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大师福莱特强调领导者要有预测能力，因为“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一个时刻处于变化之中的环境，所以决策必须对未来的发展做出预期。决策如果仅仅适用于当前环境的，一般都是二流人物的标志，领导者的任务正是对由眼前到未来的过渡能够做出卓越超凡的理解”。他还说过：“伟大的领导者需要伟大的素质——最精确、最敏锐的领悟力、想象力和洞察力，同时还有勇气和忠诚。”

独上高楼的盛田昭夫

世界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指出：“每当你看见一个成功的企业，必定是有人做出过勇敢的决策。”而勇敢决策的前提是对未来趋势的超前预见和清晰洞察。

一把手要注意训练自己思维的前瞻性。开阔视野，放远眼光，提高自己把握未来趋向的能力、辨别企业方向的能力、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以及在变化无穷的环境中做出战略选择的决策能力。远见卓识并不是先知先觉，而是在公司面临危机之时镇定地、扎实地指明公司的发展方向，确定公司的未来战略目标。

1992年盛田昭夫因中风而退出了索尼的经营决策与管理事务。导致这种悲凉无奈收场的原因，据说是他留给索尼的一笔被业界和媒体认为荒唐透顶的并购案。1989年9月25日，索尼宣布斥资48亿美元，对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及关联公司进行并购。

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股价为每股12美元，而索尼的出价却是每股27美元，很多人包括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都认为盛田昭夫肯定是疯了，并断定盛田昭夫的一意孤行必将把索尼带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确实，以后的现实也验证了专家们的预言，到1994年9月30日，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累计亏损31亿美元，创下了日本公司公布的亏损之最，索尼公司危在旦夕。

但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越来越发现，盛田昭夫巨大“失误”的亏损并购，竟然是他留给索尼最有价值的一笔遗产。当很多人死抱着损益表在斤斤计较眼前经济利益的时候，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盛田的良苦用心。他以企业家特有的眼光洞见了21世纪索尼赖以存活的根基——视听娱乐，并以灵敏的商业直觉深刻地觉察到了好莱坞的知识产权对索尼发展的巨大战略意义。

盛田昭夫以他战略家的超前眼光和企业家的过人胆略，为未来索尼构建了以家庭视听娱乐为中心的从内容、渠道、网络到终端的产业链条和商业体系，回答了50年之后索尼靠什么吃饭、凭什么竞争的问题。

一把手对于未来的不同的洞见决定了企业的生存和命运。

原香港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曾经是比包玉刚出道更早、名气更大的世界级华人船王。对经济趋势的不同判断和应对策略，使两个人的船王地位及家族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大变化。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世界航运业盛极而衰，董浩云没有看清这一形势，被繁荣的假象所迷惑，逆流而上，增加投资，大肆扩张船队，并向日本订购了世界第一大超级邮轮，以巩固他的世界船王地位。

而包玉刚则早在70年代便决定急流勇退，上岸分散经营，从而避免了灭顶之灾。1980年和1985年，包玉刚两次由女婿吴光正成功收购老牌英资“九龙仓”和英资“四大行”之一的“会德丰”，不仅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商战经典，而且完成了战略性的大转移。

20世纪80年代以后，航运业出现了全球性的不景气，董氏家族陷入了几乎全军覆没的困境。此时，董建华临危受命、卧薪尝胆，经过长达8年的大手笔债务重组，在汇丰银行38亿港元贷款和霍英东11亿港元的援助下，董氏集团好不容易才起死回生，董建华也因此在香港商界名声大振。

但是，经此重挫，董氏家族已元气大伤，董浩云与包玉刚的经济地位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包玉刚连年位居香港十大富豪之列，而董建华的“东方海外”总市值约24亿港元，只有包玉刚的一个零头了。

“胆大包天”的王均瑶

一把手要有超凡的勇气和魄力。所谓魄力就是领导者决策的胆略和果断力；就是一针见血地切中问题的要害，相信自己，力排众议，做出大胆和及时的决定；就是在不确定的复杂局面中敢于冒险并承担巨大的压力和责任；同时还包括承认失败和错误的勇气，“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

《聊斋志异》里有个故事：一个叫叶天士的著名中医，在为自己的母亲治病时，因为一味药拍不了板，他知道，这味药如果加对了会治好母亲的病，用错了母亲的病会恶化，甚至有死亡的危险。这时，他犹豫不决地转而询问另外一位中医，那位中医坚决地认为应该加。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要加药时，他毫不避讳地说：“因为治好了叶天士母亲的病，我可以借此名扬天下；万一治不好，反正是别人的妈，不是自己的妈。”

有一位企业家对这个故事深有感触，他说：“企业家是什么？企业家就是把企业当做自己的妈还敢下药治病，而且有能力下对药把母亲的病治好的人。”由此可见，企业领导者的魄力、胆略和勇气是何等的珍贵，又是何等的壮烈！

王均瑶16岁那年离开家乡温州，到长沙市一带经营五金和印刷业务。1989年春节前夕，因为忙于业务他忘记提前买回家的火车票，结果都到小年夜了仍然坐不上火车，他和其他几个同样被困在长沙的老乡只好以高于正常票价两倍的价格包了一辆大巴回家。

坐着又慢又颠的大巴真是不好受，王均瑶随口感叹了一句：“这破车真慢！”这时，旁边的一位老乡挖苦说：“飞机快，你包飞机回家好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均瑶梦想的种子在心中蠢蠢欲动了。春节刚过，王均瑶真的跑起了承包飞机的业务。

要知道，当时不要说包飞机，就是坐飞机也不是谁都能行的，连买机票都需要单位的级别证明！一个小小的打工仔，凭什么包飞机？面对冷嘲热讽，王均瑶丝毫没有放弃，经过长达八九个月的走访、市场调查和跟有关部门沟通，在遭受无数次的拒绝和白眼之后，他终于盖了100多个图章，完成了包机的各项准备工作。

1991年7月28日，随着一架“安24”型民航客机从长沙起飞并平稳降落于温州机场，王均瑶开创了中国民航史私人包机的先河，承包了长沙—温州的航线，并在当年实现赢利20万元。

25岁的王均瑶也在完成个人创举、打破民航历史的同时，为自己赢得了“胆大包天”的个人品牌。之后，他一鼓作气包下全国400多个航班，成立了全国第一家私人包机公司——温州天龙包机有限公司，在中国航空史上写下了特别的一页。

美国《纽约时报》评价：“王均瑶超人的胆识、魄力和中国其他具有开拓与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可以引发中国民营经济的腾飞。”从此，王均瑶相继进入奶制品业、百货业等，经过10年的发展，均瑶集团总资产已达到35亿元。可惜的是，2004年11月，38岁的王均瑶因患肠癌医治无效而英年早逝。（文/宋振杰）