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hare：相比较于男性，女性认为自己不够提拔资格，感觉自己测试会很糟糕，她们一般都会低估自己的能力。这种差异源于成长环境和生理等方面的诸多因素。

多年来，我们女性总是低调做人，规矩行事。我们确信，只要勤奋努力，我们的能力就会被认可，就会有回报。

我们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目前在美国，获得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女性比男性多。我们在工作中已经能顶半边天，我们正逐步平衡中层管理中男女比例失调的情况。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和哥伦比亚大学等机构做了六项全球性调查研究，这些研究发现雇用大量女职员的公司在各项盈利指标上都远比其竞争对手表现出色。我们的能力显而易见。那些紧密关注社会价值观转变的人认为世界正逐步转向由女性主导。

然而，尽管我们努力工作，但身边的男性仍比我们提拔得快，获得的报酬也更高。统计数据显示：特别是高层管理鲜有女性，而且这个数量基本上没增长。自从女性推开会议室的门以来已过了半个世纪，我们的职业轨迹仍与男性的相去甚远。

有观察家说孩子改变了我们生活的重心。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母亲的天性确实会让我们在家庭和事业之间产生一种复杂的情感牵绊。对绝大部分男性来说，这种牵绊至少在目前还不像女性一样强烈。另有评论家指出文化和习俗阻碍了女性的成功。这种说法也同样在理。然而这些关于女性一直没能突破职场发展瓶颈的解释都忽略了一个更基本的因素，即女性自信心的严重缺乏。

2009年出版的《女性经济学》，收录了很多女性可喜的变化。从着手写这本书开始，自信的隐蔽性一直激发着我们的好奇。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在访谈十几位高学历成功女性时，总是明显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力量在牵绊着她们。当时我们还不十分确定。为何成功的投资者告诉我们她受到这么大的提拔感觉受宠若惊？当一位行业内数十年来的领头工程师告诉我们她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公司这个新项目负责人的最佳人选，这意味着什么？在报道美国政坛20年间，不知不觉我们已经采访了不少这个国家最具影响力的女性。工作生活中，我们看身边的人们总是自信满满，但经历告诉我们这个国家的权力中心却是女性的自我怀疑区，即使这些权力中心全是女性。

我们掌握着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凯蒂拥有高等学历，会说多国语言，但她却毕生都在告诉自己她的能力不足以胜任新闻界最荣耀的工作。她一直认为自己在美国的公众形象得益于英国口音，而这个口音她也怀疑是不是真的给自己IQ额外增值。尽管我们之间很熟悉，但相比较于去年某晚餐桌上的自信，这无疑是一个意外的发现。

克莱尔觉着这难以置信，有些可笑。她自己在二十多岁时就已经是CNN在莫斯科的记者，合适的年龄合适的工作，然而当被问及如何做到时，她也习惯说“运气而已”。多年来她也习惯性尊崇身边的男性记者们，认为他们声音更宏亮、更镇定、知识更渊博，潜意识里就认为他们更应该出现在电视镜头前，但是他们就真的具备更强的能力？或者只是更自信而已？

我们开始访谈其他成功女性，希望找到一些由内而外信心满溢的女性，但是调查越深入，我们越发现要找到这类具有教益的案例很难。

华盛顿神秘队WNBA全明星赛球员莫妮克·柯里，在篮球场上敏捷，有力量，可是在谈到自信的话题时跟我们一样闪烁其词。当被问及她的信心是否深如男运动员时，柯里斜着眼睛。她以一种略显困惑急躁的口气说：“男篮，我想一个队可能有13或15个球员，但即使是替补席上的最后一名队员，甚至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我感觉他也跟队里的球星一样自信满满。”她继而笑了笑，摇摇头说：“女篮，却不是这样。”

高科技企业家克拉拉.施，2010年成立有名的社交媒体公司Hearsay Social，29岁时就加入星巴克董事会，是在硅谷这样一个男性主宰世界里少有的女性CEO之一。但她告诉我们，在斯坦福读本科时，她深信自己觉得难的课程对他人来说却很容易。虽然施以计算机科学专业班上最高的GPA成绩考上研究生，但她告诉我们当时她会时不时觉得自己就是一"骗子"，不踏实。与此同时，就在距离脸谱网运营主管谢丽尔·桑德伯格的书《向前一步》出版一年前，她告诉我们：“仍然会有些时日，早晨起来感觉虚幻，不知身在何处。”

我们受这些以及更多访谈的启发，决定写一本关于自信的书，关注自信的缺乏是否阻碍了女性的发展。我们最后采访过的领域大大超出了最初的预期，从基因组成特性到其在动物身上的显现再到教授和心理学家们在培育过程中的研究发现。最后我们发现很多都跟性别有关。

随着对自信的了解不断深入，我们发现最初的疑虑完全正确：女性有一场特殊危机——男女自信落差非常大。相比较于男性，女性认为自己不够提拔资格，感觉自己测试会很糟糕，她们一般都会低估自己的能力。这种差异源于成长环境和生理等方面的诸多因素。

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自信的缺乏会有多让人沮丧。因为要想成功，自信和能力一样重要。女性虽然已取得很大的进步，但在高层仍然寥寥无几，也就不足为奇了。所有这些都是坏消息。好消息就是，自信可以在工作中获得，即男女自信落差可以在工作中得到弥补。

越来越多女性缺乏自信的案例被统计和记录下来。2011年，英国领导管理学院对管理人员做了一次调查，调查他们在各自领域的自信程度。女性反馈者中有一半反应她们在工作表现和职业生涯中缺乏自信，而男性反馈者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
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教授、《女性职场谈判能力》一书作者琳达·巴布科克在研究商学院学生时发现，男性提出加薪谈判频率是女性的四倍，而且即使女性提出了谈判，她们提出的薪水要求也要比男性低30%。英国曼彻斯特商学院教授玛丽莲·戴维森也发现了同样现象，她认为主要还是源于缺乏自信。她会问每届学生，五年后他们希望有多少收入，他们应得多少收入。“我已经调查7年了，”她写到，“每年男生和女生给予的反馈都相差很大。”总的来说，男生认为他们的收入应该8万美金一年，而女生则认为只有6万4——约少20%。

卡耐尔心理学家大卫·邓宁和华盛顿州立大学心理学家乔伊丝·埃尔林格一起在一份详细的2003年研究报告中将关注点放在了女性自信和能力之间的关系。当时，邓宁和另一个卡耐尔的同事贾斯汀·克鲁格刚完成他们的重大研究项目，研究的成果后来被成为“邓宁-克鲁格效应”：即有些人过分高估自身能力倾向。能力越低，他们越会高估自己的能力——这让人有些不得其解。

邓宁和埃尔林格计划把重点放在女性，以及女性基于自信对自身能力的预想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对男女大学生进行了一次科学推理小测试。测试前，学生们先评估自身科学技能。“我们想看看，学生对‘我的科学吗？’这个问题的总体自我认知是否对另一个独立的问题'这道题我能做对吗'有影响。“埃尔林格说。女性对自我科学能力的评估比男性要低：按十分制打分，女性给自己的平均分是6.5，男性是7.6。让他们算测试问题回答得怎么样时，女性认为10个问题里她们只答对了5.8个；男性，7.1。实际他们的表现又如何呢？他们的平均分很接近——女性答对了7.5，男性7.9。

为了证实自我认知真产生的现实影响，那些学生随后被邀请参加一场有奖科学竞赛，当然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之前的测试中成绩如何。女生就更容易放弃这个机会：只有49%的人签字愿意参加比赛，而男生中就有71%的人愿意参加。”这说明女性倾向于找到确定的机会，“埃尔林格告诉我们。”因为她们一般都会对自己的能力不够自信，这使得她们不愿意争取将来的机会。“

研究发现，男性高估自身的能力和表现，而女性却两者都低估。他们的表现其实没什么差别。

采访埃尔林格，我们想起几年前惠普公司发现的一个现象。当时公司想知道怎样才能让更多的女性进入高层管理。翻阅个人档案可以发现惠普公司的女职员只有在确定自己百分百完全符合拟晋升岗位所列的条件时才会提交申请，而男职员只要觉得自己能满足60%的岗位要求就会欣然提交申请。在惠普公司反复调研后的数据证实了我们的直觉。能力不足、准备还不充分的男职员不会考虑得很多，而能力绰绰有余、准备充分的女职员，很多都会踌躇不决。女性只有在自身很完美或觉得很有把握的时候才会有自信。

布任达·梅杰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一名社会心理学家。她在十多年前就开始研究这个自我认知问题。“还是一名年轻的教授时，”她告诉我们，“我做了个测试，男性和女性面对一连串不同的任务时，他们会认为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她发现男性总是高估他们的能力以及后面的表现，女性总是低估自己的这两方面，而实际上他们的表现不相上下，梅杰说起这个实验就会说，“这是一个最常得出的测试结果“。现在，当她想给学生一个能完全预测到结果的研究案例时，她就会举这个例子。

在美国的另一边，同样的事情也每天在耶鲁管理学院维多利亚.布莱斯科尔的课堂上演。MBA的目的是培养商界所需的自信人才。但虽然她的学生都绝顶聪明，她还是惊讶地发现女学生缺乏自信.

"女学生总会很自然地认为自己不会找到一份太好的工作，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去尝试呢，"她解释说。“或者觉得自己还不能完全胜任那个领域，所以也不去应聘。”结果，女学生容易被淘汰。“最后她们就去一些诸如人力资源或者营销等竞争性稍弱的领域，”她说。“不去应聘金融、投资银行，或者终身教职等岗位。”

男性是否也时常会怀疑自己？答案是肯定的。但他们不会像女性那样总是受制于自我怀疑。

“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布莱斯科尔笑了一声，“因为男学生进入各个领域，就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很有想法，谁会不想要我呢？”

男性是否也时常会怀疑自己？答案是肯定的。但没那么苛刻，也不怎么反复，他们不会像女性那样总是受制于自我怀疑。如果有什么不一样的话，男性更容易过于自信——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自然而然总是自信满满。他们也没想着要去欺骗谁。哥伦比亚商学院教授阿娜斯托.鲁本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了一个词：诚实的过度自信。他2011年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中指出，男学生对数学考试的自我评分总是要比实际分数高出30%左右。

我们很好奇，很想知道男性管理者是否意识到男女雇员之间的自信落差。实际上，我们也跟一些管理女性职员的男主管提出了这个看法，他们表示很受挫。他们确信自信的缺乏是阻碍女性职员在公司里发展的根本原因，但他们又避开说这个问题，因为怕被误认为性别歧视。有个律师事务所的男性资深合伙人告诉我们一个年轻女助理的故事，她各方面都很优秀，但在约见客户时却不说话。他的言外之意是她没有自信，觉得自己处理不了客户的问题。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提这个问题，同时又不侵犯到她。最后他决定将自信作为业绩评价过程中的一部分，因为自信在对开展业务太重要了。

实际上，过度自信可以让你在生活中走得更远。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商学院的教授卡梅隆·安德森一直在研究过度自信的课题。2009年，他设置了一些新测试来比较自信和能力的指标。他给242名学生发放了一张列有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单子，让他们勾选出哪些是自己知道的。

清单上的历史人名中有些是很容易弄错的虚假名字，比如有个叫夏多克的女王露面了，还有个叫伽利略·拉夫诺的，以及被称为墨菲最后旅程的事件。安德森解释说，这个实验是衡量过度自信的一种方法。事实证明有些学生会把错的地方纠正过来，而不仅仅是留空，这说明他们觉得自己知道的比测试内容多。学期末，安德森设计了一个调查，让学生们相互评价来看每个人在这个群体中的威望。结果挑出最多虚假信息的那些学生获得的评价最高。

安德森告诉我们，自信和能力一样重要。我们不愿相信他，极力要求他说说其他的理论。但心底里，我们知道我们这几年见到了很多相同的现象。在任一给定的组织里，比如投资银行或者家长会，总有些人容易被推崇，更多的人习惯听别人的。那些被推崇的人不一定是他们当中最有学识或者最有能力的，但他们一定是最自信的。

“人在自信时会觉得自己很能干，不管实际能力有多强，言谈举止间都会流露出满满的自信。”安德森说。他还提到丰富的肢体语言、压低的声调、积极的发言欲望以及一种淡定放松的姿态。“他们会做很多来让别人看来自己非常有信心，”他补充说。“他们是否真的擅长似乎无关紧要。”有些气人的是，能力不足不一定就不好。安德森的学生中，那些自信心强于能力的总是能被其他组员推崇，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最自信的人最受欢迎，”他说。“他们的过度自信并没有被认为是自恋。”

这个很关键。真正的过度自信不仅仅是吹嘘。安德森认为极度自信的人没让人疏远的原因在于他们不欺骗不弄虚作假。他们是真的相信自己能行，这就是自信。他告诉我们，虚假的自信不一样。安德森目前正在做的研究表明别人能看出这些“纰漏”。不管怎么吹嘘，如果他不相信自己能行，别人就能从他飘忽的眼神、提高的声调以及其他纰漏中看出来。许多人在一英里外就能看出虚假自信。

女性只有在觉得自己百分百完全满足晋升条件时才会提出申请。男性在满足50%的晋升条件时就会提出申请。

安德森的研究让人觉得这个世界很不公平，但一旦从这种感觉中走出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用的教训：几十年来，女性同胞一直误解了一条重要的职场丛林法则。仅仅靠埋头苦干，完成一现项工作是不够的。有才华不仅仅指有能力；自信就是才华的一部分。你得展现你的自信。

我们也开始发现自信的缺乏形成了许多女性相似的习惯。许多女性都有个倾向，就是事情出错时自己承担责任，成功时却归功于环境或者他人。（男性则刚好相反）。卡耐尔心理学家大卫·邓宁刚好提供了下面这个案例：在卡耐尔数学博士项目中有一门特别的课程，很难通过。他注意到男同学一般会意识到这个困难是什么，然后告诉低年级同学说，“哇，这门课很难。”这是我们所知的外因。在上述情况下，这是一种健康的适应能力。女同学的反应就完全不同。邓宁告诉我们，当课程难度加大时，他们更倾向于“你看，我就知道我不够好。”这是找的内因，会让人脆弱。

完美主义是自信的另一个杀手。一次次研究结果表明追求完美主要还是女性的 问题，并且贯穿她们的一生。我们对问题的答案有十足把握时才会回答，报告修改无数次后才提交，知道自己比要求的更快更合适时才会报名参加全能三项运动。我们看着男同志冒风险，而自己却要确信完全准备好完全符合条件后才前进。我们把自己定位在家庭、学校、工作、瑜伽课堂、甚至假期。我们沉浸于当母亲、妻子、姐妹、朋友、厨娘、运动员。《高原效应》一书的作者鲍勃.苏黎凡和休·汤普森把这种倾向成为“好的敌人”，反而浪费了很多时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追求完美实际上却让我们好多事情都没做成。

那么所有这些都从哪开始？如果女性在学校时还能力很强，很努力赶超男性，为什么之后就这么难保持？人类的行为牵涉方方面面的因素，回答这些问题时无论是先天本性还是后天教养都显得很复杂。

有种提法就是说男性和女性的大脑结构不同，思维方式也不同。长时间以来这一直是女性间禁忌的话题，担心任何不同都会被用来针对我们女性。几十年——实际上几百年来——大脑机构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实际存在也好，想象也罢）都是用来针对我们女性的。因此我们要清醒意识到：男性和女性大脑的差别不大，更多是相似的。你不能在看了两个随机抽取的大脑的扫描图后就确切辨认出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而且，每个个体的自信水平还受许多遗传因素的影响，这个遗传因素不见得跟他或她的性别有关。

女性丧失信心，所以退出竞争，因此也就失去了重获信心的其中一条最佳途径。

虽然男性和女性的大脑结构和物质构成会有所不同，但这些区别可能会激发独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从而影响自信。这是个调研频繁的领域，不断涌出新的研究成果——相互矛盾和备受争议。有些研究提出了令人感兴趣的可能情况，即大脑结构可能已经包含了男性和女性面对挑战和险恶环境时不同的反应方式。以杏仁体为例，杏仁体有时也被称为原生恐惧中心。它们参与处理情感记忆，对紧张状况作出反应。那些使用磁共振扫描结果的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激活她们的杏仁体来对消极的情感刺激作出反应——同时也说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对消极事件形成强烈的情感记忆。这个区别似乎为行为研究中一直观察到的某种倾向提供了物理基础，这种倾向就是：相较于男性，女性更会去反思过去有什么地方出错了。或者看看前扣带回皮层，大脑的这个小部位帮我们辨别差错，权衡选择。有些人称之为杞人忧天中心，而且的确女性的这个部位要大一些。在人类进化进程中，这些无疑是大脑区别带来的好处，比如：女性似乎能很好地感知到危险系数。然而这些曾经的优点在当今社会也变成了好坏参半之事。

你可能会说荷尔蒙对认知和行为的影响也一样。我们都知道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是男女之间众多基本明显区别的背后推力。而且研究表明激素还影响着更微妙的个体动态表现。女性最主要的荷尔蒙推力当然是雌性激素。荷尔蒙激素支撑大脑处理社交和观察的区域，雌性激素似乎鼓励联系沟通，不鼓励冲突和冒险——这些倾向可能会极大影响在某些环境中的自信心。

相反地，雄性激素助推了我们通常所见的典型男性自信。男性自身产生的雄性激素比女性的多约10倍，这影响了从速度到力量到肌肉到竞争意识等方方面面。因此大家有理由认为是荷尔蒙在那助长获胜和展示的力量。最近有研究将雄性激素水平与冒险欲望高度联系起来。在一系列研究中，剑桥大学的科学家们跟踪伦敦对冲基金的男性交易者，且都是年均红利超过5百万的豪客。抽取唾液样本，研究者们测试他们每天开始和结束时的雄性激素水平。如果当天一开始交易者的雄性激素水平就比较高，他们就会进行较高风险的交易。如果这些交易都大获全胜，他们的雄性激素水平还会急速飙升。有位交易者看到自己的雄性激素水平在连续六天获得收益期间上升了74%。

“如果生命长期都是一所小学，女性毫无疑问会成为世界的主宰。”

不可否认，雄性激素也有消极的一面。就像我们刚前面看到的，高水平的荷尔蒙会助推冒险行为，成就感又会刺激出更多雄性激素。这种动态变化（有时也被称为“赢家效应”）也可能会带来危险：动物在赢得搏斗后会变得非常具有侵略性，变得自负，它们又会去冒更大的风险。而且雄性激素刺激作出的决定并不见得总是好的。在伦敦大学学院的一项研究中，女性被增加雄性激素后就会变得不擅长合作，而且更容易出差错。针对好几个女性对冲基金经理的研究表明，放长线少交易也能取得收益：女性对冲基金经理管理的投资项目收益高于男性经理管理的项目。

那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基本问题仍然需要答案，男女之间的不同有多少源自遗传，又有多少是生活经历的结果。这个答案仍然不明确，但有研究大脑可塑性的新项目不断提供数据表明我们的大脑确实为适应环境而发生变化。甚至荷尔蒙水平都可能会比预想的要低：研究人员发现如果男性多跟孩子在一起，他们的雄性激素水平会下降。

也有一些数据显示了后天教育在自信落差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些性格形成期的场所：小学的教室、操场和运动场。在学校，许多女生会优先受到表扬，因为她们很乖，不调皮，不喧闹，甚至不执拗。然而一个“乖乖女”可能在课堂上会收到表扬，却不能适应现实社会。正如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看见成长的自己》一书作者卡罗尔·徳韦克告诉我们：“如果生命长期都是一所小学，女性毫无疑问会成为世界的主宰。”

小女孩比小男孩容易控制自己的行为：众所周知，从小学开始，小女孩在一些重要方面的发育占优势。她们集中注意力时间更长，语言发育更早，以及良好的精细运动技能和更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她们一般不会像野兽一样在大厅里横冲直撞，或者课间休息时打架。不久她们就会发现自己最棒，最受欢迎，因为她们做事情的方式正确：灵巧、不吵闹。“女孩更擅长社交，”德韦克说。“她们很乖做得很完美，受到很多表扬。”转而，她们开始尽可能表现得乖来博得认同。当然这对工作劳累、压力巨大的老师或者父母来说没有任何不好。谁不想要一个学习努力又不惹很多麻烦的孩子呢？

女性失败的原因不是她们考试考得好的实际能力。她们的实力与男性相当。阻碍她们的是选择不去尝试。

结果就是许多女孩学着避免冒险行为，避免范错误。这对她们不利：许多心理学家现在确信冒险、失败和忍耐对建立自信心至关重要。与此同时，男孩往往要忍受更多的责骂和惩罚，而在这过程中，他们学会从容面对失败。“我们在小学课堂上观察，发现男孩因为他们的行为受到的批评是女孩的8倍，”德韦克在《看见成长的自己》一书中写道。她告诉我们，让事情变得复杂是男孩和女孩得到不同反馈方式。”男孩的错误主要是因为不努力，“她说，而”女孩的错误却是她们的内在资质“

男孩还得益于他们在课间和放学后所受到的教训——或者更更准确地说是他们相互给与的教训。幼儿园开始，他们嬉戏打闹、相互戏弄、互揭短处、甚至叫傻子和笨蛋。德韦克坚持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评价”大大削弱了他们的力量“。男孩却由此变得使相互间更有弹性。我们访谈的其他心理学家认为这些游乐场所形成的心智促使他们在后来的生活中会把别人苛刻的评价抛诸脑后，不予理会。类似的，在运动竞技场上，他们也不仅仅学会享受胜利的喜悦，也学着淡忘失败的苦楚。

截然相反的，太多女孩错过了课堂外那些有实际意义的经验教训。我们都知道运动对孩子有好处，但当知道这个好处有多大，跟自信有多大关系时，我们很惊讶。1972年的第九号法令命令禁止公立学校在男孩体育运动的花费比女孩多。评估这项法令成效的多个研究发现参与团体运动的女孩更容易考上大学，找到工作，而且进入男性主导的行业。甚至高中时参加体育运动与成年后赚取更高的收入都有直接关系。很明显，体育运动中学着拥抱胜利和经历失败可以为工作中取得成就和承受挫折做了良好准备。然而，尽管有第九号法令，参与体育运动的女孩还是要比男孩少，许多还很早就中途放弃。根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离开运动队的女孩差不多是男孩的6倍，到了青春期，参与人数更是急剧减少。这很可能就是因为在那个阶段女孩的自信心比男孩下降得快。

这是个恶性循环：女孩丧失自信，所以放弃竞争，也因此让自己远离了重获自信的一种最佳途径。她们毕业时满腹经纶，清高典雅，以自己学习努力取得好成绩以及讨人喜欢的能力而自豪。但是在课堂和工作小隔间之间，游戏规则变了，她们却没意识到。她们一头扎进工作世界，这是个不会凭着娟秀的书写和优雅的举止就能受到表扬的世界。成年人成功的条件有所不同，她们的自信心受到打击。

来看看下面两个职员的案例。我们在纽约的有个女性朋友手下有两名20多岁的初级职员，一名女性（我们称之为瑞贝卡）和一名男性（我们称之为罗伯特）。虽然罗伯特到这个岗位才几个月，但他经常会到朋友的办公室坐坐，说说自己对最新广告宣传活动的一些看法，评论一下商业策略，甚至主动提出他对最近阅读的几篇杂志文章的意见建议。我们的朋友一般都会驳倒他的看法，更正他的误解，甚至打发他回去再做深入研究。“没问题”似乎一直都是他的态度。有时他也会据理力争；有时会笑笑，耸耸肩回到自己的位置去。几天后，他又会回来提出更多的观点，跟她汇报他的最新工作动态。即使他所要汇报的仅是“我还在研究这个问题”，他也会回来汇报一下。

朋友很是震惊，罗伯特就这么轻易取得了她的关注，他的行为处事跟瑞贝卡是如此不同。瑞贝卡已经在她手下干了几年，要见她时仍然先预约，还总是准备一长串需要跟她讨论的问题，客户会议时一般都很安静，埋头详细记笔记。她从不发表她的看法；她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并做一番赞同和反对的综合分析。瑞贝卡随时准备着，工作也很努力；罗伯特的过分自信经常会热闹我们的朋友，但即便如此，她还是对罗伯特的印象更深刻。她欣赏他自愿承担错误，以及他接受批评却又不受打击的能力。瑞贝卡则完全相反，很难接受批评，有时还会哭起来，甚至不得不回到自己办公室收拾好情趣后才能回来继续讨论。

如果女性在会议上抢先发言，她就得承担风险，有可能从此不再受欢迎或者甚至——说得直白点——被贴上“悍妇”的标签。

虽然我们的朋友已经很依赖瑞贝卡，也很器重她，但她有种感觉，觉得罗伯特这颗星星将会升起。只剩下时间问题，只等哪天他的某个想法撞到点子上。而且他已经起跑开始追赶——也许，朋友她已经开始担心，有一天瑞贝卡被赶超，同事们也仍然尊重她，但薪水却没提高、权利没增加或者职位也没上升。

这里还有个麻烦问题：如果瑞贝卡像罗伯特一样行为处事，像他一样展示自己的自信，那她的老板会怎么想？有迹象表明那样的话瑞贝卡不会发展得这么好，无论老板是男性还是女性。

这就是为什么讨论这个话题时都要有一个防止误解的说明。的确，女性缺乏自信要承担一些后果——但如果真的果敢自信了，她们可能会承担另外一系列男性一般不会经历到的后果。虽然对待女性的态度在转变，而且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许多令人困扰的研究表明同样是果敢的行为处事，女性仍然会遭受更重的社会甚至职场惩罚。如果一名女职员走进老板办公室主动提出自己的想法，在会议上抢先发言，或者越级给出商业建议，她她就得承担风险，有可能从此不再受欢迎或者甚至——说得直白点——被贴上“悍妇”的标签。女性越成功，她所受到的评级就越激烈。这不是她能力的问题；而是她的性别。

回到耶鲁管理学院，维多利亚.布雷绍拉一直在测试一个理论，即：一位女性的职位越高，她会越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不健谈——这跟大部分男性显示权利的的方式刚好相反。她的第一个实验邀请了260位参与者，男女都有，叫他们把自己想象成某个会议中最高职位者或者最低职位者。随后她问他们在会上讲了多少。那些把自己想象成高职位者的男性反馈会说得多一些，而那些吧自己想象成低职位者的男性则说的少。但是那些把自己想象成高职位者的女性却反馈她们和那些把自己想象成低职位者的女性说得一样多。问为什么，她们说不想让自己变得不受欢迎，或显得出格。在布雷绍拉的下一个实验中，她让男女参与者都来评价一位假定的女性CEO,她很能说，比别人说得多。结果：所有参与者都认为这位女性CEO比另一位说得同样多的男性CEO能力差，没他适合这个领导职位。但当这位女性CEO被描述成说话不多的人时，大家一下子就认为她很有能力。

因此自信的女性会发现自己处于两难境地。然而目前，对瑞贝卡和多数女性来说，看起来过于自信已不再是问题关键。

两年前开始做这项问卷调查时，我们碰到了轻微的利益冲突。作为记者，取得高成就的女性为何还如此缺乏自信——这个谜团使我们精神振奋，但作为女性，我们又变得沮丧。随着研究和采访调查的深入，我们不止一次发现自己很想弄清楚是不是所有女性都注定会这么不自信。生理、教育、社会：所有这些貌似都站在女性自信的对立面。

但随着对这个难以捉摸的本性的理解发生变化，我们开始看到一个补救轮廓。正如我们曾以为的，自信不仅仅只是自我感觉良好。如果女性只是简单地需要几句认可的话，那她们早就统治管理层了。关于自信的定义，就我们所知的最清晰最有用的可能要属理查德.贝迪给出的定义。他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研究这个课题已有数十年。“自信，”他告诉我们，“是把思想付诸行动的决定性因素”。当然，其他因素也会有助于行动。“如果行动中会有一些可怕的事情，那就有可能需要我们称之为勇气的东西，”贝迪解释说。“或者如果行动中有困难，就有可能需要坚持的毅力。愤怒、智力、创造力也可以发挥作用。”但是自信，他告诉我们，至关重要，因为它比其他因素适用于更多情况。自信这个因素会使人把思想转化成对“我们能做什么”的判断，进而付诸行动。

简单就会有说服力。自信和行动力息息相关的观点提供了一个良性循环。自信是对自我取能得成功的一种信任，一种能激发行动力的信任。反过来，采取行动又能加强对自我能取得成功的信任。因此自信心会不断增长——通过努力奋斗，通过取得成功，甚至通过经历失败。

缺乏自信自然会导致行动力不强。女性犹豫不决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握，我们在抑制自己的发展。

我们发现关于行动力与自信心之间的关系阐述得最到位的可能在米兰，这会对女性越来越有利。在那儿，我们找到Zachary Estes采访过他。他是一名心理研究专家，长期以来都对男女之间的自信差异感到好奇。几年前，他对500名学生做了一系列测试，让他们在电脑上重建三维图像。当时的这些测试他是想验证两个观点——一个是认为自信心可以被操控，另一个是认为女性在某些领域没有男性那么有自信。

当Estes让学生们解答这些空间难题时，女生表现的比男生差很多。但当他自己查看测试结果后发现女生做得差是因为许多问题她们压根儿就没尝试去回答。因此他重新进行测试，这次他要求学生们务必试着做完所有题目。结果：女生成绩大幅提升，跟男生不相上下。让人有些恼怒，但也充满希望。

Estes的工作证实了关键一点：缺乏自信自然会导致行动力不强。女性不行动、犹豫不决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握，我们在抑制自己的发展。但其实只要我们行动起来，即使是被迫的，我们也会和男性做得一样好。

再来看另一个测试，Estes要求每个人必须回答每个问题。男生和女生的正确率都是80%，说明她们的能力水平完全一样。然后他再次测试这同一批学生，这次要求她们在每一个问题后面注明自己对该题答案是否确定。仅是要求评估一下对自己给出的答案有无把握就改变了他们能否好好发挥能力。女生的正确率下降到75%，而男生的则上升到93%.只是问她们自己对某件事情有多大的把握，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女性变得紧张，同样的举动却会让男性觉得自己很棒。

最后，Estes决定试试一个自信直接助推法。他随机抽取几名测试的学生，说他们在上一次测试中表现的非常好。在接下来的测试中，这几名男生和女生的成绩大幅提高。这个简便衡量法，衡量自信心如何自我保持。

看清男女自信落差，弄清该如何拉平这个落差，这些研究测试结果最有参考价值。Estes的实验中，使得女生表现得差的并不是她们的实际能力，她们和男生一样有能力，阻碍她们的是选择不去尝试。

这些研究发现中隐含的同一建议是几乎大家都所熟悉的：要想变得更自信，女性需要停止瞻前顾后，行动起来。而且这个解决方法非常有效，因为它与关于女性缄默根源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几乎每天，新的数据会涌现出来证实：在生命过程中，为适应思维方式和行为处事的改变我们的大脑会发生多大变化。如果我们保持这种状态，如果我们把才能都用于勤奋工作，我们就让让自己变得更容易自信。神经学专家所称的“可塑性”，我们称之为“期望”。

本文作者克莱尔·希普（左）是《ABC新闻报》记者，凯·凯蒂（右）是《BBC世界新闻美国版块》主播。在报道美国政坛20年间，他们曾采访了一些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些女性都一定程度上遭受着自我怀疑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