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日，上海外滩发生踩踏事故的第二天，崔永元在东方卫视创办了时事脱口秀节目《东方眼》。演播厅中，崔永元竖起一面墙，专门粘贴那些或是未完待续、或是不了了之的公共事件。他信誓旦旦，宣称要在节目中追责到底。然而，开播不到三个月，因为语焉不详的原因，《东方眼》宣布夭折停播。

在收视率论大行其道、真人秀此起彼伏的中国电视界，这面命薄如纸的墙并不会被记住太久。也许，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机制，帮我们自动更替记忆。

一

在社交媒体甚为喧嚣的当代中国，拆掉一面负责记忆的墙，似乎是一种绝妙的隐喻。

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将这种隐喻投射到2015年的公共事件中。2015年8月12日，天津塘沽开发区发生危险品仓库爆炸，距今日已过四个月。丝毫不出意料，网络中的问责之声已经渐渐隐退。这四个月中，被精英们寄托为民主希望的微博继续向前滚动，声势浩大。

在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我们重新戴上魔幻主义的眼镜观看世界：这四个月，微博告诉我，科比和萧敬腾见面的时候带了一把雨伞；雾霾普降之时，天空会飘来五个字，“东方饺子王”；亚冠决赛的时候马云被制成了一系列表情包不容错过；青岛的海鲜价格，一只虾要38元。

如果把视野微微拓宽，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看到优衣库的试衣间、三里屯的斯巴达，还看到黄晓明的豪华婚礼、柴静的《穹顶之下》；如果使用微信，会看到千金难买的食疗大全，它告诉我们“朋友圈都转疯了！”；我们会发现地暖有辐射会致病，还会被要求“花三秒钟转一下吧！”。

在这个社交网络中，我们的注意力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向前，如同参与了一次“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旅行团，路过一处处社会景观，稍作停留便会手忙脚乱。我们埋头赶路，走马观花。

记忆之墙被反复拆除的社交媒体中，我们拥有了一种自动翻页的生活方式。我们享受着信息过载的诱人刺激，疲于奔命，应接不暇。

虽然早有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比喻，近些年，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者还是通过实证研究窥探出互联网对于人脑的改变。美国作家尼古拉斯·卡尔在他2011年入围普利策奖的作品《浅薄》一书中就曾指出，互联网正在悄悄吞噬我们的专注力。我们丧失了整体、理性的思考方式，转而呈现出碎片、经验的思维取向：

“当我们在新闻网站上浏览最新焦点时，突然收到一条信息，提醒有新邮件到达。几秒钟后，RSS阅读器又告诉我们，最喜爱的博主刚刚上传了一篇新博文。没一会儿，手机铃声响起了，原来有短信送达。与此同时，Facebook和Twitter网站的用户头像也在不停地闪烁……”

从博客向微博的技术变迁，似乎印证了这样一种碎片式书写和阅读如何变本加厉地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抱歉，你只有140字的空间，读者还在等着下一段旅程。

二

在140字的短暂停歇中，我们做了什么？当然，面对社交媒体上的公共事件，我们从未选择袖手旁观。2015年，同情与问责无疑成为了公共事件永恒不变的主旋律。

首先是同情。无论是东方之星沉船事件还是塘沽危险品仓库爆炸，我们都在微博上发现满屏幕的祈祷。我们高举起“字正腔圆”旗帜，宣示道德正确。我们仿佛置身于历史的关键事件之中，添柴加火，共同改变着什么。那些不识时务的公众人物，若是此时表达自己丝毫的生活喜悦，则要冒着莫大的风险，很可能就此断送前程。

虽然声势浩大，但残酷的事实似乎告诉我们，我们其实并没有做什么。一开始，我们或愤怒、或同情——我们心安理得地证明了，自己并非无情；最后，当足够熟练时，我们甚至不需要经过愤怒或者同情的热身，直接进入心安理得的状态。

苏珊·桑塔格写过一本很薄的书，叫做《关于他人的痛苦》，其中讲述了一个令人颇为动心的观点：媒体负责带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奇观”，我们负责一边消费这些信息，一边表达自己的良心，一边却又在变得越发麻木。苏珊桑塔格说：“我们的同情心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

另一个问题在于，我们的同情危险重重，因为要面对社交媒体上纷繁错乱、真假难辨的信息。2013年雅安地震时一则转发过万的图片，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一位警察救起了一只压在木板下的大熊猫，当警察准备离开时，熊猫死死地抱住警察叔叔的腿。只不过，网友很快便发现这只熊猫在汶川地震中就登过场了。还有社交网站那些数不清的“解救被拐少年”，人们几乎没有时间质疑为何微博中没有提供任何联系方式。很久之后，才有网友指出，这条微博中的孩子去年已经被救出来了。即使如此，转发仍旧继续。人们清白的宣誓已经变成营销的资本，精明的网络推手巧妙地洞悉这一切，不断感动中国。2015年，这一切在天津爆炸事件之中，毫无例外地被延续着。我们没有时间停下脚步，询问真假；更没有能力探出身子，查看虚实。

生活在“自动翻页”的智能型社会，我们被微博向前推动着，习惯于围观也习惯于忘记，习惯注意力被各种霓虹璀璨所肢解，也习惯聚揽身上的所有力气咒骂丑恶。当然，不出意料，大多数时候我们会很快忘记自己做过的事情，宣称过的同情、表达过的愤怒，因为我们在某种情绪中呆不了一会儿，就发现屏幕上出现了一条黄色的横幅，八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小字在我们眼皮底下悄悄溜了出来——有新微博，点击查看。

一种新媒体的诞生从不缺乏赞美。上世纪初，约翰·杜威将报纸视为塑造社会共同体的救命稻草；上世纪60年代，素有“麦克风将军”之称的戴高乐在塞纳河畔又为广播唱起赞歌。但经历了多年沉淀，在2015年的尾巴上，我们似乎可以用更加理性的方式来看待社交媒体。

它像一架永不停转的放映机，也像一处漩涡，不断裹挟着越来越多的人。传播学者赞美社交媒体的去中心化与分众化，为草根的胜利奏起凯歌；政治学者将社交媒体比作公共领域，慨叹时空交错，17世纪英国的“咖啡馆政治”恍然间被搬进了卧室之中；当然，在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年代里，创业者们看到的则是比比皆是的商机，面对“两微一端”的互联网创业跃跃欲试。

它带给人们不同的可能性，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摧毁着学者们架设起的一个个乌托邦。我们会渐渐发现，也许它并没有那么糟，只不过，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本文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