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数年前发现，创办新闻和博客网站《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的记者阿里安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在办公室安装了“睡眠舱”，以便其员工能够小憩片刻。

我感到很意外。毕竟，赫芬顿属于意气风发、生活奢华的全球成功人士群体中的一员，而这些人似乎都忙到没有时间睡觉。对他们来说，能够以最少时间的睡眠生存通常被视为是一种荣誉，甚至还是成功的前提。因此，我纳闷她为何通过公开支持白天睡觉来抵制这种形象？

赫芬顿在2014年出版的《茁壮成长》(Thrive)一书中谈到了睡眠的重要性，她还将于4月出版一本新书《睡眠革命》(The Sleep Revolution)，并在其中列出自己的宣言。她在书中宣称，现代世界最有害的问题之一是长期睡眠不足。因此她主张发起一场社会态度“革命”：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全都需要认识到，人们完全应该获得足够睡眠——即便是在办公室里——而不用感到不好意思或者因此遭到解聘。

如今很难反驳这种说法背后的科学，尤其是如果你看了赫芬顿在书中引用的研究的话。我们凭借经验知道，睡得太少的话，人们就会脾气暴躁、情绪化、紧张不安而且昏昏沉沉。如果科学家们说得正确的话，它还会损害我们的健康，缩短寿命，并让我们变胖（据说，缺乏睡眠促使我们的身体堆积太多的脂肪）。

但是真正让我对赫芬顿的著作感兴趣的是她没有明确讨论的事情：睡眠（或者睡眠不足）作为社会地位和成功的文化标志。两个世纪前，在西方世界，睡眠是某种与财富和特权有关的东西。如果你是穷人，你不得不努力工作以维持生活，长时间赖床不是选项（在维多利亚时代，工厂的工作“日”通常持续14个小时）。

然而，在20世纪初，现代世界一度似乎将产生一种睡眠的民主体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经济学家预测，机器将大规模取代人类劳动力，每个人都会有大量时间休闲和睡眠。

20世纪的技术革命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分叉的世界：一些人失去了工作，无奈之下被迫“休闲”，同时其他人则忙得不可开交。到20世纪末，围绕睡眠的文化价值观颠倒过来：如果你是成功精英人士中的一员，从专业意义来说，人们会认为你过于忙碌（或者过于重要）而没有时间睡觉。公开要求小憩是懦弱无能的表现。

但如今那些文化标识再次转变。对一个人们普遍睡眠不足的世界来说，睡足是新的稀缺商品，因而是1%人群专享的现代“奢侈品”，和美白牙齿或者有机食品一样。睡足需要详尽规划、完美平衡的生活方式，这本身需要金钱（或者如果你居住在市中心或有事业也行）。

并不意外的是，一种新的炫耀性消费出现了。Fitbit或Jawbone等可穿戴健康设备的兴起意味着，精英人士现在可以记录他们睡多长时间，并告诉其他人。如今的对冲基金经理或者媒体大亨更可能指着他们的手腕，并自豪地宣称，他们有6个小时的快相睡眠，而不是夸耀他们睡得多么少。

这是进步吗？从某些方面来说是的。我同意赫芬顿的观点，即我们大多数人需要更多的睡眠，并欢迎她希望促进社会态度转变的努力。我也赞赏如下想法，即公司应该普及睡眠舱。正如赫芬顿说的那样，更多的睡眠是“提高生产率、激发灵感以及让生活变得更快乐的方式”。

但如果我们要想创造一个更为健康的世界，那就需要设法确保睡眠不仅是一种只有超级富豪（或者失业的穷人）才可以享受的稀有商品。因此我的个人乌托邦梦想将是这样一个世界，即睡眠舱不仅在赫芬顿办公室有，而且在每个城市的街头巷尾都有；不仅1%的人可以使用，而且其他所有人都可以使用。那将是一场真正的“睡眠革命”，或者是对更健康世界的梦想。

译者/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