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毅:基于熟人管理的企业为什么好?

Managershare:如何把熟人社会重信用、有情义的正面作用引入到现代管理制度里来,还真的可以好好琢磨琢磨。

西方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制度是建立在生人管理基础上的。尤其是美国,发现北美新大陆后,欧洲旧大陆各国的敢于冒险、渴望发财、或者由于各种原因希望逃避所在国的人们聚集到了美国。所有人在美国都没有根基,所有人在美国都没有亲人,所有人都可以随时消失。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美国发展了一套独特的社会管理制度,形成了一套美国管理理论。

而几千年来人口、文化一直繁衍生息不止的中国,却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人都有根有基,如果犯了错误,不仅自己遭殃,还要累及家人。皇上还可以灭人“九族”,所谓九族,一说都是父系九族,牵涉到自己以及上四代和下四代;另一说是父系四族、母系三族、妻系二族。明成祖朱棣还发明了灭“十族”,朱棣即位后,命方孝儒起草登基诏书,方因拒不受命而被灭十族。即把方孝儒所有沾亲的都灭了之后还要把门生也灭了。虽然这是极其负面的典型,但充分说明了中国熟人社会的特性。

在熟人社会里面,大家都知根知底,每个人都不是无亲无故的个体,一人犯错,全家蒙羞、全族蒙羞,甚至祖祖辈辈抬不起头。因此在熟人社会里面,犯错误的成本是很高的。外国银行初到中国发展时,基本上都找中国大家族的成员作为职业经理人,那时叫做“洋买办”。例如苏州洞庭东山席家一家,其祖孙三代在外商开设于上海的34家银行中占据了17个买办位置,其中包括英商银行、美商银行、日商银行、还有俄、意、法商银行。其它典型的还有唐廷枢、徐润、郑观应都是买办世家,每个家族都有十几号人甚至几十号人在洋行里供职。说明外国商人也知道利用中国的熟人社会的信用和大家族的信用。

市场经济发展以后,社会的流动性加大,社会从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转型,上个世纪初的上海和上个世纪末的深圳就是典型。在全面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之后,生人社会的范围渐渐加大,熟人社会的范围渐渐缩小,生人社会的价值观渐渐占了上风,熟人社会的价值观渐渐式微。

企业管理的理论和制度、方法更是基于生人社会的基础,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随时消失不见,而谁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亲朋好友,因为这是“隐私”。只要不犯法、或者能够逃避法律责任,道德和信用并不重要。西方流行过一阵“Y”理论,就是因为西方管理理论和制度、方法等等都是基于“X”理论的,即把每一个人都看作是“坏人”。

中国历史上晋商票号的管理则是基于熟人社会的管理。他们只招收山西平遥、太谷、祁县三个县的人,进票号时要有熟人担保,实习期满后就是终身雇佣,以后还可以参与公司的分红。票号在没有最低资本金要求、没有金融监管、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学习、没有广纳国际人才或者全国精英的情况下发展了100年,形成了巨大的全国网络,经历了三、四代人,这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

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可否依然探索出一套熟人管理办法?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可否渐渐地把生人变成熟人、熟人变成亲人?

中国的文化善于把生人变成熟人,把熟人变成亲人或者准亲人,如传统的义结金兰、义父义子等等。中国商人说先交朋友、后做生意,也是表达了与熟人做生意的意愿。基于对熟人管理的企业一定比基于生人管理的企业更美好,因为熟人社会一定比生人社会更美好。也许这样的理想企业永远不会有,但不等于我们不可以去追求,也许我们做得不可能那样完美,但不等于不能朝这个方向走。

何志毅:复旦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博士后,曾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北大企业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北大商业评论》执行主编。现任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理事长、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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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志毅
来源:知一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