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怀特·劳(Dwight Law)之所以来到亚洲,并不是因为向往东方文化。这一切完全是机缘巧合。

到亚洲去

劳在美国读完本科所花的时间比预想中的要长。1993年,他马上就要从加州州立理工大学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分校(California Polytechnic State University San Luis Obispo)拿到景观设计学位,就在这时,计划中的海外研究之行由于南美政治动荡而意外取消。于是,劳延期毕业,并于次年得到了出国研究的机会,这一次的目的地是另外一个地方:亚洲。“我从来没有打算要留下来。”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

然而,劳最后在去留问题上改变了主意。来自堪萨斯的他在新加坡找了一份工作,就职于美国景观建筑设计公司贝尔高林(Belt Collins)。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998年,他被公司裁员,这成为了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劳尝试创业,在新加坡这个东南亚的金融中心与人联合创办了一家公司。三年里,有30名景观设计师加盟。“业务源源不断地找上门来,”因为那些在亚洲经济阵痛中陷入困境的竞争对手都已纷纷倒闭。劳的成功使他获得了香港商人罗康瑞的关注。当时,罗康瑞的主要身份是水泥供应商,而非高档物业开发商,他正在上海推出一个富有历史风情的夜生活项目——新天地。很多人都认为这个项目不对路数,因为在那个时候,将资金投入密集的住宅楼才是最容易赚钱的。如今,新天地已成为上海的城市地标,日均客流量能够上万。罗康瑞由此一跃成为了亿万富豪,在2015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中排名第1118位,其财富估计为17亿美元。由于劳参与了新天地的景观设计工作,罗康瑞后来为他提供了更多在中国的项目。这促使劳作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搬到上海。

这标志着他在中国的事业出现了第一次令人羡慕的转折:亚洲顶级富豪麾下的企业开始不停地向他伸出橄榄枝。除了效力于罗康瑞,他在上海为马来西亚亿万富豪郭鹤年的嘉里建设(Kerry Properties)完成了四个项目,还为引领潮流的SOHO中国(北京亿万富豪张欣和潘石屹麾下的企业)完成了同城的另一商业项目。除此之外,他还为香港亿万富豪吴光正的马哥孛罗酒店连锁提供过服务。频频效力于商界精英的经验也帮助他从上海政府获得了几个备受瞩目的项目,包括重新设计徐家汇天主教堂花园,以及在流氓大亨杜月笙旧宅前修建的东湖公园。

在中国名利双收

美国建筑师本·伍德(Ben Wood)经常与劳合作,他指出,“无论是为上海这座繁华大都市设计宏大的公共场所,还是在中国乡村地区的深山竹林里打造一处度假胜地,劳都得心应手。”伍德表示,他们两人很幸运地“在中国这个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城市化的国家里走上了名利双收的康庄大道。”

伍德并没有夸张。中国有13亿人口,其中大约有半数居民居住在城市。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刚开始推行经济改革之时,这一比例还只有20%。数亿人的人口流动不仅造就了房价高企,还要求业主、开发商和中国公众对都市化和建筑作出新的思考,这反过来又为劳创造了机会。

劳在三楼的一间办公室里经营着他的中国公司——地茂景观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Design Land Collaborative,又名DLC Design),楼下就是他在中国挣到第一桶金的地方——新天地。他坐在办公桌边,桌上到处都是手绘草图。

几排书架勾勒出了他的办公空间,书架顶上摆着模型飞机。从书架上的藏书中可以看出,他对航空很感兴趣。这些暴露个人兴趣的书籍也占据了他的办公桌,比如:《飞行的艺术》(The Art of Flying)、《空难》(Air Crashes)和《杀戮地带》(Killing Zone)。

你可能会纳闷他哪有时间看书。他一周工作七天,并且对景观设计迸发出巨大的热情。“人们以为景观设计仅仅局限于园艺,我讨厌这种看法。”他咆哮道。中国人之所以将景观设计与园艺联系到一起,原因之一是“景观设计”(landscape architecture)在中文当中有时候会被翻译为“园林建筑”。上海书城是全市最大的书店,但是里面却没有景观设计书籍的专区。只是在涵括更广的“景观建筑”区里零零星星地放着几本相关书籍。此外,景观设计在中国历来与园林有关,因为这个国家拥有一些世界上最著名的精美园林。比如,在苏州就有几处中国皇家园林,曾经令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叹为观止。如今,它们依然是旅游业的中流砥柱。

相比之下,上海则历来是外国商业和住宅楼盘设计师大展拳脚的地方。在历史悠久的外滩沿线,由巴马丹拿(Palmer and Turner)等经久不衰的企业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设计的建筑依然屹立不倒。中国所有类型的设计——无论是建筑设计、室内设计,还是产品设计,都在解放后那段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期没落了。

机会刚刚好

中国的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拉开了序幕。当时,劳正在攻读大学。他的父亲是堪萨斯州立大学(Kansas State University)建筑规划与设计学院的院长。最初,劳并不打算走上子承父业的道路。“我性格很独立。”他说。他花了两年时间在父亲的学校读本科,但是中途辍学了。 “我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堪萨斯州的曼哈顿市。我尝试了宿舍生活,但是我妈在不知不觉中把我安排到了安静的自习楼。”

这条路并不适合劳,随后他搬回了家里。他曾经在洛杉矶找了一份浇筑水泥的工作,“试图找到自己的方向。”两年后,他重新走上了父亲的事业道路——景观设计。然后,劳继续完成了他在加州州立理工大学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分校的学业,最终拿到了学位,并在新加坡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当劳在2001年搬到上海时,这座城市几乎没有任何专业的景观设计师,这给劳在市场上留下了空间。他开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罗康瑞的新天地后续项目——西湖天地,位于杭州。在那里,他与美国建筑师伍德展开了密切合作。(伍德也曾与罗康瑞联手,将新天地源于历史灵感的设计带到了中国。)以此为开端,劳和伍德在中国展开了十年半的密切协作。

对于新天地的第一个后续项目,伍德和劳提出的设计方案是,将建筑与公园里的折叠玻璃檐篷融合起来。天气暖和时,将檐篷打开,反之亦然。“这一设计理念是,通过这些玻璃檐篷来实现公园室内和室外的互动,”劳说, “它的作用是给空间使用者以透明感,同时扩展空间,使之全年都可以使用。”这样的设计方案促使瑞安集团又投资了另外几个“天地”项目,包括位于佛山的岭南天地。

据劳回忆,虽然来自瑞安集团的业务为他们开拓中国市场提供了帮助,但是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开端。让客户以更加开放的思维来看待外部空间的安排,并不总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任务。“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有些客户不想种植树木,因为树木会遮挡房屋的立面,”他说,“比如官员和客户们会说,‘中国人不喝咖啡。为什么你要坐在外面喝咖啡?’”他说,“于是,你就必须做一些思想工作。”另外一个障碍是:人们依然喜欢室外空间有限的大建筑。劳指出,许多客户“认为空间大就是好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大空间是可怕的。大空间是空洞的。它冰冷而生硬。”不过,他指出,随着时代变化,人们的品味也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的客户开始欣赏景观设计,认为它对于一个项目来说是“一种经济实惠的增值方式”。劳说,如今,“我最大的挑战是与不常旅行的人合作,这些人从来没有去世界各地走动过,没有看过其他地方的人是怎么工作和互动的。”

即使客户经常旅行,而且思维开阔,劳的许多演示依然包括外国项目的图表和图片,这些项目在街边的树木映衬下拔地而起。其中包括花盆夹道、层次分明的意大利庭院,甚至还有迈阿密的林肯路(Lincoln Road)。 “对于我们来说,设计的关键要素是自然环境,而不是打造花哨的构形。”

劳指出,他的设计和成功有一大要素,那就是,将不同的室外区域联系在一起的连接空间。“我们试图创造一种景观,让一切通过空间连接在一起,你可以将其解构,但是它依然是一个整体的项目。”他表示,典型的范例是郭鹤年的嘉里中心(Kerry Center)和上海的浦东嘉里城,两者都是他的手笔。

虽然劳现在生意红火,但是来自当地的竞争也日益强大。他自己的办公室雇员几乎全都是中国的建筑师,他们大多来自上海的名校同济大学。

劳还没有失去年轻时的独立血性。他特别指出,要想在中国取得长远成功,这就意味着你必须避免抄袭别人的作品。“我觉得,远离潮流就是一种潮流,”他说,“你可以在不知不觉中,以不时髦的方式设计出‘时髦’的作品。”


译 彭月明 校 李其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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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福布斯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