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欺骗他人的代价并不是很重，因为诸如假学历这样的事件，和其他的假冒伪劣大不一样，不会伤他人身，也不会致他人命，而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确实不存在可以证明的、有因果关系的实质性损害，也不存在第三方受害人，只是当事人自己的掩耳盗铃。

对于一个以信誉谋生的职业经理人而言，学历造假产生的毁誉后果，对自己的伤害的远远超过任何其他人。

“学历门”

商界的学历造假，唐骏不是第一个，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过程何其相似，匿名信引来民间调查，水落石出之际，当事人果然只穿了“皇帝的新衣”。那么，接下来呢?——一切戛然而止，没有了。

究其原因，假学历实在和其他的假冒伪劣大不一样，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不存在可以证明的、有因果关系的实质性损害，也不存在第三方受害人，只是当事人自己的掩耳盗铃。所以，热热闹闹的口诛笔伐，除了证明当事人诚信不足品行不端外，并没有其他的延伸空间。打假过程成了悬念的全部，至于结果，取决于社会的容忍度和当事人的危机公关。

唐骏的“学历门”本来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他的履历和盛大公司的美国上市文件绑定在了一起，从理论上说，如果真的存在虚假陈述，也就有了法律上的可诉空间。可惜这只是理论上的假设，姑且不说最终生效的招股说明书上，唐骏的学历经过修改后，只是简单表述成“在美国、日本和中国分别获得了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退一万步说，就算最后保留了假学历，那也只不过长达百余页的招股书上一个微乎其微的细节，根本够不上美国相关法律中对于“重大信息”的要求。

方舟子的这一轮打假，将唐骏的“知名度”推向了新的峰值。面对危机，唐骏选择惜字如金，原来顶着“打工皇帝”光环的职业经理人，关键时刻秉承的也是“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接下来呢?似乎一切又要回到老路上，奔着戛然而止的方向去了。表面的风平浪静下，其实暗流涌动，那是一个与时间的赌约，一切皆有可能。当然，基于最根本的道德与诚信原则，人们愿意相信因果有报，失信的代价终会以各种方式，在长远的未来一一显现，回复到一个健康社会应有的规则和秩序。

“擦边球”

盛大网络在美国正式上市是2004年5月13日，距离唐骏出任新总裁只有3个月。3个月之前的2月9日，唐骏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华丽转身，结束了10年的微软生涯，转投盛大旗下。接下来的4月2日，盛大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简称SEC)提交了第一份注册申请书。

这份长达百余页的文件中，对公司管理层的介绍大概占了3页，15名高管和董事会成员的排序，第一位是陈天桥，第二位就是唐骏，陈天桥的弟弟陈大年和妻子雒芊芊位分别排在第三和第四。15个人里，唐骏的履历篇幅最长，包括他的微软从业经历、所获荣誉和学历。学历部分是这样写的：“唐骏拥有美国西太平洋大学电气工程博士学位和日本名古屋大学电子博士学位，日本名古屋大学的电子硕士学位，以及北京邮电大学的物理学士学位。”

虽然已经是6年前的旧事，但是在SEC的官方网站上，输入简单的关键词，依旧可以查阅盛大提交的全部上市文件。除了与已经公开上市的公司合并外，向SEC提交注册申请书是公司在美国上市的必经程序。注册申请书涵盖公司介绍、商业运营、金融地位、运营结果、管理团队和资本结构等各方面内容。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和程序规范，SEC会在公司首次提出申请书后的30天内完成初步审查，签发意见信，详细指出其中披露不足的信息以及在披露时已经通过的信息，公司必须做出回复。公司也可以自行对披露内容进行修改，同时提交补充的注册申请书，SEC会继续审查并且可能向公司提出更多的评论或问题。这个过程可以重复多次，直到SEC认为申请书符合完全及公平披露的要求，而且，这个过程中的所有文件修改记录，全部归档并公开。

从4月2日到最终上市的5月13日，盛大的注册申请书同样经过了多次修改。唐骏履历的变化，发生在首次提交申请书的18天之后，4月20日。他在的从业经历与所获荣誉并无变化，还增加了一条个人创业，“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创办了一间名为INTERTEX的软件公司”。唯独学历描述大幅缩减，变成“在美国、日本和中国分别获得了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但其余14名高管的学历，包括陈天桥，都没有更改，保留了对毕业院校和所获学位的清晰说明。这也意味着，这次学历修改，并非是针对全体高管的格式变化，仅仅只是唐骏的个人问题。

按照行业惯例，注册申请书中公司高管的履历，一般由个人提供，准备上市文件的律所只负责做必要的核实，比如查看学位证书原件，至于颁发证书的学校是否具备相应的资质，根据资深从业者的回忆。“在2007年之前，美国SEC对此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只要证书真的存在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在盛大上市的2004年，把西太平洋大学博士这样的学历写在申请书里，也没太大问题。现在看，问题显然是出在名古屋大学博士这一条，唐骏在日本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

4月20日之后，唐骏的履历再无变化，在5月12日的招股说明书里也一样。最终确定的注册申请书中，有一个部分是承销商为预期投资者所做的相关描述，这个部分将作为初步的招股说明书，在公司股票公开发行的时候，分发给有意向购买股票的投资者。初步招股说明书将确认首次公开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s，简称IPO)将要售出的股份数额以及预期的价格范围，但是不包括最终定价信息。注册申请书将在交易完成日开始生效，对盛大来说，就是5月13日。这也意味着，最终生效的文件中，唐骏的学历描述，实在构不成“虚假陈述”，顶多算个“擦边球”，不管他在后来的自传里如何表述，至少，在具备法律效率的文件面前，他选择了“相对诚实”。

过与罚

问题来了，这种“擦边球”式的“相对诚实”，到底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理性的投资者，面对一份长达上百页的招股说明书，会仅仅因为15个高管中某一人的学历来决定投资与否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上海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罗培新很肯定地对本刊分析说：“具体在盛大个案中，唐骏的学历并不是足以影响理性投资者做出判断的实质性信息。”他认为，“不同行业领域，重要性的标准是不同的，学历问题，在学术系统和行政系统中很重要，但对上市公司来说，运营和市场业绩显然更重要”。相应的，根据美国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必须披露的管理层信息中，最重要的是“管理层的商事专业知识与声誉的相关信息”，但SEC在这方面的规定并不是十分广泛，仅仅要求对管理层前5年的专业经验做一个简短叙述，包括这期间的主要职业和受雇情况，公司名称和主要业务。管理层的履历里也能看出这样的重要性排序，以职业经历开始，学历放在最后。

退一步说，假如唐骏的学历并没有做出修正，真的在“名古屋大学博士”问题上撒了谎，又会如何?答案其实还是一样。因为学历、诚信与能力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可以质疑唐骏的诚信来怀疑他作为高管的能力，但这种质疑并不会必然成立。作为投资者，如果一定要揪住假学历的诚信问题来起诉，那么必须找出证据来证明现实的损害，具体到盛大个案，这种损害显然无法证明。虽然有网络消息说，国外有律所在寻找盛大的持股者参与集体诉讼，但专业的法律研究者们显然并不看好，“不过是个热闹”。

如果盛大上市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国内，情况又会如何?首先，中国证监会只会公布最终的生效文件，根本无法得知唐骏履历的最初模样;其次，就算他的履历同样也没有更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也未见得属于“对重大事件做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罗培新教授告诉本刊，在他的研究中，并没有听说过国内任何上市公司因为高管学历问题而被起诉的例子，他倒是听说过另一件事情。“大概2005年，有个上海股民因为招股书上弄错了一个公司高管的性别，把女的写成了男的，到法院提起诉讼，结果法院根本没有立案。”更麻烦的是，这个司法解释还规定，投资人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前提，必须是虚假陈述行为人已经受到了证监会或者其他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或者被法院认定有罪、做出了刑事判决。

所以，就算把盛大的上市文件都翻出来，唐骏的学历造假，在法律层面的“罪与罚”，还是更像个伪问题，形式大于内容，只能承载情绪，没有实际惩戒。不过，这些文件的价值在于，它们清晰地传递出了另一个信息——早在方舟子打假的6年之前，唐骏的学历问题，在盛大的高管内部已经初露端倪。

虚与实

假如盛大真的因为招股书上的高管履历问题被诉，而且败诉，导致必须支付大笔赔偿，是否可以向唐骏追偿?这次答案是肯定，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高管对于公司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如果赔偿的确是由假学历造成，那么始作俑者难辞其咎。只不过，这一切都是空对空的假设。而且很难说，盛大对于唐骏的学历问题完全不知情。很简单，唐骏受聘于盛大之后填写的履历表，学历一栏中究竟是什么内容，外人不得而知，但盛大的高管们显然很清楚;而上市文件的修改，高管们同样应该心中有数。只不过，盛大选择的是沉默。

陈天桥看中唐骏，并不因为他的学历，而是他的微软从业经历。“作为跨国公司的中国公司总裁，唐骏做过技术、销售，还管过市场，这正是盛大所需要的，正好跟公司起到互补作用。如果今天盛大需要一个技术强的总裁，我也会请一个技术天才担任总裁职务。”陈天桥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解释，他还说：“我觉得唐骏和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对工作都很有激情，都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盛大给出的条件也很慷慨，“高薪+期权”，薪酬自然是秘密，不过266万股期权的收益，完全可以计算出来。

唐骏自己显然也很清楚这一点，2008年离开盛大后，他对于盛大4年最得意的回忆，就是3次华尔街之行。2004、2006和2007年，原因各不相同，第一次是盛大要上市，第二次是去解释盛大为什么从网游收费模式转为免费模式，第三次是面对网游业的激烈竞争，去宣传盛大的独特和创新。路演的成功当然绝非一人之力，但对于盛大这样的家族企业来说，微软从业10年、有着中国区总裁头衔的唐骏，的确是一张很好的名片。

或许正因为如此，2004年2月9日，唐骏加盟盛大的新闻发布会上，才会出现特别的一幕，时任微软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CEO陈永正到场，当陈天桥为唐骏颁发了总裁聘书后，陈永正又为唐骏颁发了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名誉总裁的荣誉证书“Honorary President of Microsoft China Co. Ltd”。微软这种好合好散，极具君子之风。只是这个没有任何实质作用的“荣誉总裁”，几经传播，再见诸媒体，居然就变成了“终身荣誉总裁”。看来，微软缺少了唐骏也没什么，倒是唐骏一辈子需要微软的光环。

盛大与唐骏的第一份合约只有1年，期满之际，有各种传言说唐骏要跳槽，但唐骏自己说，3年之内不会离开。果然，唐骏2008年离开盛大，刚是3年之后。这又带来了另一种假设，假如唐骏并没有跳槽，还在盛大，面对假学历风波，虽然盛大并没有被起诉，但声誉显然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时候，假如唐骏并不愿意主动引咎辞职，盛大公司是否可以要求唐骏辞职?答案取决于双方的合约细则，如果万一合约中并没有针对诚信问题的条款，很遗憾，公司无权强行解聘，或者解聘也可以——支付大笔赔偿。

不过，现在的盛大显然不需要再担心这个问题，烫手的山芋如今握在新华都手里。2008年4月15日，通过另一场高调的新闻发布会，新华都董事长陈发树给了唐骏一份“无限期”的聘书，而前任老板陈天桥也派代表到场宣读贺信，称赞他是职业经理人的典范。这样的好合好散后，唐骏“学历门”对于企业声誉的影响，自然转嫁到了新华都的身上。

“知名度”

其实，就算传说中新华都支付给唐骏的10亿元“转会费”并不存在，职业经理人唐骏自己也早就身家不菲，仅仅盛大4年，266万股的期权收益早已过4亿元，足以支撑唐骏“出身不贵族，心态很贵族”的底气。

新华都是一家民营企业，旗下有购物广场、酒店、工程、矿业、信息科技、旅游、矿业等业务，拥有香港H股公司紫金矿业以及福建武夷山旅游发展股份公司等。新华都董事长陈发树早年在厦门开日杂店起家，因其持有的紫金矿业股份大幅增值而成福建首富，2007年度以199.3亿元资产位居《福布斯》内地富豪榜第16名。从微软到盛大再到新华都，唐骏的新东家，知名度一个比一个低，但开出的薪酬，倒是一个比一个高。到底是上坡还是下坡，难以定论。

可以肯定的是，个人财富滚雪球般的增长，依旧无法满足唐骏很“贵族”的内心，尤其是离开盛大之后，自我彰显的名利心，开始以夸张的方式呈现出来。唐骏的第一本自传《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出版于2008年9月。在这样一个功利阅读的畅销书时代，唐骏的故事当然充满卖点，这本自传面市仅3个月，就开始二次印刷。销量说明了一切，跟风的出版社一拥而上，各类唐骏的传记相继出炉。“打工皇帝”唐骏，成为“成功学”的新偶像。

《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第一版里，出现了唐骏获得了加州理工大学博士的说法。2009年1月的第二次印刷，这个部分被删去。针对方舟子的打假，中信出版社发布勘误声明，揽下这个过错，承认是后期制作失误，保留了唐骏注明要删除的部分。只不过，加州理工大学博士的说法，实在不是这本书的首创，北邮校长就曾经在公开场合这样介绍唐骏，那个时候，唐骏并未勘误。现在，面对方舟子的指责，唐骏还搬出了另一种解释，他之所以在自传中不提起西太平洋大学，是因为知道这个学校不好。这真是有些讽刺，原来“心态很贵族”终究还是不够的，“出身很贵族”，才是潜意识的归宿。

其实，学历只不过是方舟子对唐骏打假的起点，他随后更详细圈点出了这本自传中的其他内容，比如唐骏自述的几项发明，比如唐骏对任教于某大学的回忆。事实已经证明，那些发明在专利登记上都各有其主;至于那段任教经历，也疑点重重。如果买到一个过期的蛋糕，消费者可以退货;可是，买到这样一本信马由缰的自传，消费者只能自认倒霉。起诉出版社?出版社是免责的，他们不需要对于自传的内容负责。起诉作者?那又回到了老问题，诉由是什么?如何证明损害的存在?

唐骏和他的成功学类励志书籍，原本可以成为新华都的一种附加值。结果，打假事件一出，反倒都变成了拖累。随着唐骏的“知名度”达到了新的峰值，新华都的知名度同样也到了一个峰值。问题是，接下来呢?作为一个企业，如何衡量这种“知名度”未来的反作用?只可惜，信誉的反作用并不像股价，可以在开盘后迅速呈现。时间摆在那里，覆没还是翻盘，一切皆成赌局，可为先例的还有吴征等诸君。

新华都旗下港澳电讯员工近日收到了一封来自唐骏的内部邮件，他没有丝毫关于诚信的忏悔，反而是另一种自得：“在过去的一周里，我经受了从未经受的质疑和考验。一个星期的网络大风波从今天开始应该收尾了。……一个小小的20年前的学历问题居然成为中国一周持续的最大新闻，要么就是我太出名，要么就是中国实在没有新闻。”

（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