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占有食物的欲望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也仍然是导致重大政治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人具有无止境的、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欲望使人即使到了天堂也会坐立不安。巨蟒饱食后就去睡觉，直到需要再进食时它才醒来，绝大部分人不像巨蟒那样。习惯于吃几个枣充饥的阿拉伯人没有因为获得了东罗马帝国的财富，稍一点头，希腊奴隶就会为他们端上最精美的食物，然而是其他欲望使他们行动起来，尤其是以下四种。可以称之为：占有欲，竞争欲、虚荣心、权力欲。

占有欲——希望尽可能多地占有财产或拥有财产的所有权——是一个动机。我认为该动机产生于恐惧心理和拥有必需品的欲望结合之中。

我曾经帮助过两个来自爱沙尼亚的小姑娘，她俩在一次饥荒中差点被饿死。她们住在我家，当然有许多吃的，可是她们却利用整个闲暇时间到附近的农场去转，偷土豆，还把偷来的土豆贮藏起来。洛克菲勒年幼时经历了极大的贫穷，成年后他仍以同样节俭的方式生活。同样，坐在拜占庭帝国丝绒沙发椅上的阿拉伯酋长也不会忘记沙漠，他们把远远超出任何可能物质需要的财富囤积起来。然而，无论对占有欲进行怎样的精神分析，没有人否认：占有欲是巨大动机之一——尤其在享有较多权力的人当中更是如此，正如我上面讲到的那样，占有欲是永无止境的动机之一。无论你得到了多少，你还希望得到更多，满足是个你永远实现不了的梦。

虽然占有欲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动机，但它并不是征服饥饿后的一个强大动机，更为强烈的动机乃是竞争。在伊斯兰教史上，王朝一次又一次的遭难，是因为同父异母的子女们常常意见不同，从而导致了内战，赞成了普遍的破坏。现代欧洲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当英国政府极不明智地允许德皇出席斯匹特海德海军检阅式时，出现在德皇脑海里的想法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种，他想的是”我必须拥有一个海军，跟祖母的一样好”。就是他的这个想法造成了一系列的麻烦。如果占有欲总是比竞争欲强烈，那么世界会比现在列充满幸福。但事实上，许多人只要保证把他们的竞争对手彻底击败宁肯面对贫穷，于是就出现了目前的税制。

虚荣心是个有巨大潜力的动机。与孩子们打交道的人都知道，孩子们是如何一边做了一些滑稽动作，一边说着”看我”。”看我”是人心中最基本的欲望，它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从讲粗俗的笑话到追求死后的声望形式各异。有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王公，临终前牧师问他是否有什么需要忏悔的，他说”是的，有一年事。”"有一天皇上和教皇同时到我这里来参观，我领他们登上塔顶观景，我没有利用这个把他俩仍下去的机会，如果我那样做了，一定会获得不朽的声望。”历史没有告诉我们那位牧师是否给这个王公免了罪。虚荣心的问题之一是随着鼓励的增加而增加，越是被别人谈论，越希望被别人谈论。让判了刑的杀人犯阅读一下报上登载的审判他的报告，如果他发现哪家报纸没作充足的报导，他会十分气愤的。报纸报导他的越多，对那些报导他少的报纸他感到气愤。政治家和文人就是这样。他们越出名，剪报机构觉得越难满足他们。在人类生活阶段，从三岁幼童到皱一皱眉世界就得抖一抖的君主，要夸大虚荣心的影响不太可能，人类犯了个大不敬的错误，认为神灵敢有同样的欲望，想象神灵也渴望得到不断的歌颂。

虽然我们谈到的动机影响很大，但权力欲的影响更大。如同虚荣心，权力欲也无法得到满足。简直可以这样说；只有无限权力才能使它满足。由于精力充沛的人特别容易染上这一恶习，权力欲的偶然被实现与人们希望得到权力的欲望不成比例。的确，重要人物生活中最强烈的动机就是权力欲，体验到权力后便增加了人的权力欲，无论是小小的芝麻官还是至尊的当权者都是如此，在1914年以前那段幸福的日子里，家境富裕的太太们能雇用一帮仆人，行使权力的快乐与年龄俱增。同样，在任何独裁社会制度里，当掌权者享受到权力给他带来的快乐后，他变得更加专横拔扈了。由于对人的权力表现在能迫使人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上，那么受权力欲影响的人往往易于给人造成痛苦而让人快乐。如果你有正当理由向上司请假不上班，拒绝比同意更能满足他的权力欲。如果你申请建一座楼房，很显然，说”不行”比说”行”更能使那个小负责人得到快乐。就是这类事情使权力欲变成了一个危险的动机。权力欲也有它符合需要的方面。我认为：寻求知识主要受权力欲的影响，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受它的影响，在政治方面，改革者可能和暴君有同样强的权力欲。把权力欲完全当成一个动机是十分错误的，这个动机是引导你去做有益的事情还是去做有害的事情，取决于社会制度，取决于你的能力。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其他动机。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比不上我们谈过的动机那样重要，但仍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其一是寻求刺激。人在感受厌烦方面表现得优于牲畜，但当我观察动物园里的猿时，有时我也想猿可能也有厌倦情感的萌芽吧。无论怎样，实验证明摆脱厌倦几乎是所有人的强烈愿望之一。

当白人开始与某个未受破坏的野蛮民族接触时，他们从送基督教福音书到送南瓜馅饼，主动给野人各种好处。虽然我们可能表示遗憾，然而许多野人却冷冷地接受这一切。在我们带去的这些礼物中野人真正看重的是那令人陶醉的酒，酒使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了片刻的幻觉，觉得活着比死了强。

印第安人，当他们还未受到白人影响时，不像我们平静地吸烟斗，而是发狂地猛吸直至隐入昏厥。当尼古丁的刺激不起作家时，一位爱国演说者就煽动他们去攻击邻近的一个部落，这样会使他们获得我们（根据我们的不同性格）看赛马或参加大选所得到的一切乐趣。

我认为：和原始印第安部落一样，当战争爆发时，文明人出于寻求刺激而鼓掌欢呼，那种情绪和观看一切足球比赛时的情绪一模一样，虽然有时结果有些严重。

找出寻求刺激的根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倾向于认为我们目前的心理构成只停留在人靠狩猎为生的那个阶段上。一个男人花整整一天的时间，拿着非常原始的武器跟踪一头鹿，希望美餐一顿。在一天结束之时，胜利地将死鹿拖进他的洞里，然后他疲惫不堪地、心满意足地坐下来，由他的妻子收拾鹿、炖鹿肉。他困得要命，骨头发酸，炖鹿肉的香味充进他意识中的每个角落。饱餐后他便呼呼大睡。在这种生活里面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感到厌倦。但当他开始从事农业，让妻子干田里一切重活时，他就有时间去考虑人生的虚荣、去创造神话和哲学体系，梦想来世他能不断地捕猎天堂的野猪。

我们的心事构成只适于干非常重的体力劳动的生活，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经常徒步旅行度假，一天要步行25英里，到了晚上我就不需要用什么去摆脱厌倦，因为坐着的快乐就足够了。但是现代生活不能靠这种消耗体力的原则进行，许多工作都需要坐着干，大多数体力活也只需运用几块专门肌肉而已。成群成群的伦敦人聚集在特拉法加广场欢呼政府决定让他们去送死的声明，如果那天他们步行25英里，他们就不会那样喊了。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也许它不合需要–用步行医治好战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必须找出其他既能发泄未用上的、能产生刺激欲的体验又无危害的途径来。

对于这种事情道德家和社会改革者们考虑得极少，社会改革者们认为他们有更为严重的事情要考虑，而另一方面，道德家们则对一切允许人们发泄刺激欲的事情的严重性产生极大兴趣。在他们脑子里，严重性就是犯罪的严重性。如果我们没听错的话，舞厅、电影院，我们这个时代的爵士乐统统都是通往地狱的途径，因此我们最好坐在家里反思自己的罪过。我觉得自己不能完全同意发出这样警告的人的意见。魔鬼有多种形式，有的企图欺骗青年，有的企图欺骗老年人和严肃的人，假如魔鬼能引诱青年寻欢作乐，有没有可能这个魔鬼还能劝说老年人去谴责青年享乐的呢？有没有可能受谴责是一种适合老年人的刺激呢？有没有可能有那么一种药–像鸦片–必须不断地，大剂量地吃，以此产生所需要的效果来？是不是恐怕有人从谴责电影院的邪恶开始；引导我们一步一步地去谴责对立政党、意大利佬、南欧佬、亚洲佬，总之，除了本俱乐部成员之外的所有人呢？当这种谴责广泛传播之时，战争便爆发了。我从未听说过哪场战争是由舞厅引起的。

寻求刺激的严重性在于它的许多种形式具有危害性。其有害性表现在那些不能控制自己饮酒、赌博的人身上。当寻求刺激以聚众斗殴的形式出现时，它是有害的。总之，当寻求刺激导致战争时，它是有害的。除非有既无危害又能发泄人的刺激欲的现成途径，否则人的刺激欲太强可能用有害的方式发泄。目前既无危害又能发泄人的追求刺激欲的途径有运动、还有政治（只要在宪法之内），但是这些还不够，尤其是最能产生刺激的那种政治，它也最能产生危害。

文明生活已经变得太平淡了，如果要保持社会稳定，必须给人们提供一种满足冲动的途径，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从打猎中获得的、毫无危害的满足冲动的方式。在人少兔多的澳大利亚，我看到全国的老百姓用原始的方式熟练地屠杀成千上万只兔子以此来满足他们那种原始冲动。但是在人多兔少的伦敦或美国，必须找出其他满足人们原始冲动的途径来。我认为每个大城市都应设人造瀑布以供人们乘坐不结实的木舟往下滑，还应设充满机械鲨鱼的浴池，只要发现有谁提倡打防御战，就罚他一天与可怕的怪物呆两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