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可穿戴设备和其它职员追踪科技的引进，要知道如何在职员和其工作场所之间划清界线，不单是概念上的工作生活平衡上面，而是也包括了现实中，已经越来越难了。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未完成的计划，有时候看起来似乎完成在即了。这个计划，是让经理能够即时追踪职员的任何行为的时间与运动的乌托邦。

Epicentre 是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座高科技办公楼，那里的职员已经都放置了小射频识别植入物。若有人想进入办公室，就只需要挥手。要买午餐或者交换名片，也只需要再挥手。他们回家的时候，植入物仍然留在他们的皮肤底下。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Epicentre 不是唯一接受工作场所内进行“生物黑客”的机构。英国零售商Tesco 让许多在它们的仓库任职的人使用可穿戴科技，以追踪产品订单及协助提高效率。能源巨头英国石油公司（BP）美国分部的2万5千名职员在2013年收到Fitbit设备，以记录他们的身体活动，让他们能换取点数以得到更便宜的健康保险计划。几家欧洲基金管理公司是Essential Analytics 的客户。

Essential Analytics是一种新软件，能“将基金经理的身体与精神状态的数据，和他们投资决策的素质挂钩。”日本企业集团日立（Hitachi）开发了一种可穿戴徽章，能追踪一家公司职员的所在地、他们和什么人进行互动、以及他们的行为，从而计算人与团队如何互动。

最后，最近的一宗诉讼案声称，汇款服务Intermex 的一名职员在删除了手机中的一个作业管理追踪应用程序之后被开除。原告说，她“表示对于应用程序的全球定位系统（GPS）功能在工作时间操作没有异议，但是她反对它在非工作时间还监控她的位置。”

这些例子，展现出诱人的新机会，但也展现出令人担忧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是很肯定的：随着可穿戴配备越来越买得起，我们就越有可能看到它们成为公司做法和策略的一个综合成分。随着这种综合的实现，接踵而来的就是关于你如何管理你的职员和整个机构的问题。

因此，在你考虑广泛地投资生物跟踪器之前，先问问自己一些看似简单，却影响深远的问题。

职员会不会自愿使用你提供的可穿戴配备？

最明显，却又最乏于讨论的问题，就是：长远来说，人们对它们并没那么有兴趣。一项有关可穿戴配备的研究发现，美国的消费者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会在六个月之内停止使用它。24个月之内，超过一半的人会抛弃了它。

因此，在将金钱、资源与希望注入工作场所的可穿戴配备之前，执行人员必须对于职员是否真的会资源使用这些配备，以及他们使用配备的时间是否足以搜集到有用的见解，保持实际想法。最可能的情况，就是许多职员或许不会。

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公司提供奖励，以鼓励职员使用可穿戴配备，或者强制他们使用它。如果该配备和工作有直接关系（例如，仓库里的拣货员若使用可穿戴配备，可让他们的行动更有效率），这或许有理。但是，在配备和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的情况下，强制职员使用它，就可能会让人质疑了。比方说，一个行政工作人员如果被要求利用可穿戴配备追踪一天的脚步，然后将这方面的信息和雇主共享，他们就有原因关注此事了。

可穿戴配备是否侵犯你的职员的隐私权？

普华永道（PwC）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82%的参与者一般上对于可穿戴配备表示担忧。因此，即使你的公司能强制职员使用它们，你很可能面对有关你收集什么资料的质疑。你会不会突然详细地了解人们吃什么、睡多少、喝多少、心情怎样？

一个很真实的风险，就是有些职员会觉得他们生命的每一方面都被观察着，而他们也会因为这个假设而作出一些抉择，其中有些可能是不利的抉择。另一个风险，就是经理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依赖职员在工作之外的生活的数据，作出有关职员表现的决定。 

各企业必须在初期阶段就想方设法缓和这些顾虑。有些企业应付这个棘手的问题的方法，就是聘请第三方服务来管理个人的数据，本身也只会读取合计资料，而不是个人数据。

可穿戴配备将如何模糊工作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界线？

智能手机起初被采用的时候，人们对于它们所引发的成瘾行为感到吃惊。现在，每天例行地检查手机150次，对我们来说是正常的。随着可穿戴配备的流传，这些惯例也将有可能决然地改变。我们可能不会再花时间关注社交网络，而是把同样的注意力放在监测我们自己的情绪和身体上。举例说明，注意我们的生命体征，可能和今天的关注社交网络或电邮一样，成为我们额外工作活动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不难想象一个可穿戴配备（尤其是机构发给的那种）在职员可能都不察觉到的情况下，开始入侵职员日常生活的未来。经理人员必须自问，除了生产力的问题之外，这种科技是否适当？职员是否应该有能力在工作与非工作生活之间划分界线？若是的话，你将会怎么将这些限制功能嵌入这种科技本身？你又要怎么教导职员有关这些界线，并创造遵守的正确奖励？

你会怎么处理可穿戴配备所收集的所有数据？

可穿戴配备所产生的庞大信息，有可能会造成许多机构数据负荷过重。除了监控基本的指标，如工作表现，各机构也会负责追踪及理解巨大流量的生理、情绪、甚至神经学的数据。

你除了必须聘请员工协助处理这项工作，以及设计你的算法之外，还有另一个风险，就是一种以生理信息为根基的新官僚体制。有些研究工作场所的人将此称为“生物官僚”（biocracy）。

如果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显著的风险，就是它会复制你的公司现有的官僚问题，因为人们会太容易就会回落到代代相传的规则与程序中。在最糟的情况中，如果没有考虑你将如何在组织阶层中管理这些配备，就将之采用，有可能会为职员和经理制造更多工作。在某些情况中，这甚至会排挤出那些人们真正受雇处理的重要工作。

可穿戴配备会造成职员面对更大的压力吗？

随着产生及分析生理数据、以及对之采取行动的需求增加，这可能会有心理上的影响。最轻的情况就是，可穿戴配备可能是职员更大压力的来源，尤其是若他们的配备不断产生提醒，干扰他们的工作程序的时候。它所造成的影响，就是士气锐减，或者，生产力矛盾地减少。

不过，最大的忧虑或许就是：不断流通的私人数据，会使我们因为之前从没想过的问题而感到愧疚、焦虑。例如，持续使人们注意睡眠模式，可能会使一名职员在深夜醒来的时候，因为害怕雇主注意到而感到恐慌。人们也可能在吃糖份高的甜品，或者没能走必要的步数的时候感到焦虑。

这对于那些已经有了潜在的心理健康问题的人来说，尤其令人关注。一项有关快乐追踪器的研究发现，患有抑郁症的人在使用一个会一天之内若干次询问他们有多快乐的配备之后，往往会感觉更糟。

经理是否愿意成为生活教练？

可穿戴配备对职员的心理生活的影响固然严重，但是经理并不免疫。他们通常要处理有关职员表现的一系列表现指数，包括达到关键绩效指标。随着可穿戴配备的兴起，他们将会面对一组完全崭新的数据；他们也可能被要求利用它来管理职员。

这大致上已经涉及了我们之前已经提到的非常私人的问题，例如，职员吃什么、做多少运动、情绪如何。因此，经理可能要面对一个棘手的情况，就是他们不单是要管理职员工作上的表现，也要管理他们的私生活。这意味着，机构和职员不但会为了工作寻求上司的指导，而且也会向上司寻求有关饮食、运动、甚至睡眠的建议。

从当工作教练转移到生活教练，对于经理所能够做（或者甚至应该做）的事来说，可能代表一个显著的变化。企业必须自问，经理如果愿意成为奥威尔的“老大哥”和奥普拉·温弗瑞的结合体，帮助管理他们的职员的私生活的话，这么做是否恰当？若是的话，公司里的经理是否真的愿意，并且有能力这么做？这又对你的机构是否真的有利？

André Spicer是伦敦卡斯商学院的组织行为学教授，也是《健康综合征》的合著者。Carl Cederström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组织理论副教授，也是《健康综合征》的合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