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一名14岁的女孩正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她身边出现了几个骑马的男人，手持鞭子，把她团团围住。女孩惊恐万分又茫然不知所措，她尖叫、挣扎，但无济于事，她被强行拖到马背上，带去村子边缘。那几个人把她扔进一间棚屋，锁上了门。一会儿，进来一个男人。他毒打、强奸了她，告诉她从今往后女孩就是自己的老婆。第二天，她抓住一个逃跑的机会——那男人没锁棚屋门，门口还留了一把来复枪——女孩拿起枪夺门而逃。男人从后面追赶而至，她举枪打中了那个要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

17年后的2014年，另一名14岁的女孩和丈夫一起生活，她最近被逼与他成婚。一天，女孩在给丈夫准备的饭菜里撒了老鼠药。丈夫和他的三个朋友吃了以后中毒身亡。这个事件发生在尼日利亚北部。文章开头的事件发生在埃塞俄比亚南部，也是2014年的电影《Difret》的原型。《Difret》对绑架、凶杀和审判的刻画富有思想深度，有时也简单粗暴。《Difret》现正在美国巡演。作为一部“现实电影”，《Difret》有力鞭挞童婚的普遍恶俗，也促使人们思考：现实电影究竟可以产生多大的现实影响。

电影一开头就是惊人动魄的绑架场景，悠闲恬然的田野上，一个名为Hirut的少女在玩耍，镜头倏地一转，几个骑马的劫匪冒出来。电影开头的片段并不多，没费多少时间，就转到了凶杀案发后的情节，Hirut被投入狱等待审判，等来的极可能是死刑。和现实中一样，电影里也有一名律师站出来为Hirut辩护。律师叫Meaza Ashenafi (由Meron Getnet 扮演)，是埃塞俄比亚妇女律师联盟的创始人，她决心促使法庭保护Hirut，Hirut是被迫成婚，还面临生死威胁。

但形势不容乐观：埃塞俄比亚法庭此前曾判处一个怀孕的女孩继续和掳走她的男人一起生活，而且从来没有一个女性被法庭裁定正当防卫。电影里，Ashenafi拨开法庭和传统委员会的重重迷雾，但是它们的父权制和性别歧视却牢不可破，同时，她渐渐越来越心灰意冷、大胆鲁莽。狱外保释期间，Hirut面临丈夫亲戚的报复寻仇。电影《Difret》（在阿姆哈拉语中意为“勇气”和“强奸”）准确诠释了大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广泛存在的官僚主义，其特点是麻木乏味、令人抓狂。同时，电影展示了这个地区的文化背景，在那里，掳走女孩逼迫成亲司空见惯。

现实生活中，审判结束后，2004年，埃塞俄比亚终于通过立法，规定绑架和强奸是犯罪行为，最多可判刑15年，尽管新法规执行不力。电影《Difret》的导演兼编剧Zeresenay Mehari认为，掳走女孩结婚是埃塞俄比亚的古老传统，有40%的少女深受其害。好莱坞巨星安吉丽娜·朱莉曾说过，自己之所以愿意当执行制片人，因为“其他国家的无数女孩的成长过程中也缺乏法律保护，而这部电影给她们带来了希望之光。电影让我们看到，个人的勇气可以唤醒一个社会的良知。”

电影《Difret》及其隐含的社会活动者情感（本部电影的制作人团队发起了反对童婚的请愿）让我想起了《沙漠之花》和《血钻》，这两部电影也取材于非洲的事件，但影片本身价值远不如《Difret》。《沙漠之花》是关于出生在索马里的黑人模特华莉丝·迪里的故事，讲述她童年时遭受的割阴和长大后成为超模的人生经历，还包括她成为社会活动者积极反对“女性割礼”，“女性割礼”一词是一部分人对割阴的委婉称谓。《沙漠之花》的水平不均衡，演技和故事情节易于遗忘，但是对迪里的索马里童年生活的刻画令人惊叹、动人心弦。同样，在《血钻》里，对军火走私贩和记者的描绘是败笔，而杰曼·翰扮演的苏塞拉利昂渔民的悲剧结局是绝唱。影片中，渔民无辜被卷入冲突频发的钻石贸易中。

艺术与现实信息的关系微妙难以捉摸，“现实电影”常常流于煽情过度又简单草率。《Difret》有一点令人印象深刻，电影最后留下一个模棱两可的开放式结局，而很多现实电影删繁就简，简化为正义与邪恶的故事，用大圆满结局仓促收尾。这类电影在节假日和影院公映时，主创人员和演员会用沉痛的预调讲述电影中表达的现实现象，短短的一瞬间，对该现象的“关注”进入大众意识。

但是大部分现实电影面向的是全世界的观众，观众对非洲早已心怀先入之见，现实电影用心良苦，最终却可能被认为是虚情假意。如果不是想利用“地球上有个地方需要我们拯救”这个滥大街的想法掘金，为什么要把一部电影与一个“亟待关注”的现象紧紧捆绑在一起？捆绑方法包括相关情节安排和宣传手段。

艺术当然可以夸大现实现象，前提是只要艺术能够理解现实，但是艺术不能变成冲上大街摇旗呐喊的最积极示威者。这种艺术的可信度会大打折扣，另外，它也比不上当地行动的作用，也不应意欲与其一较高低。尼日利亚的那个女孩因杀害丈夫被判在卡诺坐牢，抗议者就给位于卡诺的州政府联名写信。自2013年，有社会活动者举行大型集会和社交运动，在尼日利亚全国反对童婚，因为在尼日利亚，数个州的法律允许未满18岁的女孩结婚。运动取得了成果。今年上半年，法庭宣布释放那名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