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畜牧业已经占到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15%——几乎等同于各类交通工具的尾气排放量。但公众对于饮食与气候之间的关联性缺乏认识，而各国政府在讨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措施时，也很少强调降低肉类消费，显然是担心如果对人们应该吃什么指手画脚会引起公众的抵制。

这一点必须改变。除非我们改变目前不可持续的肉类消费水平，否则将气候变化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几乎不可能。但相反，如果每个人都采取少肉的“更健康的饮食”，到2050年之前就可以再减少6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这是将全球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2°C这个危险门槛以下所需减排量的四分之一。

国际上人均肉类消费量已经超过健康水平，并预计到2050年还会再上升76%。这对于全球人口健康以及地球环境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美国人均肉类摄入量是健康专家建议水平的三倍。其他工业化国家人均肉类消费也远远超过建议水平，这与日益增加的肥胖以及癌症、2型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的多发密切相关。

中国的肉类消费低于西方。但是，普通中国人每日肉类消费量已经是合理水平的1.5倍（不过，考虑到中国文化、经济和地理的多样性，这种总体水平的计算方式过于简单）。

中国肉类生产水平——用于国内消费以及出口——也在不断增长。1978年，中国生产了850万吨肉类产品。2011年已经达到7950万吨：年均增长6.93%。直到最近，增加肉类消费一直是中国政府明确的政策。饮食与气候之间的关联并非公众议程。

肉类（和加工食品）消费增加和缺少体育锻炼的影响在中国越发明显，全国超重人口数量已是营养不良人口数量的约两倍。但公众对于食肉过量的危害——无论是对个人健康还是对于地球——认识仍然十分薄弱。相反，肉类消费的增加仍与财富和地位联系在一起，收入增加的人群普遍有更大的肉类消费意愿。

在查塔姆研究所与格拉斯哥大学联合进行的焦点小组深度研究中，中国的受访者倾向于认为要求人们减少肉类消费“不公平”，因为中国人总体肉食消费水平毕竟低于西方，并且中国经济近年来才取得了巨大发展。一位受访者说“政府不会那么蠢。”

但当研究人员告知受访者饮食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联后，中国受访者比其他国家受访者更愿意改变其饮食习惯。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城市地区人口“亲身经历”过空气污染的危害，他们认为严重的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有关，愿意通过个人行动减少空气污染。这也反映了中国人对政府的高度信任，以及对科学的怀疑程度较低。

这并非要求每个人都变成素食主义者；而是减少肉类消费，降至建议水平，用植物食品替代大部分肉类，并避免食用加工食品。大致标准是每人每日红肉或者加工肉食的食用量不超过70克——大致相当于一个汉堡。

传统的中餐有利于降低肉类消费。中餐大量使用蔬菜和谷物，因此达到可持续的肉食素食比例并不难。中国肉类和奶制品的替代食物有很多，并且食物产品添加铁元素来解决贫血问题的历史很长。这意味着中国（与日本一样）的肉类消费的峰值应该会低于西方。这一点还显示出，中国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做出榜样。

焦点小组研究以及网上调查问卷最重要的发现或许就是，虽然许多人仍持应该吃肉的看法，并警惕政府的干预，尤其是价格干预，但总体看来，他们其实希望并期待政府的引导，若无引导则不会做出改变。

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受访人均表示，如果政府真的引入鼓励改变饮食方式的新政策，一开始的抵制会逐渐消退，人们会允许和认同这种变化，正如人们服从禁烟等其他公共健康干预措施一样。这表明政府“改变饮食结构太困难”的假定是没有道理的。行动可以采取，也必须采取。

本文作者罗伯·贝利（Rob Bailey）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又名查塔姆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能源、环境与资源项目研究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