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区利率下跌的原因一直是热门话题，当然，因为人口学和其他结构性的因素，全球储蓄和投资也早就出现了长期的变化。

货币政策并不是类似状况出现的原因，那到底是什么在作祟？货币政策是不能用来解释财富再分配的问题的，因为再分配其实是政治范畴的问题。

欧洲央行必须要延续他们的货币宽松政策，但是要做到政治正确，欧元区又需要通过合理的投资确保结构性改革和促进增长，这在牵扯到移民问题时显得更加重要。

欧洲央行有足够的独立性去履行他的职责，这一职责主要是保证欧盟的通货膨胀指标靠近2%，同时又要低于2%。

现在，通货膨胀率接近零，剔除能源和食品价格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只有1%时，欧洲央行与其设定目标还差得远呢。

欧元区市场的通货膨胀率即使到2019年也可能都很难回到2%的理想值。低通货膨胀率助涨了实际利率，所以，虽然欧央行的政策设定利率仅有0.05%，但实际利率还是比均衡利率高出太多。

结果，欧央行的货币政策虽然影响范围很广，但其实际效力其实十分有限。

在德国，欧央行受到的指责尤其多，这些指责主要是针对其设定的低名义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很多人都在争论这些政策是在将储户的资产“充公”。

尽管如此，对于储户来说，实际利率是相关变量，通货膨胀率下降后，实际利率反倒是上升了。

当然，因为长期利率走低，储户的利益也的确受到损害。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10年期的德国政府债券收益率超过4%，新千年后降至2.5%，2010年后，平均收益率缩水到可怜的0.4%。

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惯以通过产品组合达到名义利率的水平，如此悲惨的局面自然让这些行业很难操作。

金融业界巴不得欧央行的低利率政策早点结束，但他们忘记了欧央行是无从对再分配这样的问题负责的，他们只是在简单履行自己的职责罢了。

此外，如果欧央行升高利率，没准对很多机构伤害更大——经济衰退可能会更加严重，通货膨胀率更低，结果是导致长期名义利率更低。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指责欧洲政界，而不是欧央行。实际利率是否需要降得更低才能平衡存款和投资？是否政府应该采用结构性以及财政举措对目前的形势作出回应？

我的分析是，欧洲政界应当为欧元区，以及德国提供更好地投资机会。这意味着改善商业环境，提升长期计划的确定性，同时还应当深化欧洲单一货币市场。

说到德国，人们经常指责德国的经常项目盈余几乎接近GDP的9%，这意味着即使是德国公司也丝毫不热心在本土投资。

基本来说，这只能说明德国的投资环境有多恶劣。德国政界需要在服务板块减少保护主义，积极对新科技板块做出结构性改变，并保证投资人可以针对德国能源转型，以及气候政策做出长期计划。

此外，德国需要增加公共投资额。这些投资所需要的最基本需求其实刚刚被提及。

大批涌入的难民给德国社会带来了剧烈影响，但我认为应当被看做一个机遇，德国政府应当借此增加理性并富有前瞻性的公共投资，满足社会在住房，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需求。

根据一些独立机构的估计：既然这些暂时性的花销可以为不久的将来带来更高的公共收入，那类似的花销完全可以通过赤字花费来实现。这既可以支持德国经济，又可减少再分配方面出现的冲突。

如果能用聪明的融合方式，让难民真正融入德国以及欧洲经济，并佐以用财政赤字作为金融支持，最终一定会帮助提升结构性的实际经济利率。这也在帮助欧央行履行职责，使得量化宽松政策更有可能早点结束。

结果，类似这样的一揽子综合举措将成为最好的路径，保障债主和储户都看得到实际利率出现上升，而德国公司也会因为投资本土重获收益。

本文作者Guntram Wolff，是欧洲知名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