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者的自信不意味着他们的证言就必然更准确。但是一项关于抢劫案件的研究发现，目击者证言有多准确取决于你什么时候询问他们。

1984年7月，一名男性闯进了家住北卡罗来纳州的22岁女孩Jennifer Thompson的公寓，并用刀威胁她的生命。她跟歹徒周旋，并说服他不要杀死自己。但是，歹徒强奸了她，然后逃之夭夭。仅仅几个小时之后，一名素描画家跟据Thompson的描述绘制了袭击者的肖像。警察然后给她一些长相相似的嫌疑犯的照片供她指认。

Thompson指认了22岁的Ronald Cotton，他的相片被警察登记在册，因为他少年的时候曾经犯过抢劫罪。当Cotton听说警察在搜捕他时，他主动到管辖区的警察局“投案”。他最终因为Thompson的目击证言被判终身监禁。11年后，随着DNA技术的发展，从Thompson身体上提取的样本跟另一名男性实现了匹配，此人最终供述了罪行，Cottom被无罪释放。

当Thompson最初指认Cotton的时候，她对自己的选择并不确定。“我想是这个人，”经过几分钟的犹豫之后她告诉警察。随着时间推移，她越来越坚信自己的判断。一年之后，当Thompson在法庭上面对Cotton的时候，她没有丝毫犹豫。她指着Cotton，肯定地说他就是强奸她的那个人。

由于此类案例，美国司法系统改革了在刑事犯罪的审判中对目击证言的使用。法官被告知对目击证言不能采信，并且无论目击者有多么自信都不予理会。现在，一项关于抢劫案件中目击者证言的研究指出，这项改革可能弊大于利。

没有人会质疑采纳目击者证言存在风险。在美国，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有数百人被DNA证据证明是无辜的，从而被洗脱罪名，在这其中由于目击者的错误指认导致的冤案占据了70%。为了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研究者设计实验，由演员扮演嫌犯进行犯罪行为，然后让被试从一排人中指认出嫌疑犯。研究发现，目击者证言可以轻易成为言之凿凿而实际上错误的记忆，而给被试一一呈现犯罪嫌疑人的照片能够减少错误的指认。但是很多研究者对这些在实验室中的发现能否反映现实情况提出了质疑。

因此，由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心理学家John Wixted领衔的团队把实验安排在位于得州休斯顿警局的抢劫案调查处。他们研究了2013年以来涉及目击者证言和一个嫌疑人的348起抢劫案件。为了确保警察不会不经意间影响实验过程，研究者让不知道犯罪嫌疑身份的警察把6个嫌疑人的照片呈现给目击者。当目击者做出指认时，他们还需要在一个三点量表上评判他们对自己的选择是非常肯定、一般肯定、还是不肯定。

每个案件都存在一些旁证，从弱证据—嫌疑人在案发现场活动—到强证据—在案发现场发现嫌疑人的鞋印。研究者分析，如果目击证人对证言的确信度能很好地预测证言的准确性，那么信心十足的目击证人更容易选择旁证所指向的嫌疑人，而不确定的目击者准确率会更低。

实验结果证实了这一推理。总的来说，目击者准确地指认出嫌疑人、错误地指认了5名无辜者中的一个、或者判断袭击者不在人群之中这三种结果的比例各占1/3。但是，如果考虑目击者对证言的确信度，则得到了不同的结果。高度肯定自己判断的目击者正确地指认嫌疑人的比例为75%，而错误指认则不足20%。当警察有充足证据时，目击证言正确地指认嫌疑人的概率达到90%。研究者将这项发现发表在《美国科学院刊》上。

这些结果不意味着否定了目击者会存在相信自己的错误记忆的倾向，就像Cotton案件之中所展现的一样，Wixted说，但是时机是关键。我们的主要观点是，你必须仅关注目击者最初指认嫌疑人时的确信度。一旦目击者到法庭上提供目击证言，错误记忆有可能已经巩固了。

Wixed说，在DNA证据洗脱清白者罪名的大多数案例中，目击者对最初的证言是不肯定的。如果目击者的确信度能够被作为证据，不仅会有更少人被冤枉，也会有更多罪犯被绳之以法。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心理学家Aaron Benjamin说，研究结果有些道理，因为全盘否定目击者对证言的确信度是“与（研究者）对记忆的广泛的认知相悖的”。司法系统应该重新考虑如何应用目击者证言，因为它zhi关重要。法庭可能在“让更多的罪犯在大街上逍遥，而把更多的无辜者投入监狱”。

但是也有很多研究者提醒，应该对更改司法系统持谨慎态度。加州大学Irvine分校的心理学家Craig Stark说，这项研究证明目击者最初做出指认时的确信度提供了有用的信息，但是他担心，警察、陪审员、甚至法官有可能会对确信度进行错误的解读。这需要复杂的统计推理。他说，对于存在明确的偏好和先入为主的意见的人们来说，他们能够把统计推理的细微差异拿捏得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