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一大乐趣之一就是参加自己感兴趣但不了解的领域的会议。（第二大乐趣就是写一写这些会议。）所以当我的朋友邀请我参加“听识机器峰会”时，我欣然同意了。

什么是听识机器？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便是“哈喽芭比”（Hello Barbie），一个能够识别孩子的话语并给与回复的娃娃。在纽约玩具博览会上，芭比娃娃制造商美泰公司的代表在介绍这款最新型的娃娃时说：“芭比，欢迎来到纽约。”哈喽芭比回答说：“我爱纽约！告诉我，你最喜欢纽约那个地方？食物、时尚、还是风景？”

芭比之所以如此神奇，是因为它能将孩子的问题录制下来，上传到一个语音识别服务器上，服务器识别出关键词（比如“纽约”）之后便会提供一个恰当的回答。为这一技术提供支持的ToyTalk公司会用孩子的话语帮助提升其语音识别准确度，可能还会将这些话语保存下来以便在未来使用。

这便是听识系统的运行方式，其中的潜在危害显而易见。峰会上的一名发言人指出，听识机器能满足监视机构的三大需求：

1.它们无处不在，正占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2.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运行，能够一直记录我们的话语。

3.它们能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尝试理解人们所说的话，并对能够理解的部分作出回应。

为了削弱其可怖的监视本质，听识机器通常都内置在迷人可爱的设备中，比如娃娃和机器人。听识机器的支持者们认为，它们是科技与生活交织的主要途径，能让电脑成为我们的帮手、玩伴和密友。然而这类设备在大众之间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我发现，其中最有趣的问题关于有意或无意中受到倾听机器的监视。如果优步的司机必须记录他们与顾客的对话以便应对可能的差评，事情会变得怎样？（事实上一些司机已经这样做了。）自愿让听识机器进入自己的生活——例如向Siri或者机器人伙伴倾诉——是一回事，接受上级或者执法机关强制安装的机器的监听则是另一回事了。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对科技产品的监管都遵循着这样的模式：科技公司发明了新技术，将其投放市场，引起用户质疑，如果质疑的声音足够大，政府监管部门便会进行调查，做出相应回应。人们都感觉就应该这样，认为如果监管太严厉，创新便会受挫。但是，在这一模式中，监管部门的力量不足以与市场力量相抗衡。只要产品还在市场中，它就会努力让用户相信，它所代表的新型生活方式将成为常态。Siri刚上市时，苹果公司通过各种方式来说服人们用它预定晚餐、查看交通、寻求意见。为了降低使用门槛，苹果公司将它预先安装在大受欢迎的iPhone中供用户免费使用，还不遗余力地宣传其新功能，就连关于Siri语音识别功能缺陷的笑话也帮助人们接受这一“新常态”——人们可以与自己的手机对话，分享敏感信息。或许将来会有人起诉苹果公司滥用Siri的数据，监管部门也可能会介入。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苹果公司已经胜利了：我们正在与手机对话，与它分享我们的生活，同时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一监管模式的问题在于，我们会被市场牵着鼻子走，无法表达我们想要怎样的科技世界。

我们真的想要一个能向手机倾吐心声的世界吗？怎样才能迫使相关公司处理这些新互动产生的数据？我的一名朋友指出，这些问题并非管理问题，而是政策问题。难点在于，在目前监管不足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决定什么样的科技产品可以进入市场，如果可以，又应该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进入市场。

IT界需要一个更好的政策制定文化。对于听识机器这类科技，我们需要形成一种能够讨论其“能否进入、何时进入、怎样进入市场”的传统。同时，我们还应该进行更多的对话，来讨论我们想要什么，而不是我们能研发什么。

译者： sibyl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