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一下美国最有价值的公司与美国最高执法机构之间的对峙，你会陷入一种近乎永久性“认知失调”的状态中。

显然，美国政府机构既无所不能，又很无助。之所以说无所不能是因为，正如上周维基解密(WikiLeaks)爆料的数起监控案例所表明的那样，它们在拦截欧洲盟友之间高度机密的通信内容方面神通广大。之所以说无助是因为，正如联邦调查局(FBI)的头头们屡次重申的那样，它们需要苹果(Apple)的合作，以解锁圣贝纳迪诺枪击案凶手的iPhone。

更糟的还在后面。今年2月9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DNI)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在参议院作证时夸耀称，“未来，情报部门可能使用（物联网）来确认、监听、监控、定位以及定向招募，或者进入网络或者用户凭据”。现在我们知道，这些机构无法进入我们的智能手机……更别说我们的智能冰箱了。

美国政府的某些言论并不能自圆其说。FBI要么有解锁那部手机的充足理由——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和其他政府机构的强大能力不知为何没有被动用——要么只是以圣贝纳迪诺枪击案为借口来重新界定它与硅谷的关系。

在2015年的一起类似案件中，当被一名法官问及是否愿意争取所有联邦机构的帮助时，美国政府回应称，“联邦检察机关没有咨询情报部门以调查犯罪行为的义务”。

既然人们对美国情报机关的真实能力知之甚少，所有卷入当前辩论的人不得不假装，这个全球最强大的情报机构并不存在。

尽管FBI一直辩称，他们的要求极低——一旦苹果帮助解锁了那部手机，就可以销毁为此开发的代码——但这场争斗所处的更广泛的政治环境表明，苹果的立场将具有深远的影响。

首先，FBI提出请求之际，正值美国政府对美国大型科技公司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它们加入到打击“伊斯兰国”(ISIS)中。FBI和美国国防部最近都扩大了在硅谷的存在。

尽管许多此类要求很直接——例如，消除YouTube或Twitter上的圣战宣传标语——但仍有人担心，此类压力可能延展至要求科技公司调整算法，以便向容易受影响的用户屏蔽某些类型的内容。

谷歌(Google)知道你的收件箱里有什么；它为何不应调整你的搜索结果以便降低你发展成恐怖分子的可能性？

其次，很难相信圣贝纳迪诺枪击案会是一个孤立事件。美国法院已有多起类似的案件等待判决，而且很多检察官已表示，他们也有大量手机等待解锁。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塞勒斯•万斯(Cyrus Vance)最近表示，他“肯定……希望破解所有在刑事调查中起关键作用的手机。”

即便苹果选择销毁这次为帮助FBI而编写的代码，以后再有新的要求时它还得重写。如果苹果永远保留这个代码，这将为其设备保有一把带有魔力的钥匙：这对于任何黑客而言都是一项十足珍贵的资产。

鉴于此案的曝光度，所有恐怖主义分子恐怕都不会再用苹果产品。唯一的受害者将是那些离不开iPhone和iPad的普通用户。

第三，联邦调查局在此案中提出的理由将令所有其他生产智能设备的制造商（包括你的智能家居中的智能冰箱和智能恒温器）服从类似的要求。

如果苹果可以被迫修改其手机的安全协议，那么还有什么能阻止FBI要求智能烟雾报警器制造商发出虚假烟雾报警？或者要求生产智能汽车的制造商让嫌疑人乘坐的汽车直接开到警察局？

所有这些似乎都会安然无事，只要政府机构有能力，而且其他人无法利用这些脆弱性。

但情况并非如此，在圣贝纳迪诺枪击案中，联邦调查局曾经有机会破解那部手机，但在修改嫌疑人的苹果密码时搞砸了。这表明，联邦调查局的技术能力还赶不上美国国家安全局。

在各类机构容易受到索要赎金的黑客的攻击之际，迫使科技公司削弱产品的安全性无异于自杀。本月早些时候，加州一家医院向攻击其电脑网络的黑客支付了价值相当于1.7万美元的比特币。

苹果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正确的：美国需要就这个问题展开一场全面的政治辩论，这场辩论将绕开机构之间的争吵。

唉，当前的各位总统候选人似乎都不太关心这些问题，甚至不太了解，因此这场辩论不太可能出现。

本文作者著有《技术至死：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To Save Everything, Click Here)一书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