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公司本来就处于低潮，现在，东芝（Toshiba）——这个让你联想到冰箱、洗衣机、小型家电和笔记本电脑的公司，目前卷入了丑闻漩涡，导致CEO田中久雄在7月21日辞职，董事长室町正志 (Masashi Muromachi)将担任临时CEO。

这可能是东芝历史上最难渡过的一次危机。

东芝聘请的独立调查小组在7月20日宣布，该公司接连三任CEO通过不正当会计做法虚增利润逾10亿美元，他们设定了不切实际的利润目标，并要求下属完成这些目标。

“迎接挑战”导致造假

该调查小组在报告中称，东芝管理松散，此外该公司奉行的下级服从上级的文化使得管理人员几乎别无选择，只能从数字上造假。

该调查小组由日本前高级检察官带领，并获得了数十位外部律师和会计人员的协助。该小组审阅了东芝2008-2014年间的损益表。该小组表示，东芝多报了1518亿日元（合12.2亿美元）的经营利润。东芝自己的核查发现需要将经营利润数字再减少44亿日元。

东芝为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人事地震，16位董事会成员中将有8位辞职，其中包括田中久雄以及其前任佐佐木则夫(Norio Sasaki)。田中久雄自2013年以来一直担任东芝CEO，佐佐木则夫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在东芝的企业文化中，下属不可能违背上级的意思。包括田中久雄在内的三位首席CEO都对管理人士施加了压力，要求实现高销售目标，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些要求往好了说，叫激发潜能迎接挑战，但在高压文化下，就会迫使下属在销售成绩上不断造假。

反思日本企业文化

东芝的丑闻再次令人深思日本的企业文化。

在日本企业里，索尼被认为是最接近美国企业的。它的董事会透明度之高是日本企业中少见的，而通常的日本企业受家族式企业的经营方式影响深重，融资多通过银行贷款方式实现，董事会透明度欠缺，股东利益会被淡化。而且日本公司通常采用直接投资固定资产，再以固定资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以获取资金，有时还设立自己的金融公司来进一步降低贷款成本。

因此日本公司向来对为股东创造利润不敏感，它们更强调让公司有长远发展，允许许多长期不盈利的投资。

这种文化有利有弊。总体来说，日本公司的重视长期投资、家族式经营（个人感情在其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些优点必须建筑于一个完全诚信的体系，也必须有一些超凡入圣的领导者。日本企业最优秀的例子是稻盛和夫的京瓷和索尼。稻盛和夫本人的品质自不必说，但他迄今为止也未找到合格的继任者。索尼的创始人井深大、“经营之圣”盛田昭夫两人亲如一家，同样，他们待悉心培养的接班人大贺典雄如同家人——这种关系让他们在彼此和公司的低潮、危机时刻坚定地互相扶持，最终取得胜利。

但之后出任总裁的出井伸之打断了这一传统，他和大贺之前并未建立起这种家人般的关系，他的任职就更易受业绩和董事会的影响。

众所周知，如今市场竞争激烈，业绩波动性很大。为了使每年度的业绩“看上去很美”，CEO和不少高管会私下掩饰漏洞，或者越来越急功近利。日本企业文化中强调的忠诚，会导致越是历史悠久的企业，派系越牢不可破，员工开始变得对上司效忠而非公司，更加不可能考虑股东和消费者利益。

2011年的日本奥林巴斯公司做假账丑闻便是如此，3名高管通过向咨询机构支付天价费用等方式来掩盖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投资证券所造成的亏损。奥林巴斯总裁高山修一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各界道歉时，一名记者对他高喊“您真的相信么！整整隐瞒了20年？”

这一丑闻是被奥林巴斯的英国籍CEO伍德福（Michael Woodford）揭露的，他回忆说，假账事件里最教人寒心的是，他担任CEO时发现公司亏空巨款，要求前会长（董事长）菊川刚解释，另一名董事森久志出面挡架。伍德福问森久志∶“森先生，你为谁工作？”他以为对方会回答为奥林巴斯工作。但森久志说“我为菊川先生工作，我效忠他。”

奥林巴斯这种将公司利益演化为个人利益，职业经理人失去操守成为“家臣”的事情重创了日本企业界，导致日本政府重新审视关于企业管理的法案。

眼下，东芝事件恐怕更是为反思这种上下级的效忠关系添加了一个重要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