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千辛万苦，雄心勃勃者终于成功攀上高位。无论是通过家族继承、职业经理人制度，还是“宫斗”成功上位，他终于夺取了权力。现在他面临着一个新挑战：如何紧紧掌权。

爬上高位所需的技能与维持大权所需的本领完全不同。不仅如此，权力的生存法则与统治得当所需的必要技能并不总是相同的。小说家伊塔洛·卡尔维诺曾经简洁明了地描绘了那些攀上权力顶峰者的痛苦：“一旦你王冠加顶，王座就是你的安坐之处，你最好日日夜夜一动别动。你以前所有经历的人生不过是在等待你成为国王，现在你已经是国王，你只需要统治。没有这长久的等待如何来统治？等到你被废黜，那时，你不得不与王座、权杖、王冠和你的脑袋告别。”

那么，一位新上位的统治者该做什么来保住他的（或她的）脑袋？一个好的起点就是强化支持者联盟。这看起来是个着实简单的任务。毕竟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支持者联盟去击退对手，一个人不可能攀上权力顶峰。然而，一个聪明的领导人不会过分依赖帮助他上位的那些人。在推翻从前的统治者之后，他们迟早会意识到他们可以把相同的事再干一次。

一名老谋深算的新领导人会迅速采取行动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清除掉，替换成那些所获利益更能确保其未来忠诚度的人。只有在开除、清洗、收缩某些特定的关键支持之后，一名领导人的未来权位才有保障。

不仅对独裁者来说是这样。在似乎不那么残酷的商业世界里，建立一个修正后的联盟是同样迫切的要求。 

追求人头数的治理方式

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与国家领导人一样面临下台的风险。由于易受政变攻击，他们需要调整公司内的联盟（通常由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引进忠心耿耿的人，踢掉潜在的麻烦制造者。一般情况下，他们有大把的人可供挑选，也有丰富的经验做各种决策。但与国家领导人一样，他们会遭遇继承联盟内某些成员的挑战，这些人很难搞定。

大多数公开上市的企业都有千百万可互相替代者（股民），一个人数少而股份多的有影响者集团（大的个人股东和机构股东），以及一个非常小的不可或缺者集团，一般不超过10~15人。在这么小的一个团体里，哪怕成员人数有极微小的变动都会引起公司运作的深刻后果。我们将看到，这一点对惠普公司来说尤其正确，因为正如在所有的公司，联盟成员人数的微小变动会导致公司给的预期报酬占比的巨大变化。

我们可以按照成员人数来衡量公司联盟的规模，也可以按照他们占有的股权多少来衡量。在惠普公司里，不可或缺者集团和有影响者集团只占所有选择人的极小部分，因为公司的创始人威廉·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家族保持着大量股份，长年以来这一情况与福特汽车、贺曼等不少其他公司相似。

与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样，参与一家企业也可以获得利益。这些利益可以是给所有人的回报，也可以是只付给不可或缺者的私人报酬。在公司背景下，私人利益通常的表现形式有薪水、额外津贴和股票期权。而给所有人的回报，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称的“公共物品”，则采取股息（每股数量相同）和股价上涨的形式。对首席执行官来说，当致胜联盟很大时，通过私人报酬来收买不可或缺者的忠诚就不是一种划算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才是上策。

联盟成员通常都渴望获得私人好处。然而，非常大的股东更青睐股息和股价上涨而不是私人报偿，但他们恰好也是致胜联盟的一员，这使他们成为了公共物品的最大接收者。惠普公司恰恰就是这种情况，威廉·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家族拥有着举足轻重的股份。

在一个公司里，到底是谁构成了不可或缺之人？这个联盟通常包括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里的少数人。这些董事来自高级管理人员、大机构股东、首席执行官亲自选定的朋友和亲戚（当然一般都冠以公民领袖之名）以及首席执行官本人。

按照研究公司的经济学家的术语，董事会的人员构成可分为内部人士（雇员）、灰色成员（朋友和亲戚）和外部人士。任何公司的董事会职责之一就是任命、留用或免除首席执行官。一般来说，首席执行官的任期都很长，至少惠普的第一任首席执行官和创始人戴维·帕卡德是这样的。

显而易见的是，任何牵涉到罢免上任首席执行官的董事会成员，都有可能对新任首席执行官造成麻烦。既然曾经是“政变”发动者，毫无疑问他们在形势所迫之下随时有可能再来一次。这里所说的形势无非就是首席执行官开始实施一个或多个统治规则，特别是当这些规则的实施损害到了他们的利益。

对首席执行官任期长短的研究表明，不出意外地，首席执行官与董事会成员的个人关系越紧密任期就越长。正如在独裁国家子女可能成为受宠的权力继承者一样，首席执行官上台后会预期朋友、亲戚和同事将是更忠诚的支持者。

越多的外部人士进入董事会一般来说就会转化为对投资者的更多回报，也就是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与此同时，首席执行官面临的风险却将增大。因为首席执行官的利益与投资者的利益极少相同，首席执行官巴不得董事会里的外部人士越少越好。

公司里的麻烦，特别是那些严重到足以扳倒现任首席执行官的问题会激起董事会的关注和加强监管，这会让现有的联盟变得不那么可靠。不仅如此，在前任首席执行官被罢免之后，新的接替者在建立和调整董事会时可能会遇到真正的阻碍。毕竟，旧董事会成员罢黜前任首席执行官，可不是为了让新首席执行官干这个。凡是长命的首席执行官都在这点上获得了成功。

让关键者保持失衡状态

工作表现优异并不足以确保政治生存。这一点不管是掌管一家企业、一家慈善基金会或一国政府都成立。一名领导人的工作表现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的在位时间，这是一个高度主观性的问题。

可能有人想当然认为，在由关键支持者组成的联盟里拥有能够尽职尽责执行领导人政策的能人很重要。但实际上独裁统治与好的统治毫无关系。独裁统治只关心对领导人有利的东西，不关心对人民有利的东西。事实上，拥有能干的部长或能干的董事会成员是很危险的错误。毕竟，能人是潜在（以及潜在有能耐的）对手。

一个联盟最重要的三个特征是：1.忠诚，2.忠诚，3.忠诚。成功的领导人让周围充满自己信赖的朋友和家人，而将任何有野心的支持者清除掉。

政治逻辑这个方面的意义十分深远，特别是在小联盟的体制下。独裁统治者不需要西点军校毕业生来保护他们，一旦掌权，他们会很明智地让周围充满来自自己部族或家族的可靠成员，将他们安置在最重要的岗位上,与权力、与金钱有关的岗位，挪开任何有可能成为对手的人。

无论一名专制统治者将他的联盟打造得如何好，重要的是要让联盟本身失衡。熟悉会产生蔑视。牢固掌权的最佳方式是保持很小的联盟规模本身失衡，并且至关重要的是，让联盟里的每个人都意识到有大把人可以取代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专制国家里也搞定期选举，所有人都知道这些选举根本不算数，然而人们还是要随大流。操纵下的结果在投票前就一清二楚，这样的选举何来合法性？操纵下的选举是对有能力的政治家们的警告：如果他们不紧跟领袖的步伐，他们是可抛弃的。

事实上，世界上任何公开上市的公司采取的都是极易被操纵的选举制度，理由也大致相似。这种体制加上一个人员紧凑的董事会，是确保表现糟糕的首席执行官几乎从来不会被解雇的主要原因之一。

让联盟成员处于失衡状态的要义是，确保他们的忠诚可以通过收买得到，并让他们知道一旦他们的可靠度存疑，他们会被人取代。在大多数独裁者那里，处死敌者是经久不衰的做法。当一家公司因为一位新任首席执行官而发生变动时，无一例外我们会看到类似的行为，尽管版本会好一些。尽管首席执行官名义上要对董事会负责，但新首席执行官上任之后对董事会进行改组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正所谓本末倒置、反客为主。 

行使和平表决权

集团投票在很多新生民主国家是普遍现象。过去在政党机器控制下的美国大城市里这也是常态。比如说在纽约市，坦慕尼协会影响下的街区会集体投票给民主党。印度现在的很多选区遵循着与过去坦慕尼协会相似的模式。也就是说，一个由地方名流或乡绅组成的小团体可以统合整个社区投票，为自己换得极大的回报。

集团投票表面上采取民主的制度形式，这使它们看上去很像公开上市交易的企业。每个投票者或股东名义上都有投票权，但实际上，所有权力集中在少数关键人物手上，他们控制着大量股东选票或村民的选票。

集团投票导致名义上具有大联盟的民主制，实际上像独裁制那样运行，它使有影响者的数量，也就是那些具有实质影响力的人，大大少于名义选择人的剩余部分。由于这是胜选的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公司里的首席执行官们应该学习政客是如何做的。

传统观点认为，新生的民主国家盛行私人庇荫制，在其中，政客们对个人投票者施以小恩小惠。用出卖选票换取庇荫来解释选举欺诈结果比较省事，但不完整。首先，政党不可能贿赂到足够多的人；其次，一旦进入了投票站，选民有可能食言。尽管关于政党曾经如何想方设法监督投票行为我们可以写出一整本书，现实是，当今世界投票一般采取匿名的方式，至少在真正的民主国家是这样。

在集团的层次上，贿赂选民远远有效得多。现实情况是，由于选民人数众多，任何单个选民的投票能够产生影响的机会微乎其微。然而，比起谁能赢得选举这个问题，选民们在有关哪里能建起医院或谁的街道能得到清扫的问题上，影响力要大得多。

通过奖赏支持度最高的群体，能够激励单个选民遵循他所在群体的领导人的选择，无论是村里的长老、选区组织者、教会领袖还是工会主席。真正的决定是由能够掌控集团投票的领导人做出的。他们是真正的有影响者。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奖赏通常是在他们之中流动，这样他们可以分肥，而不是直接给到人民身上。

当然，领导人除了使用胡萝卜之外，也可以使用大棒。李光耀从1959年一直到1990年都在统治新加坡，我们认为他是全球在位时间最久的总理。他的人民行动党控制着选举，这种控制又因大部分新加坡人依赖的公屋分配制度而得到强化。每到选举，不投票支持人民行动党的街区会被削减公屋分配和维护。

一家上市公司的所有权运作方式和集团投票一样。我们可以持有股票并在股东大会上投票，然而，除开一些非常有钱的极少数人之外，我们的投票无足轻重，我们的到场多此一举。因此我们通过互惠基金和养老基金来持有股票（也有一些税收和管理方面的原因需要这么做，但想想谁有动机去游说制定这些规定呢）。

这些机构投资者，正如村里的长老一样，具有足够的影响力使得CEO们要巴结他们。但比起通过优异的股市表现使一名机构投资者代表的广大小股民也能受惠，通过私人好处来收买该机构投资者的成本要小得多，比如董事会薪酬。

那么，如果选举是公平的，并且败选的风险在升高时，一名政客会怎么做呢？当一名在位者面临败选的风险时，他可以通过重新划定选民范围来排除敌对选民，从而减少败选风险。也就是说，选区是可以被人为改划的，尽管这种机会并非年年有，也许对这位不受欢迎的在位者来说，远水救不了近火。

通过操控选区改划使得一名国会议员落选的几率是极小的。另外，选区改划一方面基本上确保了再次当选，一方面也使得该国会选区里的选民高兴。毕竟，选区改划意味着候选人获得区内多数选民的支持。假如选区改划行不通，还可以进行其他的规则改变。比如说，禁止集会，当然是以公共安全的名义。

建立一个小的联盟是生存的关键。需要打理的人越少，越容易保住位子。刚刚上台要保住权位很困难，但一名成功的领导人能够攫取权力，对助他上台的联盟重新洗牌从而大大加强自身力量。一名聪明的领导人会将一些早先的支持者炒鱿鱼，替换成更可靠和更便宜的人。但不管他如何将朋友亲信塞满联盟，除非他回报他们，否则他们不会保持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