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hare：香港大亨李嘉诚视它为自己的“第三子”。阿里巴巴的创始人认为，值得为它花费全球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发行(IPO)所获估值的2%。而对于一群富有的亚洲商人而言，它提供了一次挽救大片珊瑚的机会。

“它”就是慈善基金会。如今慈善事业在亚洲是一项大事业。亚洲有富豪——根据追踪超级富豪的数据提供商Wealth-X公布的最新数据，亚洲有560名身价达到十亿美元的富豪。亚洲还有增长。这里的富豪基本出身低微、贫寒，白手起家打天下，因此渴望回馈社会。

以亚洲最富有的大亨之一李嘉诚为例，被他称为“第三个儿子”的慈善基金会，将分得与他两个亲骨肉同等份额的遗产。

正像他在2006年接受福布斯(Forbes)终身成就奖颁奖时所言：“我成长在战乱中，回想过往，与贫穷及命运进行角力的滋味是何等深刻，一切实在是毫不容易的历程。”

“从12岁开始，一瞬间已工作66载；我的一生充满了挑战，蒙上天的眷顾和凭仗努力，我得到很多，亦体会很多。”

近10年后，他说：“社会资本是关键。同情、怜悯、信任、共同价值观、社会参与、志愿精神、社会网络以及公民权等资产，都有可量化的价值。这些资产是可以衡量的。”

马云将阿里巴巴2%的股份（一年前IPO时，阿里巴巴估值达1680亿美元）、以及每年总收入的0.3%投入他的慈善信托。

这些数字还在增长。投资银行瑞银(UBS)对税务当局的数据（由于税务当局的数据不纳入个人捐赠，实际捐款总额应该比它高）所作的分析，显示出过去十年有一些显著增长——例如，中国捐款总额从8.3亿美元增加至去年令人惊讶的165亿美元。

捐赠也从大额捐款不断发展——例如，向高校（通常是捐赠者的母校）捐赠，比如香港陈氏家族向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捐赠3.5亿美元。

目前为止，一切顺理成章。亚洲一直尊重教育，而且，就像衣服一样，牌子越大越好：此处可参见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的“李嘉诚健康资讯及研发中心”(Li Ka-shing Centre for Health Information and Discovery)以及哈佛大学的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T.H.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但是，更有意思的活动出现在数额较低的捐赠中——新一代捐赠者更为看重向本土受益者施与捐赠，并以帮助他们获得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为目标。

“如今的捐赠方式比一二十年前更加结构化，以往你只是写张支票，不知道钱会怎么花出去，”瑞银慈善和价值投资主管董黎滢(Christina Tung)说。

新加坡管理大学(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新大家族企业学院(Business Families Institute)的学术主管许茵妮(Annie Koh)补充称，如今金钱惯坏下一代的问题也出现了。“老一辈人不希望后辈觉得财产理所当然都是自己的，因此他们创办基金会来确保其子女不会得到太多财产，确保财富能流向社会，”她说。

其他人认为，基金会也能用来安置那些不愿加入家族企业的家族后代，让他们仍然是家族事业的一份子。

基金会也可以用来训练那些希望在未来加入家族企业的家族后代。

最后一点，鉴于亚洲普遍税率较低，税收因素对该地区慈善的推动作用或许小于世界其他地区，但是它仍可以起到一些推动作用。中国已将公益捐赠的税前扣除比例上限提高至12%，但对捐赠扣除适用的慈善机构有严格限制。

迫切希望将慈善款项留在国内的新加坡提供的税前扣除比例是各国中最高的。对于规则适用的国内慈善机构，捐赠数额可获最高3倍扣除。

亚洲多数捐赠都是捐给当地的，但是也可以捐往海外，就像最近为拯救纵贯印尼和菲律宾群岛、直至澳大利亚附近大堡礁(Great Barrier Reef)的大片珊瑚礁群而捐出的善款。

但是，鉴于亚洲的慈善事业尚处于萌芽阶段、而数十亿美元正在投入到这项事业中，一个全新的行业正在诞生，连同其银行生态系统。

然而，大亨们及其慈善事业的受益者肯定希望能够避开一直困扰其他行业的问题，无论是单纯的价值破坏、经营不善、还是更可耻的资金挪用行为。

译者/马柯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