎么我一个娃娃烤的酒比他们的要好，其实就是认不认真，会不会做成本核算。

我后来做企业也是这样，认真很重要，成本核算很重要。

（本文摘自《褚时健传》，周桦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