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以及新兴市场对商学院教育的需求日益加大,仅仅本国的高校联盟或者商学院联盟已经显得有些“过时”,跨国甚至跨洲的联盟成为顶尖商学院合作的大方向。

一直以来,商学院的发展总与所属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成相关联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古老都城奥斯陆,BI挪威商学院的口碑一直受到众人的称赞。由于远离欧洲债务和经济危机中心,挪威本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高位,人民富足,社会安定,这也使得挪威商学院即便在欧洲整体环境并不好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招生、就业等烦恼。

“挪威是个很小的国家,但却非常开放,各行业的国际化水平很高,这意味着商学院也要与时俱进,也要像企业一样国际化。”新官上任不久的BI挪威商学院校长IngeJanHensjesand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如此强调。

事实上,国际网络对商学院的重要性并非只有Hensjesand校长一人知晓。无论是商科教育高度成熟的美国,还是近年来势头强劲的新兴国家,都越来越重视商学教育国际网络的搭接,加强跨国跨洲的商学院互动与合作。

正如日前在2015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国际合作项目院长论坛上,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EdwardA.Snyder所言,“当前没有一个学校能够占领整个市场,高质量的商学院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网络,这对于教师和学生都是很有吸引力的。”

创新之需

“如今许多创新并不是从公司内部产生的,而是通过跨企业合作产生的,这对商学院而言也是如此,要创新就需要合作,而商学院之间的合作就需要国际网络平台的搭建。”IngeJanHensjesand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

国际合作对于中国而言,是快速提升商学院教育质量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步骤,在这方面,新加坡便是很好的参照。

1965年建国的新加坡,虽然目前人口只有547万,高校却有15所,其中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都是全球排名100以内的高校。从1998年开始,新加坡实施了“10所顶级大学计划”,即在10年内吸引10所世界一流大学到新加坡合作办学。经过多年的努力,陆续引进了麻省理工学院、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等名校合作办学,高等教育实力得到迅速提升。

最近出炉的英国《金融时报》EMBA排行榜也表明,合作办学模式是未来的趋势。在该份EMBA排行榜上的排名前五个项目都是合作办学项目。Insead和清华大学合办的EMBA项目今年排在榜首,而Insead独立办学、在其三处学院开展的MBA项目仅排名第七。

“商学院要站在前沿,就需要建立多种的合作关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EdwardA.Snyder告诉记者,“合作的方式如今可能不仅仅是双边合作的关系,而更可能是中心和辐射,是轴和辐的关系,可以支撑起一个车轮,让它滚动。增加一个合作伙伴,对商学院而言,可以增加的合作节点是可以呈放射状扩展的。”

作为顶尖商学院,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对于这种辐射状的商学院网络释放的机遇早在2011年便重视起来。在2011年底,耶鲁大学管理学院联合世界经济强国和新兴经济热点地区的21家顶尖商学院,正式成立全球高端管理联盟。

不同于以往商学院之间的一对一合作,该联盟旨在通过强强联手、资源共享,为教师交流、科研合作、学生领导力的培养、联盟成员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搭建一个广泛的合作平台。联盟成员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分享办学经验、合作案例开发和数据收集、共同研究对商业实践有重大影响的课题、共享教学资料、促进教师互访和学生交流,进一步提升学院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

到了2012年,耶鲁大学管理学院便已正式推出高端管理硕士(MAM)项目,为了培养全球商业领袖,同时提升他们在国际复杂情境下的管理能力,该项目计划每年从全球高端管理联盟的成员学院各招收1-2名优秀MBA学生赴耶鲁攻读MAM学位,学制一年。

“每个学院都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大家可以在多层面、多维度进行合作,可能一些学院在案例方面受益更多,有些可能是教师的交换上面受益更多,教师可以选择他们最擅长的领域,学生也可以选择感兴趣的方向选择去哪所院校进行交流。”EdwardA.Snyder说,“这就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商业形式,网络化的联系是所有商学院在未来发展中都应该好好思考的。”

跨洲趋势

美国的“常春藤联盟”、英国的“红砖大学”和“罗素大学集团”,以及澳大利亚的“八大名校”是世界著名的四大高校联盟。然而,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以及新兴市场对商学院教育的需求日益加大,仅仅本国的高校联盟或者商学院联盟已经显得有些“过时”,跨国甚至跨洲的联盟成为顶尖商学院合作的大方向。

1996年,BI挪威商学院与复旦大学合作设立MBA项目,目前90%以上的学生来自跨国企业或外向型企业,担任中层以上职位,人均10年以上的职业经验。项目开办19年,拥有超过2000名校友,每年有超过50%的学生由校友推荐。

对于这种跨国、跨洲甚至跨文化的合作,IngeJanHensjesand坦言,这需要多年持续的磨合和互动。“最初我们也没有想到会促成现在这样的合作局面,在这种新型的网络式合作中,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和支持的。”

“在我们的全球高端管理联盟中,大中华地区的商学院有3家,还包括加拿大、巴西、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顶尖商学院,这些学校在本国都是享有盛誉的。”EdwardA.Snyder指出,这种合作与过去的双边合作方式不同,在成员单位中,一些院校会组成小组,同时做一些事情,比如老师带着学生到其他院校进行交流。

而这种跨州的合作,也使得中国管理文化更快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表示,过去30年与各兄弟院校合作办学期间,复旦管院开设了许多国际领先的教学项目,并把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关于企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实践和经验介绍给了全世界,向全世界贡献了基于中国本土的商业智慧和思想,提升了中国管理教育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圈中的地位愈发重要,中国商学院在这种合作模式中的话语权也变得更加强大。

更重质量

“许多体制内的商学院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向外看清经济发展的未来,还要对内很好地沟通协调。”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广斌此前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强调,“要创造国际化的外部环境,吸引更多的海外顶尖教授来学校,是需要商学院全体员工共同努力的。”

“我们和国外顶尖商学院的差距是多方面的,因为毕竟商学院教育在中国是一个新兴事物,我们目前还在一个学习的阶段。”在上海交大安泰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看来,中国商学院在最顶尖的管理知识方面,尤其是管理知识的创造方面做得不够。“商学院的课程体系,还是以国外的商学院历年积累下来的经验为基础,我们需要真正做到创造自己的管理教育体系,或者说是增加更多中国的管理思想。”

此前,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在谈及中外合作办学时,也表示办学要谨慎,不能速度太快,而应以质量为主,“办大学不是办公司和工厂,如果办的质量不如校本部,就没有必要办。”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应该鼓励,但需要理性思考,不能为了做而做。同时,办学规模怎么去测算好是一个问题,要做好更长远的规划。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姚英学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合作办学不要陷入一种境地:办学几年后不扩张很难运行,扩张建设的话又没有土地等资源配置;另外怎么考虑合作对方的利益诉求、做好各方协调,这也很关键,“如果合作方利益得不到满足,即使签了协议,也很难响应你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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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