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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鲁迅在三味书屋念书时的情况，有一件事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那就是，鲁迅有一位名叫周寿恒的同学，当年表现出来的聪明程度和记忆力，远在在鲁迅之上。周建人回忆说：“我大哥读几遍能背出来四十行，他却能背出八十行。”他们的老师寿镜吾先生，也曾一再称赞周寿恒是难得的天才。但是，后来两个人的成就，有天壤云泥之别。鲁迅成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大文豪，而周寿恒却一事无成。

鲁迅当然是三味书屋的优秀学生。他的同学周梅卿（也是鲁迅的从叔）回忆道：“三味书屋读书，到了年底要背出一年里所教过的书。鲁迅年底在家里复习了几天，将一年里读过的书，在老师面前一放，能将一年所学过的书，一次就背将出来。对课本上，也都是老师奖励的红圈圈。”寿镜吾的次子、曾经代父执教做过鲁迅他们老师、日后中了慈禧听政时期朝元（恩科状元）的寿洙邻，也说过：“镜悟公执教虽严，对于鲁迅，从未加以苛责，每称其聪颖过人，品格高贵，自是读书世家子弟。”他说鲁迅和他弟弟周作人，“两人都是塾中的高材生”。

周寿恒能在读书上比鲁迅有更出色的表现，不难想见，他的天资禀赋是多么地优异。

探讨人生成败，具体地说，探讨生活环境、教育经历、性格志趣等对于一个人能否成才的影响，鲁迅和周寿恒，是一个绝好的参照组。

张能耿先生在《鲁迅亲友寻访录》书的《福彭桥周家的两位高材生》一节，对此进行了分析，分析包括主观努力、家庭教育、性格爱好等方面。貌似全面，但我认为，对于真正关心教育、成才问题的人们而言，参考价值并不大。

主观努力，当然是人生成功的必要条件。古今中外，每一个成功者，都是通过努力达到目的，实现理想的。鲁迅的成功，跟他一系列的努力密不可分：在三味书屋时认真读古书，学习诗词、绘画，搜集家乡先贤的文献著作；在南京水师学堂、南京矿路学堂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外语能力；在日本留学期间，学习日语，学习医学，跟章太炎学《说文解字》，阅读各国文学作品，筹办文艺杂志，从事翻译工作，撰写关于文艺的学术论文；在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时，搜集、研究古代造像碑刻，研究小说史，在钱玄同等人的催促下开始白话小说的创作……在绍兴，在东京，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在上海，五十余年的人生，鲁迅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努力。

但是，我们很难说，凡是不成功的人，都是不努力的。比如，我们很难说，闰土、阿Q都是不努力的。闰土终日吹着海风，在海边种地，生儿育女，作为农民，应该说是努力的。但是，“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见到儿时以哥弟称呼的作家，恭敬、分明地叫起了“老爷”。阿Q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追求爱情（跟吴妈说“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要求革命（听见革命消息，他激动兴奋，看见赵家遭抢，他并未像小D那样拔腿逃跑），也是够努力的。跟鲁迅家境相当、同门求学的周寿恒，学习骑马技术，拉二胡，演戏，据说能演各种角色，可见也不是一天到晚无所事事之人。周建人说：“周寿恒也许是太聪明了，他觉得（读书）没有花力气的必要，所以他不喜欢读书，更没有看见过他写字。”这样的回忆，是不太可靠的，像是成败论英雄的一种事后阐释，猜测成分很大。

家庭教育，当然是人生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

但是，古往今来，有巨大成就者，常常是异数。有家学渊源者，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他们的成功，跟家庭教育可以没有同向、直接的关系。例如，孔子，父亲是武士，他却走了从事文化教育、宣扬礼仪的道路；李白，家族、父亲可能都是经商的，他却成了伟大诗人；纳兰容若，出生于富贵权臣之家，他却成了多愁善良、哀感顽艳的词人，跟他仗势欺人的兄长截然不同。

鲁迅成为文豪，可以说跟他的家族有一定的关系，他祖父周福清，进士出身，做过翰林，是一个有一定文学修养的旧式文人。但是，鲁迅日后成为文学家，家族的影响实在是相当有限的。因为父亲去世早，鲁迅少年时代即承担起支撑家门的重担，许多事情均需自作主张，进新式学堂，学采矿，学医，用白话文写作，都是鲁迅的父辈、祖辈在天之灵所意料不到的。鲁迅的成功，与其说得益于家庭教育，不如说得益于家道中落。家道中落，使他“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而这，是大大有助于他的文学事业的。

《福彭桥周家的两位高材生》中有这样几句话：“家里人希望周寿恒学钱业，曾送他到一家钱庄学生意，结果是学不进。总之是他不喜欢的不想做，他喜欢的又不让他做，也就成为无事可做，于是成了吃吃玩玩的‘嬉客大少爷’。”这个总结，失之简单武断。一点儿家庭的期望与安排都不敢、不能违背，他的无所成就，是不能归咎于家庭的，得从自身找原因。他太缺乏反抗精神了。鲁迅结束私塾生涯之后，不是去考秀才举人进士，走科举正路，而是学洋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当时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是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呐喊自序》）。由此可见，鲁迅具有叛逆的勇气。

周寿恒的家庭，实际上跟鲁迅有一定的相似性。

两家不但门第相当，交情也不错。周寿恒的祖父，虽然不曾中过进士，做过翰林，但是在道光甲午科乡试中考了前五名，是个举人，享有“经魁”的美誉。再者，周寿恒的父亲周慰农，在周氏家族中，是鲁迅父亲最好的朋友。

家庭教育，不是万能的，周氏三兄弟不同的人生道路，也不失为例证。鲁迅（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兄弟仨，两个成了文学家，一个成了生物学家；成为文学家的两个，一个以硬骨头著称，被誉为“民族魂”，一个做过异族入侵者的帮手，被称为汉奸。

性格志趣的影响要大些，直接些。

不过，我总觉得，鲁迅从小喜欢听长妈妈讲民间故事，喜欢看地方戏，喜欢收集各种绘本图书，这些事情，多少有些被过度叙述了，有为果寻因之嫌。因为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所以，尽量搜集他早年跟文学相关的事迹。这样的叙述者，包括鲁迅本人。作为著名作家，为自己的文集作序，接受报刊采访，当然会多谈跟文学有关的事情。而周寿恒，因为他不是名人，对他的介绍叙述本来就少；加上他没有在文学上做出成绩，自然更没有必要挖掘他接受文学熏陶、爱好文学的事迹。其实，即使是有限的知情者的口述，也可以看出，周寿恒是喜欢文艺的。喜欢拉二胡，混戏班子，扮演各种角色，都是。这一点上，鲁迅跟他差不多。

如果说，周寿恒有太多玩物丧志的嗜好，使他终于不能成为文学家。这种说法，明末清初著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的著名散文家张岱，是不会答应的。张岱自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自为墓志铭》）。周寿恒的嗜好，肯定不如张岱多。

另外，鲁迅也不是一个没有嗜好、情趣寡淡之人。据周建人说，鲁迅早年除了爱绘画，还爱种花，爱养鱼。后来，鲁迅爱吃辣椒，爱抽烟，爱吃零食，爱看电影，爱搜罗古代造像、碑帖、外国版画，兴趣相当广泛。

张能耿先生指出，鲁迅跟周寿恒爱好上的不同之处是：鲁迅不赌博，不嗜酒。赌博、嗜酒，都不是好事，必须加以批判，这当然是传统教育的套路。但是，赌博、饮酒，跟文学之间不但不是绝缘的，有时候还会有促进作用。杜甫曾经在长安客舍豪赌过，唐宋诗人词人几乎没有不爱饮酒的。伟大诗人李白嗜酒如命，人所共知。从《阿Q正传》关于迎神赛会的场景描述看，鲁迅未必不懂赌博；从生前亲友的回忆看，鲁迅也是常常饮酒的。懂赌博，会饮酒，对鲁迅的文学创作是有好处的。不会饮酒的鲁迅，大概写不出《在酒楼上》这样的小说。

上述几节文字，不是为了否定他人的分析和总结，而是想要说明：影响人生成败的因素，个人努力、家庭教育和性格爱好等方面，固然都有份，但一定还有比这些更重要、更直接的东西。

三样东西：理想、勇气、韧劲。

具体地说，是高远的理想，敢于叛逆的勇气，甘于寂寞的韧劲。换言之，外在的原因，不如内在的原因重要。

鲁迅的身上，这三点都表现得非常明显。进洋务学堂，应该是想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学医是为了治病救人，学过开船、采矿、医学之后，转而从事文艺翻译和创作，介绍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到中国，矢志不渝地批判封建礼教与麻木愚昧的国民性，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支持民族救亡运动，他是要走文艺救国的道路。可见，鲁迅一直是有理想之人。进洋务学堂，加入光复会，差一点成为杀手，不专心致志写更能传之久远的小说，而花大量时间写作投枪匕首式的杂文，说明鲁迅有足够的叛逆的勇气；搜集绘本图书，搜集家乡先贤著作诗文，抄录古碑文，整理古代小说，这些工作，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非同寻常的耐心和韧劲。这几点特质，都不是常人所能具备的。绝大多数人不具备，周寿恒也不具备，但鲁迅具备。

鲁迅的名文《故乡》，结尾是这样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就路的形成而言，是这样的。但对于一个人来说，能否走出一条独一无二的道路，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通向远方的目标，敢不敢踏进荆棘丛的勇气，柳暗峰回时有没有继续前行的韧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