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大学正是忙什么呢？可以说，大家最忙的一件事，就是做好本校的“十三五规划”。从中国顶尖大学北大清华，到中国的高职高专院校，大家都在忙着做规划。规划对中国大学来讲，是一个爱恨交加的东西和过程。爱它，是因为它给中国大学一个基本的方向；恨它，是因为它给中国大学带来无穷无尽的事件，以至于大学忘记了大学本来的职能与使命。

做大学规划，特别是做大学的战略规划，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一所大学的成败往往与其是否有一个明确的规划有关。如斯坦福大学和中国的华中科技大学是两个规划成功的例子。二战后，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为斯坦福构建了两个大学规划：其一是“学术尖端”构想：顶尖人才和学术顶尖科系；其二是硅谷：1951年，他与校长斯特林(Wallace Sterling)用斯坦福的土地，建立一个高技术工业区，即硅谷。两大规划奠定了斯坦福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上世纪80年代，华中科技大学前校长朱九思为华中科技大学提出两大规划：一是“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前面”；二是“把学校办成以理工为基础的综合大学”。原来的华中工学院已经成为中国目前的华中科技大学。由此可见，好的规划，为大学指出了明确的前进和奋斗方向，避免大学走错路、走弯路。也使大学少了不必要的折腾。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相关课题组资料，2000年以前（含2000年）开始制定规划的学校约占19.77%，最早的为1949年。但2010年及以后开始制定的几乎占到一半（49.72%）。2010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教育部要求部属高校制定“十二五”规划，并向社会公开。正是2010年后，我国高校规划正式与政府规划同步。自此之后，中国大学编制五年规划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一种政治任务。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今年可以这么说，几乎全部学校都已着手制定五年规划。且这种规划越来越繁琐，越来越精细，越来越细分。这种规划，不仅包括学校规划，而且包括学院规划和名目繁多的单项规划，如学科规划、人才规划、甚至还有继续教育专项规划，等。可以说，中国大学自此之后，规划成为一种日常工作，做规划成为专门的一项任务。“发展规划处”也成为中国大学的一个常设机构。中国大学规划永远在路上。

中国大学规划受什么因素影响呢？第一位的当然是国家政党和政府影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今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成为各大学规划必须首要完成和落实的事项。《规划建议》和《规划纲要》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部署，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两大任务、五项举措”。“一个核心”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两大任务”是“提高高校教学水平”和“全面提升创新能力”；“五项举措”是“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机制”“落实并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和教育教学改革”“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和“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这是各大学特别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必须回答和落实的问题，是大学编制十三五规划的指南。中国大学规划同时受学校领导人特别是学校一把手书记校长的影响最大。学校重大规划，往往因领导人变迁而发生根本性变化。

中国大学规划由什么人来编写呢？一般由专门的起草班子，然后聘一些不管事的专家充当专家，就算开始了。事实上，很多大学对什么是规划，规划着力应该解决什么问题，规划如何产生，规划如何落实，并没有清晰的思路。以至于规划只是规划，对大学没有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可以说，盲目性和执行力差是中国大学规划的两大软肋。

正常的情况应该是，规划是大学战略管理的一部分，是一个持续的、循环的过程。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阶段：规划（研究分析战略与规划，产生思路与选择），形成文件，实施与监控。在大学规划制定过程中，要解决好三个维度的问题。第一维度，也就是纵向的维度：“大学历史—大学现实—大学未来”维度。它主要是发现大学自身的长处与不足，是对大学自己的一个体检。第二维度，就是横向维度：“外国大学—中国大学—自身大学”维度。它主要解决是大学自身的特异性问题。大学要在与其它大学的比较中，找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第三维度，也就是空间维度：“国际环境—国内环境—学校优势”维度。它主要是解决大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大学的发展，离不开它所处的环境。利用好环境，服务好环境，是大学规划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规划要在三个维度上，找到大学的位置，找到大学的潜在发展点和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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