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想当一名追随者有什么错吗？或者成为一匹“独狼”?

今年1月初，超过70万名学生通过Common Application提交了大学申请。他们提交了成绩单、SAT成绩，自己在体育或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以及能表明自己特质的各种佐证，这些定义模糊的特质包括——引用哈佛录取委员会网站的原文来说——“成熟度、性格、领导力、自信、热忱的个性、幽默感、有活力、关心他人、在压力下很淡定”等。

为何美国大学对领导力如此感兴趣？在哈佛的网站上，领导力被列在第三位，就排在两个不言自明的特质之后。在耶鲁的网站上也是如此，网站引用了耶鲁前校长Kingman Brewster的话：“我们需要做出判断——耶鲁的教育是否能帮助申请者在各自的行业中成为领导者”；“我们的目标一向如此”；还强调了“我们致力于寻找那些在耶鲁的帮助下能成为他们这代人领袖的学生，无论他们希望追求什么”。

普林斯顿大学教务长Janet Lavin Rapeleye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观点也是惊人的类似：“我们寻找的学生要具备能成为自己所在领域和社区领袖的特质”。（普林斯顿的录取委员会网站也是如此，把领导力列为课外活动部分的一个重要素质：“我们要寻找那些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学校和社区的学生，因此请告诉我们有关你的领导才能的活动、兴趣、特殊技能和其他课外活动。”）

在Jacques Steinberg的《守门员》一文中，他描写了Wesleyan的录取委员会是如何为申请人材料中的“个人”部分打分的：“总分是9分，满分的申请人是肯定是以领袖的角色对校园产生深刻影响的；6或者7分的申请人是那些在某些领域可能成为领导者，在更多领域可以成为贡献者的”。

在毕夏普学校（顶尖私立美国高中）的升学指导、独立学校升学顾协会执行董事Emmi Harward看来，领导力本身对申请并没有决定性作用。但她认为，领导力可以使学生在充满竞争力的申请人群体中脱颖而出（如果将一个学生团体的主席同四年都呆在家里写作业的学生相比，前者更有优势），还可以帮助预测学生在大学校园里的表现，以及他们毕业后可能取得的成就。

当然，可以把大学录取过程中考量的“领导力”理解为一系列特质：这一大堆特质都是阳光且积极的青少年想要具备的特点。但是，这些特质受欢迎程度如此夸张值得探究。不言而喻的是，领导力就像“成熟度”、“关心他人”一样，不但是受欢迎的品质，而且是必备的品质。借用Wesleyan的说法：做一个象棋俱乐部的贡献者仅仅算是平均水平，比较起来，成为这个象棋俱乐部的主席则能够展示一些无形的优点。

但是这一假设并不是普适的。毕竟，要成为一个天生的领袖（或者甚至成为一个自信的领袖——借用哈佛列举的优秀品质）就要避免成为其它的角色：如“天生的追随者”、“天生的团队合作者”、“天生的独狼”等。这些在其他的文化环境中，都被视为是与“天然的领导者”同等重要的（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

《超越美国模式》的作者Lan Liu在发表在哈佛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领导力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有不同含义，可惜的是，领导力已经被美国模式形成的偏见引向寻找一种普适的领导力模式。”

关于美国式的领导力模式，有一种观点非常典型。塔夫斯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Robert J. Sternberg在《21世纪的大学录取》中写道：“录取学生时应当基于对他们未来的领导力和在不论什么社会阶层作为公民活跃程度的评估”。

尽管Sternberg一再强调他对领导力的定义“并不是成为某些程度的权威，而是对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作出积极的、有意义的、最好是可持续一些改变”。他的假设是，精英大学值得录取的学生应该不只是好的学者或好的工作者，而是那些有主动性的、可以成为他们所在领域先锋的、可以(隐性地)管理那些不具备领导力的人。

Sternberg的书中经常出现商业语言，这并不奇怪。他写道：“在和一位大型投资银行的高管聊天时，我提到我们想提升塔夫斯大学的录取工作。他的回答是，SAT和ACT这样的标化考试，以及大学成绩，可以很好的预测谁可以成为好的分析员，但是并不能预测谁能更进一步——即能有能力预测不同市场的走向。” 

Sternberg接着讨论了他筹集资金的努力，包括“与一些最成功的塔夫斯大学的校友会面，他们不仅在金融界非常成功，而且对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尽管Sternberg的附加说明是出于好意，但他还是暗示了领导力意味着管理能力：人类学艺术家和博士生，不论在各自的领域多么成功，他们都没有募集大量资金的能力。

也就是说，领导力背后的暗含的逻辑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是不够的。

William Deresiewicz在《美国学者》上发文称（当然他可能有点愤世嫉俗了）：“这就是在耶鲁所谓的训练领袖的真正含义。教育出那种声名显赫、扬名立万的人，那些大学可以用来吹嘘的人。那些可以爬到金字塔顶端的、善于攀附权贵的人。”但是在我们谈论“领导力”时，的确会很自然的同社会阶层联系起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我的母校——牛津大学，理想的学生不是领导者，而是独狼，这一点体现在本科教育的各个阶段。大学的教导体系里学生跟自己的指导教授是一对一的交流。录取过程包括面试，即与未来可能成为自己导师的教授进行模拟辅导过程，而这个教授也会参与决定录取结果。在课程方面，学生的成绩完全由他们独立研究的能力决定。没有课堂成绩，只有期末考试，且不记名打分。“领导力”以及类似的素质，几乎不被列入考虑。牛津的价值观重视的不是我对“世界”做出了多大贡献，也不是我对校园和同学们做了什么贡献，而是我在课程上的表现（比如我的成绩），以及当我攻读博士学位时，在我那独特的小学术领域做出的贡献。

然而这些似乎同美国教育体系格格不入。做一个“独狼”，或者只会“回家写作业”，在某种程度上是缺失了美国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Harward和Sternberg都强调了“影响力”的重要性。一个理想的学生不仅要会高效地学习，还能进一步向教授和学生传递知识，还期望他们能在课堂中承担积极的角色——正如Harward所说：“激发课堂讨论，并鼓励那些不太愿意发言的学生积极分享自己的观点”。

当然，指责美国最好的大学有反智主义倾向是草率的。不过，美国大学录取的内在逻辑是，对学术机构来说，只有学识是不够的，只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是不够的。在这个环境下，成为“独狼”是可疑的，甚至是自私的。这样的学生只顾增加自己的知识，就好像恶龙在囤积抢来的珍宝一样。对于那些充分浸润了坚定的美个人主义的人来说，他们对那些既不领导也不跟从的人的态度是不太欢迎的。

关于在学生中推崇领导力的好处，也有很多可说的。比如，欧洲的很多大学纯粹追求学术的做法，尽管鼓励和奖励独立，但是也助长了孤立主义的倾向。学生们不被鼓励在任何层面上的合作、不发展管理技能、也不学习领导或跟随他人。重视和培养领导力对那些在历史上没有得到领导机会的群体来说是很重要的，比如很多女子学校就很强调在校园里女性体现的领导角色。

然而，把成为一名“好的领导”和一名“理想学生”等同起来的想法是值得探究。在突出强调领导力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忽略那些不是那么明显的特质，那些Harward也同意应该加以更多重视的特质：“我们确实需要好的追随者，这一方面我们需要给予更多的考虑”，“如果领导者们只会疏离周围的人，或者不帮助他们掌握自我领导的能力呢？那些专注于追求学问的人，难道在某些意义上不是领袖吗？”而且，这个有着浓厚美式文化烙印的“领导力”，是不是会把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置于不利的位置，因为那些文化背景下青少年人的领导力是有其他形式的，或者是根本不被鼓励的。

美国大学在录取工作中，已经逐渐意识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成长环境的申请人，他们的表现是不同的。完整的录取过程允许录取官员基于申请人的环境来评估他们的考试分数和成绩。那么，是否也应该根据申请人的情况来考虑他们的个人特点呢？我们真的需要培养出每个人都是领导者的毕业班么？还是在这方面也要追求多元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