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郭岱君的名字，源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蒋介石日记》。据说，在整理蒋介石日记、推动其公开方面，作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居功至伟。最近，依靠胡佛研究院的丰富资源，在整理国民党档案、重要官员的日记、私人文件及采访相关口述的基础上，她又梳理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经济转型的故事，出版了《台湾往事：台湾经济改革故事（1949-1960）》一书。

众所周知，1949年之前，国民政府一直推崇计划经济。一方面，这源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中“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主张，另一方面，1930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政府希望以举国之力来抵抗侵略者。在这种情形下，主张国家控制经济的资源委员会应运而生，在这个委员会的操作下，民营企业举步维艰，官僚资本庞大，计划经济体制初见规模。然而好景不长，王云五任上推行的金圆券政策导致了金融大崩溃，在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状态下，国民政府丢掉了大陆。

败退到台湾的国民政府，本已成为了秋后的蚂蚱，却奇迹般地实现了经济体制的转型与腾飞，原因何在？郭岱君的《台湾往事：台湾经济改革故事（1949-1960）》一书给出了答案，而台湾的这些经济发展经验对我们当下经济的发展依然有参照意义。

政府高官的决心

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政局的稳定。败退台湾的国民政府，面对经济发展的众多困境，决定大力推行经济改革，为配合经济改革，国民政府推行了地方自治和“耕者有其田”等相关政策。

书中，郭岱君讲述了台湾当时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时遭遇的种种困扰，蒋介石与陈诚在一些事情的所作所为，颇能体现政府高官改革的决心与勇气。对地方自治，蒋介石高度重视。他认为，这一方面可以“使大家在政治上获得真正的民主，获得真正的平等”，另一方面也可以安抚台湾民众，稳定政局。而要真正实行“地方自治”，就先公开竞选。

当时，台中市在竞选市长的时候，无党籍人士杨基先的选票大大超过了国民党的林金标。如果不实行干涉，台中市长的宝座将会让非国民党人拿走。在这种情况下，这位“民主无量，独裁无胆”的威权人物竟然发电报给“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公然要求吴国桢联络杨基先自动退选。

倘使事情到此结束，无非证明蒋介石没有实施地方自治的诚意罢了。然而，峰回路转，蒋介石发电之后，惴惴不安，他在日记中写道：“事后甚觉处置不当，但其电已发，驷马难追，只有听之，容待情势推移，再定补救之道。”思来想去，蒋介石最终还是给吴国桢发电说：“令杨照常竞选，不加干涉也。”

宁愿冒着权力旁落外人之手的危险，也要推行地方自治。蒋介石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与蒋介石类似，陈诚对搞好台湾经济也颇有决心，他将土地改革视为平生最大志愿，决定在台湾实施“三七五”减租政策，并由此推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减租也好，耕者有其田也好，首先要做到让普通民众手中拥有土地。然而，现实情况是，大量土地都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大陆是强行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然而这种做法，未免侵犯了地主的私有财产。而陈诚采取的则是阮毅成、萧诤等技术官僚的主张，即以公营企业的股票以及土地债券换取了地主的土地。

陈诚的这一策略，遭到了国民党内部的强烈反对。甚至他的亲弟弟陈正修也反对他，陈正修认为这一策略，等于把公营企业民营化了，违背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策方针。对此，陈诚态度坚决，同时蒋介石也支持他。

在重重反对声浪中，陈诚最终实施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效果非常不错，一方面，无数没有地的农民从政府手中获取了土地，另外一方面，曾经的地主也获得了大量股票与债权，并由此开始致力于工业的发展，并进一步推动了台湾工商业的发展。

国民政府高层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与勇气是台湾经济体制改革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当然，发展经济，上层的支持与决心很重要，但至于如何发展，还要靠技术官僚的改革实践。

技术官僚的推动

尹仲容是台湾经济体制的变革中的关键人物之一，按郭岱君的说法，他被誉为“台湾经济之父”。

对经济发展，尹仲容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抗战时期，他就曾跟随宋子文多年，熟悉金融与经济领域，是一位侵淫多年的技术官僚。

他对民营企业的重要性有着独到的理解。执掌工业委员会期间，在制定第一个四年计划时，他开宗明义地提出“鼓励民营，亦为政府既定之政策”，主张“在执行计划之过程中，凡属可以民营之事业，将尽量鼓励国内外民间投资兴办。”为此，还有意通过立法的方式来保障民营企业的地位。在《公营事业转移民营条例》中，他主张：“除直接设计国防秘密之事业，专卖或有独占性之事业，大规模公用或有特定目标之事业外，其余无论政府独资经营或公私合营之事业，均可移转民营。”

台湾塑料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当时政府当局有意发展塑料产业，很多政府官员都主张由政府来办理。对此，尹仲容不敢苟同，他希望由民营企业家来办理这个企业，却苦于没有民营企业家敢于接受。后经尹仲容仔细挑选，选中了王永庆，紧接着，工业委员会帮助公司负责了工厂的设计机器、原料，还派化工专家协助他们，在政府不断扶持下，台湾塑料公司发展迅速，成就了今天非常有名的“台塑”。

当然，尹仲容是一个技术官僚，很多时候他也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他一直主张以管制经济的手段来推动市场经济。尹仲容认为，适度的管制与统筹规划也是促进经济的必要手段。不过，当经济状况稳定之后，政府应当立即放开管制，政府的干预越少，民间自由越大，经济发展的动力就会越足，由此来看，尹仲容倒是积极执行了当时国民政府所制定的“有计划的自由经济”的策略方针。

这其实也是尹仲容经济理念的重大突破。要知道，这位台湾市场经济的奠基者，在1950年代之前，还曾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计划经济的信仰者。毕竟，在1940年代，尹仲容一直是资源委员会的成员，而资源委员会中绝大部分成员，都是计划经济的信奉者，尹仲容也不例外。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尹仲容从一个计划经济的拥趸变成一个市场经济的信奉者的呢？这就要涉及1950年代的知识分子关于经济政策的大讨论以及经济学家蒋硕杰对尹仲容的经济启蒙了。

知识分子的讨论与经济学家的金融启蒙

1950年代，败退台湾之后，迁居台湾的知识分子痛定思痛，开始反思大陆时期的经济政策。很多人以《自由中国》为舆论阵地，重新审视管制经济的利弊。这一时期，由殷海光译的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在《自由中国》的连载，对当时知识分子的观念更新起了重要作用。

受这本书影响，以殷海光、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中国》知识分子群，成为了市场经济的呼吁者。当然，仅仅有在野的知识分子的呼吁是不够的，经济制度的转型更需要政府中技术官僚的全力改革。这方面，恰恰是蒋硕杰改变了尹仲容的观念。

1950年代初期，俞鸿钧担任“行政院”院长时，主管经济的核心人物是张兹闿。张兹闿是凯恩斯主义的信徒，相信国家干预，因此，这一时期的台湾依然坚持计划经济。俞鸿钧下台后，陈诚任“行政院”院长，他麾下的尹仲容成为了主管经济的核心人物。尹仲容上台后，聘请蒋硕杰为经济顾问。受蒋硕杰的影响，尹仲容的经济理念很快倾向于自由经济。据蒋硕杰回忆：

“他（尹仲容）以前好像是抱着工业出身而从事计划经济的人的看法，有什么东西先让工程师设计好怎么做；怎么做，先画个蓝图，以后就照着图去作。但是经济的总是比他想像的要复杂，须待价格机能去解决的问题很多，自己凭推想来作，往往解决不了的。”

不过，当看了蒋硕杰推荐给他的英国经济学家J.E.Meade的《计划与价格机能》之后，尹仲容充分认识到了价格机能在调节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在任期间，尹仲容充分采纳了蒋硕杰与刘大中在汇率问题上的建议，同时开始大力开展私有化，发展民营经济。当时美援的使用就是一个典型个案，当时的国民政府，要求将美援全部补助给民营经济，以此为契机，台湾开启了一股大规模的“民进国退”的经济浪潮。

可以说，改革的发生，其前提必须要有思想的变化与头脑的更新，与此同时，还需要技术官僚在更新头脑之后大胆的经济实践，当然，这种经济改革会不可避免的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也就不可避免的遭遇反对的声浪，这时候就要看政府高层改革的诚意与决心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这三种因素都得到了保障，再加上美援的帮助与台湾民众的勤劳，台湾最终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并随之迎来了台湾经济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