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现在从天国俯视我——他大概能成为经济学家的守护天使——那么他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我不在游泳池边上懒洋洋地躺着，而是正在写这样一篇专栏。

“每天三小时就足够了，”凯恩斯在1930的论文《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Grandchildren)中宣称。这篇论文提出了两个著名的猜测：生活在2030年的人会比1930年的人富裕8倍；因此那时我们每周只需工作15个小时，然后发愁如何打发我们的时间。

凯恩斯只对了一半。除非接下来的15年里发生什么大灾难，否则他对全球增长看似乐观的估计依然还是低估了。然而，每天工作三小时依然难以实现。（凯恩斯没有子嗣，不过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的《金钱星球》 Planet Money 栏目最近找到了他妹妹的孙辈，问他们是否每周工作15小时。他们不是。）

那凯恩斯到底错在哪儿呢？有两个答案立刻浮现在脑海里——一个崇高些，另一个不那么崇高。崇高的答案是：我们更想干点什么工作，我们喜欢和同事们在一起，喜欢思想的激发，或者出色完成工作的满足感。另一个不太光彩的答案是：我们努力工作，因为我们攀比消费的欲望没有尽头。

凯恩斯考虑了这两种可能性，但是他可能没太把它们当回事儿。他也无法预想到，最近的研究表明，失业的痛苦远甚于其对收入的直接影响。

凯恩斯可能也想不到，比起炫耀性消费，与邻居攀比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我们想要生活在有好学校、能够轻松进入充满朝气的用工单位的怡人社区。结果就是我们要为供应有限的理想房产进行激烈竞争。

对凯恩斯的错误，还有更微妙的解释。正如已故的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在一篇与路易斯•拉约(Luis Rayo)合著的论文中所指出的，凯恩斯可能基于20世纪20年代悠闲的精英阶层而得出错误的结论。那时候和现在没多大不同，收入也流向“1%”的人的手中，只是他们占有的财富要多得多。20世纪20年代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一个靠资产获得收入的绅士，和21世纪一位每小时收费超高的纽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一样富有。然而，显然这位绅士能在俱乐部里消磨时光，而这位律师却忙得昏天黑地。

几年前，经济学家马克•阿吉亚尔(Mark Aguiar)和埃里克•赫斯特(Erik Hurst)发表了一项有关1965到2005年间美国人工作和休闲情况演变的研究报告。男性和女性都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尽管不如凯恩斯预期的那么多。但有些人并没有遵循这样的趋势。受过最好的教育、拿着最高收入的人们，不论男性还是女性，空闲时间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少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这些精英人群开始抛下手头的一切疯狂工作。

真相也许是，我们不是试图和邻居攀比，而是和同事攀比。靠着工作时间最长和请假最少，我们攀爬着公司的阶梯。空闲时间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崩塌”或许并非巧合。当时，阶梯最顶端的不平等程度开始急剧上升。极度勤奋工作的回报是非常丰厚的。

我们距离凯恩斯设想的世界还有15年。如果我们想要过上他设想的悠闲生活，很多事情都得改变。我们需要拥有大量的好学校和好社区，减少办公室里残酷竞争的文化。

那听起来不错。但可能最根本的真相就是：我们中很多人享受为某些感觉值得的事业努力工作，或者向往这样的工作。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很富有，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一直工作直到辞世。

译者/许雯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