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hare：在各大央行高管、政府部长和企业首席执行官努力想要弄明白一切时，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的新兴市场部门负责人鲁吉·夏尔马却给出了一个相当简单的解释：中国等新兴市场放缓对发达国家的影响，会比大部分人认识到的更大。

自从新兴市场在90年代初成为一项主要资产类别以来，许多当权者、决策者和企业负责人蜂拥前往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时髦小镇达沃斯，希望成为全球最新的米姆(meme)。

每年1月份全球精英都会聚集在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对世界大事进行思考。而中国的增长革命、中东地区由石油驱动的主权财富的崛起，以及巴西的经济奇迹都曾得到过他们的欢庆。

从2000年以来，达沃斯的红火和新兴市场的繁荣几乎完全是一回事，代表了一种由印制了数万亿美元新钞票的各国央行帮助实现的全球化生活理想。

但现在，随着美国利率开始上升，这些钱开始从中国、中东和拉丁美洲流出。新兴市场增长率受挫，债务水平上升，而地缘政治的担忧也在蔓延。

过去一年中，大批资金加快了外流的步伐，而这一现象主要由几点担忧引发：中国将失去对货币的控制力、油价将下降到每桶20美元、巴西的问题将更为恶化。

现在许多人提出，需要重新考虑一下这种达沃斯倡议的由新兴市场增长和创新驱动的美好世界的概念。

“我一直坚持认为，新兴市场热太过头了，很明显不过是大宗商品价格高企、信贷宽松，”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全球化问题专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说。

至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他认为，在过去10年中，它已成为某种自说自话的回音室。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更低的增长率，以及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政策冲突，”罗德里克说。这一次他不会去达沃斯参加论坛。“今年的达沃斯将会与往年不同”。

事实上，这座回音室一直没有达到宣传中的效果。自2010年1月以来，新兴市场的投资回报率相当糟糕。贝莱德集团(BlackRock)的新兴市场股票交易所基准指数基金下跌了25%，而且大部分下跌是在去年发生的。

全球投资者失去信心的最大迹象或许是，根据国际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的调查，自1988年（当时只有最胆大的人才敢投资这些国家）以来，投资者在新兴市场撤离的资金首次超过了投入的资金。

本月在巴黎的一次异常直白的讲话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表示，在经过多年的宽松货币政策和高企的大宗商品价格后，新兴国家需要一种新的增长模式。

“增长率在下降，而周期性和结构性力量削弱了传统的增长范式，”拉加德说。此外她还警告，美元对几乎所有新兴市场货币的继续走强很可能导致新一轮的金融不确定性，进一步压低大宗商品价格和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自2011年年中以来，美元对土耳其、巴西和南非等新兴市场货币的汇率涨幅超过了100%。而在过去的六个月中，在中国决定让人民币走低后，此前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等地稳健的货币也纷纷开始对美元贬值。

“我们自己的估计显示，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每放缓1%，将降低发达国家至少约0.2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速度，”拉加德说。

不过，尽管如今新兴市场前景暗淡，但几乎没有迹象表明领军人物们会放弃他们每年在瑞士山区度过的为期一周的会议。

今年，来自“金砖四国”(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320多名代表将出现在达沃斯，而2010年这些国家派出的代表为237人。

不过，这些代表中并没有国家元首。过去，几任巴西总统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曾带领本国代表团参会。今年，俄罗斯派出的是副总理尤里·特鲁特涅夫(Yury Trutnev)，而中国带队的则是副主席李源潮。

近来承受着严重压力的两个大型新兴市场将派出他们的领导人。最近遭受了恐怖袭击的土耳其，将由其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带队参加。而在过去五周换了三任财长的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也计划在论坛上露面。

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在民意调查中受欢迎度已降到个位数，不会在论坛上露面。但她新近任命的财政部长小纳尔逊·恩里克·巴博萨(Nelson Henrique Barbosa-Filho)计划出席。

巴西投资银行百达集团(BTG Pactual)的高层管理人员们做好了控制损失的准备。该行的前首席执行官安德烈·埃斯特维斯(André Esteves)正在接受腐败调查。

在为发展中国家设立的全会方面，世界经济论坛将在今年呈上平常的讨论主题。

有一个将探讨新兴市场的企业如何应对歧视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员工的法律。另一个更直接：美国利率的提高对新兴市场的增长有何影响？

不过，真正重要的，是人们不知道的那些会晤。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向来如此。

这可能意味着，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的首席执行官劳伦斯·D·芬克(Laurence D. Fink)和阿布扎比投资局(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高管让-保罗·维兰(Jean-Paul Villain)，或沙特阿拉伯央行行长、负责着该国65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法赫德·穆巴拉克(Fahad al-Mubarak)会坐下相商。

随着石油价格下跌，传言四起，宣称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在收回投给贝莱德等全球投资公司的数十亿美元。交易人员称，这些基金撤资是导致市场最近不稳定的原因之一。它们当中很多投资了美国的股票和债券。

或者，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的首席执行官可能会和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碰头。中国股市的剧烈波动极大地影响着美国的市场，而美国的大投行会想听听方星海为2016年谋划的策略。

不过这几天，在各大央行高管、政府部长和企业首席执行官努力想要弄明白一切时，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Morgan Stanley Investment Management)的新兴市场部门负责人鲁吉·夏尔马(Ruchir Sharma)却给出了一个相当简单的解释：中国等新兴市场放缓对发达国家的影响，会比大部分人认识到的更大。

“1997年时，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中占的份额是20%，现在则近乎40%，”他说。“这举足轻重。中国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外部世界，我认为，达沃斯的与会者没有及时意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