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婴儿是从哪里来的？这确实是个令人尴尬的问题”让·雅阁·卢梭先生坦言。要是孩子从来不提这个问题那就再好不过了。但如果真被问起，卢梭先生曾于1762建议，“了然坦诚、无遮无掩地”回答它。最重要的是避免在你的孩子青春期萌动之时再老事重提。他写到：“要是你不能保证让他忽视两性差异直至十六岁，那么一定要十岁之前告诉他。”

这并非我听到最糟糕的建议，但坦诚的说，卢梭先生自己对性又有何了解？他有五个私生子，并全部在出生时就遗弃给巴黎的育婴堂 l'Hôpital des Enfants- Trouvés。他的情妇似乎每年都在怀孕。“这既麻烦又方便”，他在他的《忏悔录》中写道。卢梭的孩子们几乎全部不到一岁就死去——在当时，被送到院中的孩子70%都死于一岁之前———而且不管怎样，他从未再见过其中的任何一个。

卢梭确实可能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却足够证明，人们伪善的、对他人如何、是否、并且何时对孩子进行性教育指手画脚的作为从未停止。事实上，这与告诉他人如何治理国家极其类似。因为在学校中普及性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政策，和外交政策间有诸多共通之处，尤其在是那种被傲慢、猜忌和自私自利掩盖了的慷慨、协作与亲善的方面。在十八世纪，卢梭告诉其他父母如何和自己的孩子谈性；二十世纪初，在一些国家中，解释性问题的任务从家庭移交的了学校；而在二十世纪中叶，这些国家开始指导其他国家如何也在学校中教导性。在欧洲与美国，性教育大约始于1913年，也同时是进步运动的高潮时期——这是一个曾被某评论家指为鸣响了“美国性时”的时期。一个世纪后，“性时”席卷全球。

毫不吃惊的讲，性教育问题充满了争议。人类的性行为与繁衍是生物学上的课题，但又不仅仅如此。性可以是精神上的，在很多人眼里，它是神圣的。它同具医学内涵与经济影响。它的表现形式同时被法律条文与宗教约束所规范。简而言之，性所包含的内容不可胜言。不加判断、毫无限制地同孩子们谈论这个话题同样困难，而多数时候，这才是关键。

孩子们应该在何时、何地学习性知识，又该学些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家庭、不同国家甚至不同时代之间都存在着很大分歧。学校性教育争端常被认作是传统与现代思想的战争，就如同教授进化论的争议，或是家庭与宗教，国家与科学之间的权威之争。曾经的真理被推翻，而其缘由只能从历史的角度发掘。

鸟、蜜蜂与ABC

一个世纪以前的性教育兴起取决于两个方面：生物科学的发展与公立学校的建设。哺乳动物的卵子最早发现于1827年，而在此之前，没有人知道人类女性每月会排卵；为何会有月经周期同人类胚胎性别如何决定一样成谜。十九世纪后半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从根本上改变了在进化与遗传学方面的研究。与此同时，微生物论的发展与抗生素的发现开启了一系列消灭传染病的运动。

这些生命科学革命与美国与欧洲大部分地区现代公立学校的出现偶合。乔纳森·齐默尔曼在他涵盖颇广的新研究《烫手山芋》中证明，对改革家来说，将对人类性的行为和繁衍的研究带入学校不仅合理，而且是必然的选择。教育学方面的争论似乎不言自明（生物学当然也被纳入课程），公共卫生方面的争议也如是（在学校阐述人类繁衍理论意在遏制性传播疾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量惊人的士兵感染性病。在英国，改革家们建立了战争性病防治国家委员会，后改称英国社会健康委员会。美国联邦性健康署有与其类似的机构，这一机构随后与另一组织合并，形成了美国社会健康协会，现称美国性健康协会(ASHA)。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为止，美国40%的学校开设了某种形式的人类生殖学课程。

欧洲大部分地区同样如此。性教育课程的名称各异，从丹麦的育儿法到德国的婚姻与母性。性教育在瑞典传播最为广泛，这极大程度上归功于创建了瑞典性教育协会的社会活动家伊莉斯·奥特森-詹森的领导。（在1956年，瑞典成为首个在校必修性教育的国家。）

不管教习的地点在哪，性教育同时伴随国民性与政治偏见。（高中所教的大部分内容同样如此。）在俄罗斯，1925年所著的一篇名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下的性教育》的论文将自慰斥为反革命。在墨西哥，学校中的性教育受社会主义政府支持，而被天主教教会所反对。

同进步时代的其他大多数领域一样，性教育与智力测试、计生运动、移民法同样与优生学相连系。改革家们相信，传授性科学与公共卫生不仅可以遏制性病传播、终结无知，也可同时改善“人种”。墨西哥的性教育是国家进步妇女联合会与墨西哥优生协会共同协作的产物。“经过精心规划的生物学教育定会激发种族功能中个人责任感的产生。”1928年英国代表团向国际联盟的提案中如是说。为支持这一提案，美国性健康协会申请5000美金以支持一项名为“不同国家向年轻人传授性知识的方式”的研究。国际联盟对此提出异议，一名比利时代表评论说他认为这一问题并不适用于国际合作。并且事实可能确实如此。

不过，就如齐默尔曼展示的那样，西方国家将性教育问题传播到了其海外殖民地，并遇到相当的阻碍。在印度，圣雄甘地宣称，性对课堂教学而言，是”太过特别而神圣的话题“。

‍‍一个女权主义的缘由‍‍

齐默尔曼的研究并不全面。他几乎从未关注女权主义者对性教育的呼声，或将性教育问题作为女权主义运动的起因。此外，尽管他关心性疾病（故也包含了保险套）的问题，但是他对研究教育与其他避孕形式间的连系缺乏热情。起于二十世纪前十年，明确地将性教育与计划生育（以至于更广泛的女性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女权主义者们为在公立学校课程中引入人类性行为提出了许多有利的论点。齐默尔曼并未过多考虑这些论点，他也没有料到美国乃至全世界对于性教育的阻力大多数时候本是女性追求政治、经济平等时面临障碍中的一部分。

这一缺陷也影响了齐默尔曼关于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论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性病传播的另一个爆发，为与之对抗，新一轮更广泛的性教育应运而生。战后，美国非政府组织将性教育带到了各个美属国家。1947年，与美国性健康协会紧密相关的国际抗性病联合会向学校推荐了一门性教育课程，并随后被芬兰、法国、罗马尼亚等国家借鉴。美国性健康协会官员们访问了数十个国家并散发了成千上万份宣传材料。1954年，该协会会长访问了亚、非两大洲21个不同国家。”美国性健康协会的口号是‘美国之家，美国希望’。“一位官员曾于1959年写道，”这一口号可能很快就会变成‘世界为家，世界同望’。“而齐默尔曼并未着力阐述的是，传播、或是抵制性教育的力量中，多大程度上与美国关乎性别，而非性本身的观点有关。

冷战期间，”家庭生活教育“，这种后期常用的委婉叫法，引发了一场强烈的政治冲击。在家庭生活教育这种国际主义修辞之下，齐默尔曼称，很多评论者没有发现任何美国精神的成分。”在苏联找到一本性教育手册就像在克里姆林宫里找一枚巴里·戈德华特（注：一名冷战时期的美国参议员）的徽章一样困难。“一名记者在1964年评论道。特别是在殖民时期后的共产主义国家中，性教育变得就像是另一种可疑的美国舶来品。它的批评家们指出，家庭生活教育要战胜的邪恶——乱交、性沉溺和未婚先孕——本身就是由其他诸如摇滚乐和好莱坞电影等等美国舶来品们所带来的。当然，被解放的妇女也是个问题。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性教育常被称为“人口教育”，由于对所谓“人口大爆发”的新恐慌而更加鲜活。正如齐默尔曼指出的那样，“到七十年代止，几乎每个西方世界国家都已设立了某种形式的性教育。“这些课程中究竟教了什么却很难说。齐默尔曼写道：“几乎所有国家都仍在避免谈论全世界性教育者们所称的”四大禁“问题，即堕胎、避孕、同性恋和自慰。”由艾滋病的爆发和传播引发的世界性公共卫生危机扭转了这一局面。80-90年代同时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中的流行的艾滋病疫情使得人们“不可能在学校中完全忽略性教育”，齐默尔曼如是写道。而对性教育的争论此时仍未停止。

‍‍你曾想知道的那一切…‍‍

究竟有没有受过教育的性行为这种东西？在现今，初学者的性教育正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各地的学校中传播。最近，在老龄化且低生育率的欧洲国家中，情况已经发生了转变。“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我们只讲安全性行为、如何避孕，”今年早些时候，玛丽安·朗姆霍特，丹麦提供性教育的非营利性组织“性与社会”的全国总监，曾如此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突然间，我们想到，也许我们也应该教他们如何怀孕。”

齐默尔曼的论点是，性教育曾经是一个彻底的失败。比起证实它，如是宣称太过容易。齐默尔曼的书也由于作者对一些问题缺乏兴趣而变得缺乏说服力。很多社会科学家会辩解说性教育，比如有效的避孕已经，并且将继续提高女孩子们完成学业的能力，也因此成为了女性争取权利公平的成就之一。性教育究竟是不是一场失败取决于评判成功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如何设定则众说纷纭。性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减少未成年怀孕率、性病传播、家庭人数、离婚率与针对同性恋的暴力？还是提高少女高中毕业率、首次结婚的年龄、女性高潮频率、避孕或是出生率？作为一名教育学教授，齐默尔曼从未回答过这些问题，他甚至极少提及它们。他对公共卫生的成果兴趣缺缺，反而是教育学的历史更令他着迷。他衡量成果的标准是，在它出现的一百年后，性教育是否变得毫无争议。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此外，齐默尔曼所具有的长达一个世纪的国际化优势十分重要：它为过去的争议提供了新的视角。在美国，关于性教育的争议植根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场政局改组。在1964年，玛丽·卡尔德隆，一位计划生育负责人，创立了美国性行为信息与教育委员会，以促进公立学校中直白且透彻的关于性行为的讨论。在1968年，基督教十字军的教育顾问戈登·德雷克写了一本名为《教室中适合传授性知识吗？》的小册子。约50年后，美国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多少还停留在同样的阶段。

齐默尔曼作出的主要贡献在于为了宣言全球保守运动的兴起，在不同年代、不同地点的争议之外，设立了更令人熟悉的议题。他提出，美国进步派与保守派的意识形态之争已传入世界的其他地区。在现今的国际化舞台上，各机构团体致力于实现世界性国际主义的承诺，换句话说，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倡的“让孩子们在媒体、网络、同龄人和无耻之徒们提供的偏颇、谬误的信息与自己直接的探寻所形成的疑云中自行寻找道路”，并承诺，改而提供“以科学为基、尊敬与人权的普适价值为石的性行为教育”。同时，在反方面，相关团体中诸如世界家庭大会(一个成立于1997年的保守派基督教团体)在其网站上声明，谴责世俗主义的传播与与行政国家的权利。”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个人主义与性革命以制度的形式从各个方面挑战着家庭的正统。“同时，”学校课程不应侵犯父母教授子女道德与精神价值观的权利。“

齐默尔曼对于追寻这些争议起源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洞见。但是他的方法同样存在缺陷。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如同齐默尔曼所提供的一样，很多世界史册对于地方的力量与忍耐少有所查。世界史常常有所偏颇。例如齐默尔曼的研究就很大程度上受英文文献资料所限。《烫手山芋》让人们误以为，全世界范围内支持或反对性教育的组织都是美国人建立的。另一个问题在于齐默尔曼对于性教育历史与历史上女性政治权益公平、生育权与同性恋权益斗争的相互影响并不太感兴趣。这样的斗争在民间、法院与教室中同样上演。

但是，更严重、更深层面问题依然存在着。无论将性教育的争议看作是国家与家庭、科学与宗教间傀儡战争的想法是多么诱人，这个观点忽视了一个方面，那就是曾存在于保守派与开放派之间的战争已经转变为人权之争：左方唤起妇女儿童权益，右方呼吁父母家庭权益。同时，在全世界，女孩子们仍被强迫性交与结婚，避孕非常困难，同性恋者被殴打甚至杀害，性病不断蔓延。这是由于性教育的失利吗？并非如此。这都是因为关于权利的革命已经变成了反革命。

本文作者Jill Lepore 即 David Woods Kemper，哈佛大学美国历史学教授，同任杂志《纽约客》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