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7日,国际移民组织(IOM)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发布《世界移民报告2015:移民和城市——管理人口流动的新合作》中文版。报告重点展示了全球最新移民趋势、移民与城市多样性、城市移民与经济发展关系等内容,并侧重于关注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移民问题。

报告指出,中国已成为新的国际移民目的地,北京、上海、香港成为居全世界前20位的全球城市,中国有超过2.2亿的国内移民人口。报告同时指出,移民参与和移民融入对建立稳定、开放、生机勃勃的社区不可或缺,也影响着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未来。

全球最新移民趋势

中国成为新的国际移民目的地

随着全球范围内新的迁移目的地的出现,移民流动的地域正在发生着改变。除了传统上从发展中国家到北美和欧洲等经济发达的国家之外,东亚、南非、巴西和印度等快速发展的新经济中心也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移民。新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也正在成为移民接收国,因此,中低收入国家之间的人口迁移,即南—南迁移,越来越具有重要性。例如,中国广州等新兴经济体城市成为非洲移民目的地,而中国在接收尼日利亚移民的同时也已成为向中东地区的移民输出国。随着欧洲和北美收紧对非洲移民的入境限制,越来越多国家的移民将中国作为一个更为可行的选择。

中国的外国人口数量不断增长

中国的外国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但有所增加。随着跨国公司落户城市,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员工被派遣到中国。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籍专业人士,从2000到2013年间,中国的国际移民总量增长了超过50%。由于中国的城市发展能够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以及投资、创业和就职于跨国公司的机会,因而越来越多移居国外的中国人选择回国发展。中国的城市为吸引海外人才也竞相出台了各种奖励政策。

迁往新加坡、吉隆坡、中国香港、曼谷等亚洲高收入城市的国际移民主要分为以下三类:外籍专业人士和高级管理人士、国际学生、低技能移民劳工。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文莱和马来西亚有一大批外籍女性家务工作者,她们主要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据估算在亚洲的人数已超过200万。

城市化发展与城市人口增长

北京、上海、香港居于全世界前20位的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所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核心。全球城市是主要的移民目的地,约占19%的全世界外国出生人口居住在这里。根据2014年排名,中国的北京、上海、香港居于全世界前20位的全球城市中。

1990到2014年中国城市新增人口4.5亿

在亚太地区,每天约有12万人移居城市。在1990年到2014年间,亚太地区的城市新增人口约为10亿,其中中国约占一半(4.5亿)。亚太地区的城市人口一直保持着长期增长,在1950~1975年和1975~2000年,其城市人口分别增长一倍。从2000年到2025年,预计将会再增长一倍。

人口增长的城市大多在中低收入国家。在那里,每年有多达6600万的人口迁移到城市地区。城市扩张的模式不尽相同,但近90%的出现在非洲和亚洲地区,在未来35~40年间,中国和印度将在全球城市人口增长中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这一促进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国内移民。

政策推动半城市化发展

半城市化是指处于城镇边缘的农村地区的城市化发展,例如中国深圳。城市边缘地区的人口增长不仅是因为农村人口向城市中心迁移,也与居住在城市中心的人们的迁出有关。因此,半城市化反映出城市人口迁入迁出的双向流动。

在中国,半城市化发展是由政策推动的,政府希望通过分散服务和生产以促进经济的均衡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需要面对社会和行政管理上的挑战,尤其是在财政方面。

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的城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有2.6亿人口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仅在2000年至2010年间,就有1.17亿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以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作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引擎,沿海地区接收了超过一半的移民人口。接收国内移民人口最多且移民人口增速最快的为北京、东莞、广州和上海等城市。在2010年,这些城市共接收了超过5200万人,占国内移民人口总量的35%。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中国已开始推动农村小城镇化发展,以协调经济增长、缓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政府不仅放宽了对农村小城镇化发展的各种限制和户籍登记制度,还积极鼓励发展乡镇企业。随着城市和乡镇企业为农村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以及社会福利的增加,许多农村地区迅速向城镇转型。当地政府也担纲制定了这一长期的城镇化发展规划。

中国城市化的成功之处在于避免了大规模城市贫困人口和就业问题的出现。然而,一些严峻的挑战也伴随着城市化发展而来,例如财产权问题、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划分和成本分摊等问题。到目前为止,物权法律仍然不够清晰。此外,一些地方政府缺乏财政和能力以兑现中央政府的承诺,即到2020年为止,为1亿农民工解决城镇户口问题,并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和劳动权益问题。

中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4%

目前,中国庞大的流动人口占7.3亿城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2000至2010年间城市外来人口增长80%,。但是,这些外来人口难以获得合法的城市居民身份,也不能享有相应的社会福利保障和公共服务等。目前,中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4%。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10亿,占总人口的70%。中国的国内移民在城镇发展和经济竞争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中国有超过2.2亿的国内移民人口

国内移民正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全世界范围内城市的发展和多样性。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有超过2.2亿的国内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这一城市化发展远不止于人口的重新分布,而是包含了不同移民群体的新的流动战略。

在中国,有成千上万的移民循环来往于城市和自己的家乡。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城市里打工挣钱,把家人特别是孩子留在农村或小城镇的家中。这种人口流动模式以及所带来的城市发展已经引起了亚洲城市研究者和从业者的关注,他们预计在未来的15年中,会有大约1.19亿人迁移到亚洲国家的半城市化地区。

移民与经济发展

中国的经验表明城市化、农村人口迁移、侨民投资和国家发展之间可以形成良性的循环。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及时地调控和投资来给予必要的支持也很关键。

城市化促进城市边界的扩张和新城市中心的出现

中国的经验表明,城市化不仅涉及人口向城市地区的净流入,还会促进城市边界的扩张和新城市中心的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主要特征是就地城市化的出现和发展。在就地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聚居区就地转变为城市或城镇,人口也未发生远程迁移。在1982年和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之间,70%的城市总人口增长归因于对农村地区的重新分类,昔日的农村被划入城市。仅仅近期,在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期间,从农村迁移至城市的移民数量才超过把农村地区重新分类带来的移民数量,成为城市人口增长的最主要来源。

农村—城市迁移促进农村减贫

移民扮演着联系农村来源地和城市目的地的关键角色,城乡联结对个人、家庭和社区具有多重的影响。中国研究者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喜欢迁移到城市地区。在迁移中形成的城乡联结带来益处,部分弥补了人口迁出给农村社区和留守家庭造成的负面影响。这种联结确实给移民家庭和社区带来积极的影响,需要进行恰当地维系。

国际与国内汇款促进城市发展

中国的经验表明侨汇和国内汇款的多重影响相继促进了城镇和城市的快速发展。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发展的初期,福建、江苏、浙江、广东等中国东南部省份从侨汇和侨胞投资中获益良多。海外侨胞帮助那里的农村地区克服了投资、基础设施和技术工人短缺等发展障碍。随后,中国内陆赴东南部省份的移民开始汇回大量资金帮助家乡发展建设。2000年初,在贵州省进行的“中国农村家庭调查”发现:82%的男性移民和73%的女性移民在调查年份给家乡汇款,数额达到移民者家庭收入的30%。中国国内移民的汇款合计高达每年1600亿元。这些汇款对经济社会发展、移民家乡城镇化转型和移民家庭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非洲移民促进中非贸易合作

在中国广州及其他地区,非洲个体商人和移民在改变非洲经济和社会、与中国城市建立交流合作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允许国外投资并鼓励市场经济和私营企业发展等,使中非双边贸易得到快速增长。中非贸易不仅经历了国际贸易蓬勃发展时期,还经受住了石油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

移民融入与城市治理

在目的城市,移民参与和移民融入对建立稳定、开放、生机勃勃的社区不可或缺,也影响着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未来。城市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为快速增长的多样化人口提供充足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政策论坛研究发现在所有主要新兴经济体中,有效地服务供应和城市发展之间联系密切。

拓展渠道促进移民融入的经费分担

移民获得服务的情况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极其紧密。除了发放公民身份,其他移民融入事项——语言学习、教育、公民意识、健康服务和公共安全保障等,都需要地方上从公共财政里出钱。

在中国,在缔造新的发展中心和使生产服务去中心化向城市边缘地区或更小城市扩散方面,城市化是比较成功的,但地方政府在为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服务时仍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和行政管理挑战。据报道,地方政府拥有国家一半的财政收入,却要负担全国80%的支出。

福建省福清市等城市的经济转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方政府拥有了外国投资项目的审批权,再加上海外福清侨胞的投资和对外国投资采取灵活的政策。福清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工作机会,包括吸引了许多来自国内农村地区的民工。这也有助于缓和乡村人口流向拥挤的大城市的局面。

设立专门机构提升城市居民权利

城市政策制定者们正做出积极的努力来提升社会凝聚力。大多数优秀实践只有在联邦和地方政府给予政治保障,城市对多样性采取友好政策,并配合着促进实施的体制框架,才能够真正地展开。主要案例之一是中国福建省设立了对外开放省级办公室,帮助地方政府更加灵活地对待外国投资者,他们很多人是华侨华人。

本文仅代表本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观点。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致力于研究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重要课题,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提供战略性、可行性、及时性的建议和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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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